【思想领袖】白宫官员:为低收入区办实事

(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杨杰凯采访报导/秋生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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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1月02日讯】“我在一个社区长大,那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小男孩儿,他们有天赋,聪明,但是他们被迫上了一所不合格的学校,结果就是……”史密斯说。

白宫官员加伦·史密斯(Ja’Ron Smith)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个低收入家庭长大。他父亲以铲雪和铺路谋生,而他母亲在与鸦片类药物上瘾斗争多年后,在加油站工作。

如今,史密斯是川普总统的副助理,他认为自己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们的代言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的人生轨迹,与他本人的截然不同。

在向川普总统提供帮助低收入社区的政策建议方面,史密斯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机会区(opportunity zones,为投资低收入社区提供税收减免)、择校、刑事犯罪司法、警察改革、为“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简称HBCU)增加援助等方面。

本期节目我们将讨论,他如何努力帮助那些长期被忽视的人们。

(注:“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简写为HBCU,根据《1965年美国的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规定,指的是那些在1964年之前建立的黑人学院或大学,以招收非洲裔美国人为主,并且得到了教育部认可的高教机构或协会的认证,目前美国有101所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高中时摔断了腿,意外获得静心学习机会

杨杰凯:加伦·史密斯,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史密斯:谢谢你的邀请。

杨杰凯:加伦,我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上看到你的演讲,感到很有趣,你说的一些话,让我想起了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记得你说过你摔断了腿,这给了你思考人生的机会等等。我膝盖的前交叉韧带也受过伤,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也真的有了机会思考我的人生。后来怎么样了?

史密斯:说来话长,在高中十年级那一年,尽管我可能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可是前一年我差点儿就没学上了。我上的是一所私立高中,我父亲对我非常严厉,(会要求我)诸如:“你必须把注意力都放在你的成绩上。你需要有一个备选计划(backup plan);随时做好准备。你需要动脑筋,集中精力学习。”等等。

在“一日两训”(two-a-days)的最后一天,我在一场意外事故中摔断了腿和股骨。这对我打击很大,好像我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打橄榄球了,那以后我该怎么做?我记得从医院回到家时,我已在轮椅上坐了一个星期,还得必须完成我的夏季阅读作业。

(之前的)整个夏天我都没碰过书本,而(当时)我下不了床,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我第一次在一天内读完一本书,我发现如果我能专注,我可以读得很快。我从此变得更加好奇,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读完一本书,人们再读另一本书——最终我以3分的(GPA)成绩,完成了高中学业,由此进入了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

自身经历显示择校重要性

杨杰凯:啊!自我反省的时刻,能给你带来这么多,太了不起了!你还说了一些话,可是我没有完全理解,想让你给我讲讲。你说过,当媒体谈论人们寻找就业机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展示给人们,并没有展现一下(机会给)像你或你父母这样的人。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史密斯:当他们谈到川普总统以及帮助他当选的蓝领选民时,他们通常谈论的是农村的白人选民,而不是那些生活在“铁锈带”的非裔美国人或者西班牙裔美国人,他们是不良贸易协议的受害者,也是充斥着毒品和缺乏教育机会的体制的受害者。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

我非常幸运,但是我的父母不得不设法利用这个体制,把我送进了一所天主教学校。我的意思是,我的父母不住在一起,我是由我的父亲抚养长大的,他是一名蓝领工人,但是我的母亲,她仍然依靠公共救济生活,这样我就可以根据我母亲的财务记录情况,来支付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母亲的社会救助,使我在天主教学校上学的费用得以减少,这才使我父亲能够负担得起。

但是我成长的社区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小男孩儿,他们有天赋,聪明,但是他们被迫上了一所不合格的学校,结果就是,我成了唯一一个能上大学的人。另一个朋友参军了,这救了他的命。但是,如果有合适的教育机会,那么许多有天赋的男孩儿,都可以很容易地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

杨杰凯:这真是不可思议。你显然非常重视择校问题,我知道政府一直在支持这个问题,原因就在于你刚才告诉我的情况。

史密斯: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你可以去任何你选择的高等教育机构接受教育。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个家长都负担得起这个费用,因为目前的体制让很多父母别无选择,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不合格的学校。

如果他们有资源,他们会为孩子选择最好的学校,无论是私立的、公立的,或者说如果他们想在家自主学习也可以。我们现在注意到,特别是在这次瘟疫大流行期间,很多学校,很多儿童,被迫在家里学习,但是没有资源来这样做。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行投资来弥补这种差距,正如我在演讲中提到的,为人们创造均衡的机会来接受教育。

杨杰凯:你去了克利夫兰的一所私立学校,所以最后进了(“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之一的)霍华德大学?

