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3月11日讯】“自由是价值观，不是人的本能。说人们渴望自由，这是谎言。不，人们不会这样，人们其实渴望的是被人照顾，所以左派和人民达成一个像魔鬼一般的协议，那就是：把你们的权利给我，我们给你们物质享受。你们（虽然）会失去自由，但那又怎样呢？”普拉格说。
在1月6日国会山被攻入后不久，科技巨头很快就封杀了美国总统，同时快速关闭了允许保守派发声的新兴社交平台Parler。越来越多的人想拟制对川粉的禁飞黑名单，这是国会山冲击事件的正常回应吗？
普拉格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中，这是当年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历史重演”。而“自由派、保守派是建立的，是塑造的，而左派是毁灭的，而且他们做的坏事是无法挽回的，就像法西斯一样，无法挽回。”
“唯一让美国再次团结起来的方法就是，我们都认同美国的根本价值。”普拉格说。
今天的嘉宾是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他是作家，同时是脱口秀主持人，也是普拉格大学（Prager University）的创建者。
这是《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杰凯（Jan Jekielek）。
杨杰凯：丹尼斯·普拉格，欢迎再次来到《美国思想领袖》。
普拉格：谢谢，我很荣幸。
1月6日，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历史重演？
杨杰凯：丹尼斯，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刻，很多美国人和作为加拿大人的我一样，都觉得您是一个理性的声音。1月6日那天发生冲击事件的当时，我正在国会山众议院的圆形大厅里，我当时并不理解发生什么事了，我想从这里开始（回顾）。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普拉格：我觉得这个事件有几大因素：（比如说）发生了什么？人们对事件的反应，以及人们怎样利用这件事。我先说第三点。我在本周的专栏里写道，这是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Reichstag fire）的历史重演，当时纳粹刚掌权一个多月，也就是刚进行完大选。
当时发生了德国国会大厦被纵火，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主使的，可能是共产党人干的。然而这个其实对纳粹而言不重要，重要的是纳粹利用了这件事，最终让国会尽快通过特别授权法案，也就是纳粹以国家紧急情况的名义，来限制公民自由，这就是纵火案带来的后果。
我们今天没有集中营，我不太确定当年德国是否有集中营，或许因为纳粹刚掌权一个多月，街上也没有人被殴打。但是这两件事有着可怕的相似，
（事件发生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都是要箝制言论自由，在纵火案发生后，当时的共产党人和反纳粹的人，都被噤声，无法自由说话。这场大火被纳粹利用说：看看都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限制言论自由。
左派压制言论自由 只要表达看法就在“制造暴乱”
（现在的）美国左派是一个极权党派，任何地方的左派，都是极权党派，自由派不是（极权），自由派对左派而言，只是“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s）。我得说我一生对自由派充满了敬爱与赞赏，（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左派而言，只是“有用的白痴”。他们全身心地去对抗右派，这成了自由派唯一知道的事情。他们现在不再支持过去的价值观了。过去他们关注种族融合，希望不要以肤色来评判，他们关注言论自由，但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乎这些了。
但是左派，无论哪里的左派，从1917年列宁在俄国到今天（的民主党），只要他们掌权，他们都会无一例外地压制言论自由，包括我们（美国）的大学，这是个完美的例子：在我们的大学箝制学校的言论自由。在所有的地方无一例外，左派箝制言论自由，因为他们（的那套东西）经不起理性的辩论，（左派的意识形态其实）就像一个气球，里面只有空气（一戳就破）。
如果你用思想就能戳破它，这就是左派为什么憎恨普拉格大学的原因？因为我们普拉格大学只需要五分钟时间，就可以戳破他们给孩子们灌输的很多谎言，他们叫我们是保守派，实际上我们是理性诚实派，所以左派讨厌我们，人们必须要明白这点。
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只要左派掌权，他们都会毫无例外地去箝制言论自由。他们利用1月6日的事件做借口，推特关闭了Parler或者应该说是亚马逊关闭了Parler，这是很好的例子证明这点。
有人说这次大选不公正，点票有舞弊，为什么不让人说呢？三年前，《纽约时报》、还有推特，所有这些人，他们不是每天都在批川普总统“通俄门”吗？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可是没有人禁止他们说话吧，即使这个谎言显而易见得到证实。
这次大选，是否有点票舞弊，我是持不可知论的，我一直不太像其他人那样关注（舞弊），但是并不重要，（关键问题是）你应该完全自由地说：我认为这不是合法的计票。但是你不能说这些。
现在这个（美国版的）“德国国会纵火案”成了借口，纵火成了借口，如果你要表达你的看法，你就在“制造暴乱”，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那天发生什么？我们生活在巨大谎言中
普拉格：第二点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1月6日发生的是一群傻子、真正的傻子，干了他们要干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每一个阵营都有傻子，就是这么回事。左派有傻子，自由派有傻子，保守派有傻子，右派也有傻子，没有任何一派是没有傻子的。但不能用愚蠢的行为，来判定一种主张或团体（的好坏），你要看这个阵营是怎样对这种愚蠢的行为作出回应的。
出事的一小时内，所有主要的共和党人都谴责了这件事情，而乔·拜登花了5天时间，才对全国性的（BLM和安提法）暴乱作出回应，那些可不光是砸窗户，（暴徒在）烧毁警车，烧毁商家，5天时间他才发了一个不疼不痒的推文，（大概意思是说）他理解大家正在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想看到暴力，暴力是不对的。我甚至记不清他说了什么，作为理性诚实派，我只是查看了一下，是，他（拜登）表态了，但是没有任何人被起诉。
发生暴乱的这些民主党人的市长、州长们，他们基本上心中窃喜。他们（当然）没有说，“