史密斯:是的。

杨杰凯:学校生活怎么样?

史密斯:霍华德大学很棒。我真的、真的很享受我在霍华德大学建立的友谊,还有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那里的文化营造了一种氛围,一个来自克利夫兰这样的蓝领城市的人,变成了共和党人。我在大学时成为了共和党人。

我真的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我认为,就非裔美国人的经历而言,这是“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独特的一面,原因在于不存在让你不要做你自己的社会压力。有时候,在某些环境中,我们会被冠以有色眼镜,类似于,如果你是黑人,你就应该这样做,你就应该这样想。

我觉得我在一所HBCU(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的经历,让我有了自己的个性。我了解到非裔美国人是非常多样化的。即使你只看他们来自美国的哪个地区,你也会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差异很大。我最好的朋友,大多来自霍华德大学。我在霍华德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关系网,这绝对是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所以我回到了那里读研究生。

川普做实事 试图为每个美国人提供机会

杨杰凯:的确,你在(HBCU)里面(的经历,看来)有太多的有利因素可以去谈。其中之一,现在似乎有很大的压力,坦白地说,让很多美国人确认我们姑且称之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叙事。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史密斯:这很有趣。我认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我相信。

杨杰凯:谁会反对呢?

史密斯:我想很多人都相信。但是这里面掺有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运动,那当然是我不支持的,因为我认为,美国的制度提供了舞台,让每个人都能获得机会,虽然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总统、一位现代总统,至少是根据我的经验,确实做了一些事情,试图减少这种差距,包括我们对霍华德大学和其它传统黑人大学的投资;纠正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譬如执行“强制性最低量刑”(mandatory minimums),把第一次犯法的人关进监狱长达几十年,比如爱丽丝·约翰逊(Alice Johnson);还包括向“机会区”投资,用来自私营企业的经济发展资金创造就业机会,投资到低收入地区等等。

我们正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来解决健康差距以及获取资本的问题。这些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旨在确保所有美国人能实现美国梦——这并不是一直以来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很多社区,甚至像我所在的社区,会感到沮丧。

但是现实是,要想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也需要当地政府,不可能都靠联邦。你在许多发生骚乱的城市所看到的,都是因为政府不作为长达几十年,没有诚实地告诉人们,说明为什么有些事情可行,而有些事情则不可行,我认为人们已经受够了。

既要保护第一修正案权利 也要保护社区安全

杨杰凯:在我看来,你一直是和平抗议的倡导者。我记得有一份报告说,只有7%的抗议活动是暴力的。我想大概有500次。我们看到其中之一就发生在白宫前,我记得当时你和兰德·保罗(Rand Paul)参议员都在场——有一段视频。你如何区分和平抗议和暴力抗议?这些抗议都一样吗?还是有所不同?

史密斯:我确实参与过几次和平抗议活动。我参与过为(2012年2月2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年纪17岁的小男孩)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因穿了一件灰色连帽衫,被觉行踪可疑遭枪杀)事件举行的有组织的“国会山上的连帽衫”的和平抗议,是与国会山的工作人员一起参加的;还组织过在国会山上举行的“我无法呼吸”的和平抗议活动。这成了新闻,也真正地开启了我们关于如何进行改革的对话。

然而,如果你烧毁建筑物,抢劫,或者攻击警察,那就不是和平抗议了。我经常想起马丁·路德·金。他的大部分抗议活动是在白天进行的,而不是在晚上。事实上,如果抗议活动与暴力抗议者有任何关联,他们就会离开。所以我认为,我们既要保护第一修正案(关于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向政府请愿)的权利,也要保护社区安全。

有证据表明,许多和平抗议活动都被一些人劫持了,这些人来自该城镇以外,利用和平抗议制造骚乱,所以我认为这些城市不能退让一步。

我来自克利夫兰,我提到过,我熟悉的大部分社区,看起来都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暴乱残余的样子。直到现在,他们才开始重建城市的这些区域,所以我们要扭转局面——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去像基诺沙这样的地方,看到被木板封住的建筑。这些都是企业,是人们的生计。在任何抗议之后,我们都需要找回公道,但也需要回归文明,需要养家糊口。如果人们把我们的社区和城市弄得四分五裂,那就很难办了。

警察改革措施:出台警察安全执法行政命令

杨杰凯:至少其中一些抗议活动要推动实现的目的之一,是取消对警察的资助。你实际上发挥的相当重要作用,是在《警察安全执法安全社区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Safe Policing for Safe Communities)方面。我想知道,首先,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共存关系,那么执行行政命令的情况如何?

史密斯:我们已经接近完成行政命令的部分内容。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在每个州制定认证标准。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有结果,将会有一些不同的州,可能有三十多个州,成立了这些认证机构。这将使警察部门在使用武力、制止暴力升级训练、创建更好的警察和社区关系等方面实现标准化。

在我们的行政命令出台之前,全国18,000个警察部门中,只有1000个得到了认证,所以说这个行政命令,有力地推动了我们的警务工作进入21世纪。实际上这一直是本届政府关注的焦点,甚至在我们签署行政命令之前。去年年底,我们签署了另一项行政命令,成立了一个警察委员会,可以说警察部门一直想要实现警察现代化,更新他们的标准。

但是我们看到,在许多有社会动荡的地方,他们缺乏标准。比如,你可以看看明尼阿波利斯,他们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更新他们的标准了,涉及锁喉等与降低冲突强度有关的训练,所以你会看到没有受过训练的警察。我们有坏警察,也许、很可能几年前就该被解雇了,可他们还在巡逻。

我们的行政命令涵盖了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事实上,在总统的领导下,我们不仅能够善用警方对改革的意见,还能够善用一些有代表性的家庭和个人的意见,他们的亲人在与警方的遭遇中失去了生命。

这就是我们解决一些问题的方式:我们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找出解决办法,但是我们需要警察。有很多不同的社区都经历过暴力,让有些人感到不安全。因此,如果反其道行之,取消对警察们的资助,那将会危及很多人的生命。

为什么暴力抗议不是答案?

杨杰凯:就在最近,整个罗彻斯特警察局,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包括警察局长在内,基本上都退休离开了。你对这种情况怎么看?

史密斯:那正是你不想看到的。让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怀孕的妻子在华盛顿特区开车——人们开车的方式已经改变了,开车时有点疯狂——她连续看到了两起事故。在知道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人们什么都干,所以可想像而知,如果整个城市都没有警察,那会怎样。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是好人的世界里,但的确有些人是坏人,他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如强奸、谋杀或盗窃他人财产。因此,一支警察部队是任何公民社区的支柱,因为它能让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人,得到应有的保护,免受那些心怀恶意的人的伤害。

杨杰凯:我刚刚想到一件事儿,有一本书正在流行开来,书名叫“为抢劫辩护”(In Defense of Looting: A Riotous History of Uncivil Action),这等于是给参与(趁乱打劫)其中的人以包庇。

史密斯:我听一些人提到过它。我们不想造成一种困局,把我们的国家变成这副模样——人们为所欲为,如烧掉大众财产那样的方式,我们将这种行为设为一个标志,即正在扶植一个无政府状态。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公民社会,我们有像马丁·路德·金博士这样的民权领袖,他组织和平抗议,改变了我们的国家。

暴力抗议没有产生过同样的效果。可是我想,人们想要的是从他们选出的领导人那里得到结果、实际的成果,这就是过去改革的方式。如果有人对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满,或者不喜欢他们所在地区的现况,那麽他们有能力去投票、可以去提倡变革、并对那些领导者进行问责,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不幸的是,许多这样的蓝领城市或主要城市,都被当地选出的领导者搞砸了。

我们甚至要推动对总统的问责,他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负起责任,甚至在我们的社会出现骚乱之前。我花了一些时间,在不同的城市研究安全社区,研究经济发展,研究创业精神和教育工作者。

我们看到很多市长不想与我们合作,就因为我们来自川普政府。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让人们获得机会以及解决贫富差距,都不涉及政治问题,只讨论结果,因为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能达成一致。我不是比尔·克林顿的粉丝,但是他曾经和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合作平衡预算,服务人民的利益。在80年代罗纳德·里根,也曾与当时的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一起合作,改革福利制度,进行税收改革。这才是真正的领袖,我们需要找回这样的领袖,尤其是现在,当人们正在寻找机会实现美国梦的时候。

刑事犯罪司法改革

杨杰凯:我们来谈谈其中的一些结果。在我看来,你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一个是有关刑事司法改革的《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2018年12月由川普总统签署,目的是为了减少累犯)。我认为这是在过去的数年里出现的最跨党派的事情,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另一个当然是“机会与振兴委员会”(Opportunity and Revitalization Council)和“机会区”。但是让我们先来谈谈《第一步法案》的影响。一开始有很多大张旗鼓的宣传,一些本不应该入狱的人被放了出来。就其初衷而言,我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史密斯:看到我们的国家走向成熟令人高兴。司法改革在3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你一谈到刑事司法改革,你就会想到一些令人发指的恶棍之类的东西。如今我们说的是非暴力违法,比如说爱丽丝·约翰逊,爱丽丝·玛丽·约翰逊(Alice Marie Johnson,1996年被控参与贩毒,在监狱表现非常好,服刑21年后,2018年被川普总统减刑后释放)的案例。这表明我们已经从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谋杀犯,被判终生监禁,后受益于马萨诸塞州周末休假计划,有机会回到社会,犯下了袭击、武装抢劫和强奸罪,然后在马里兰州被抓获并判刑,至今仍被关押在那里)的整套思维模式,转向了爱丽丝·约翰逊模式。我们希望把威利·霍顿式的罪犯关在监狱里,如果他们是暴力罪犯的话,但是有些人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比如爱丽丝·约翰逊。

因此,川普总统帮助引入的——是我们从德克萨斯州和乔治亚州学到的,他们在打击犯罪方面很聪明——就是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监狱进行投资,投资于教育、心理健康、戒毒,甚至于包括帮助与家人重新建立联系,让那些真正想要改变自己生活、成为有创造力的公民的人,那些犯过错误的人,能够在刑满出狱后,成为有创造力的公民。

我们知道下一个罪犯是从哪里来的,通常来自已经进了监狱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能大幅降低累犯率,减少出狱后再回来的人数,这将有利于公共安全,这就是《第一步法案》所要做的。联邦范围的再入重犯率在过去是30%。由于《第一步法案》,现在是11%,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投资。

依据《第一步法案》的整体修订,有7000名非暴力罪犯被释放,另有7000人以家庭监禁的方式服刑。这从根本上简化或者改变了我们的监狱管理方式,因为它注重个人的责任心,帮助他们在狱外取得成功。

当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监狱系统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州立监狱,所以我们将继续与各州合作来创造这种模式。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也有错误的做法,你不能简单不加区别地,把什么人都放出去。我们在一些州和地区看到了这种情况,这导致了犯罪率上升。

有一些左翼市长在这类改革行动中,走得比他们应该走的要远。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公共安全和公平,可是不幸的是,1994年的《犯罪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对刑事司法改革,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规定了这些“强制性最低量刑”,关押了很多非裔美国人。

我们所做的就是打破这一现状,让更多的非裔美国父亲能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让更多的母亲能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只是让他们回家还不够,还要为他们准备好必要的工具,在狱外取得成功,由此产生持久的影响。

杨杰凯:爱丽丝·玛丽·约翰逊,她是很多节目的嘉宾。实际上,还有乔恩·庞德(Jon Ponder,曾抢过银行,2009年出狱后,在内华达州创立了“囚犯的希望”,帮助前囚犯重新融入社会),他谈到了累犯率的下降。他在拉斯维加斯开始了这个有意思的项目,当然,最近他被赦免了。几天前我给他打了电话祝贺他。你对这个特别项目有什么看法?我们是否正在考虑扩大这个项目?

史密斯:是的,“囚犯的希望”(Hope for Prisoners)项目很了不起。总统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做了演讲,我记得是在今年年初。真有意思,2020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是在今年年初,这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了什么是可能的。你看到地方警察、地方治安官和那些曾经入狱的人一起工作,作为他们的良师,帮助他们成功,他们的再犯罪率极低。

我们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个经验,因为治安是社区的一个核心。我们希望警察看起来更能融入社区,我们希望招募住在当地社区的男孩儿和女孩儿,来保护他们的社区。我们希望这类互动能够顺利进行。乔恩·庞德,他的“囚犯的希望”所做的堪称典范,如果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也能做到。

成立白宫机会与振兴委员会 发展“机会区”

杨杰凯:让我们换一下话题。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谈谈“机会与振兴委员会”工作的效果,以及这些“机会区”的发展状况。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我们现在的情况?

史密斯:“机会区”是一种税收激励政策,基于总统的减税政策以及《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简写为JOBS Act,乔布斯法案)。它允许州长们将其25%的低收入“人口普查区”(census tracts,为进行人口普查而界定的地理区域),指定为“机会区”,于是全国的州长们都指定了这些地区。它允许这些地区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延期纳税,如果他们投资的是长期项目,他们就不必为这些地区的资本收益纳税,并且可以根据他们的投资期限的长短,得到额外的税收激励政策。

目标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为小企业和开发项目进入低收入地区,开辟资金渠道。第二,为这些地区的长期投资创造一个生态系统。第三,给当地带来更多的灵活性,帮助他们找到解决当地问题的方案,或者找到他们想要解决的当地问题。

与我们曾经拥有的其它投资中心相比,这是非常独特的。自从我们开始启动以来,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有大约750亿美元的新资本,投入到了这些低收入“人口普查区”,全国有3800个地区,为这些社区创造了五十多万个就业机会,经济顾问委员会(CEA,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注:由一组经济学家组成,为美国总统提供相关咨询)估计,这将使一百多万人摆脱贫困。

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制定实施了机会区计划的地方、城市和地方管辖部门,都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那些尚未实施机会区计划的地方,还没有看到他们本可以取得的成功。

我们成立了“白宫机会与振兴委员会”,以兑现联邦政府的承诺,同时确保这些地区有配套措施可用,以取得成功,并且鼓励这些地方,也利用他们自己的措施。

在你所看到的取得了很大成功的地方,联邦政府的配套措施与各州的配套措施相互协作,与城市的配套措施相互协作,然后吸引到了私人的投资。目前正在形成一种五方合作: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包括商家、个人、教会和非营利组织;最重要的则是利益相关者,就是那些有机会获得“平价屋”(affordable housing,或称“廉租房”)、找到新工作的个人,还有那些试图扩大业务范围的小业主。这就是你期待产生的变化,也是“白宫机会和振兴委员会”真正关注的问题。

不幸的是,我们还要回到了地方政府的问题上。我可能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地方拒绝与我们合作,这就是在一些主要城市遇到的最大困难,芝加哥是其中之一,纽约,还有很多大都市地区,《纽约时报》可能报导过。

但是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地区,比如伊利(Erie)、宾夕法尼亚、伯明翰,或者洛杉矶中南部,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成果。你可以在opportunityzones.gov上找到所有最好的做法,但其中最好的部分是关于长期投资。我们实施“机会区”才3年,所以我们还有8年的激励机制,所以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它一定能实现它的初衷。

杨杰凯:克利夫兰,我认为,也是受益地之一,对吧?

史密斯:是,是的。

杨杰凯:又回到了最初的话题。

史密斯:的确如此。克利夫兰,坎顿(Canton),我们在这两个地方花了一些时间,想办法帮助他们成功。我希望在克利夫兰,某些地区,比如东克利夫兰,或者甚至包括我生活过的社区,能够加入进来。有很多低收入地区需要这种帮助,希望我们能与国会合作,推广到更多的地区。

杨杰凯:在我们结束之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史密斯:我想说的是,这项工作的大部分都需要长期的投入。在与这位总统共事过程中,我认识到的一件事是:他是诚心帮助实现这些成果,并愿意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尽其所能来创造这些伙伴关系。因此必须要知道,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伙伴关系,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有一些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美国是一个大国,所以人们必须明白,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些大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制定一个统一的战略。

杨杰凯:加伦·史密斯,谢谢你接受采访。

史密斯:非常感谢!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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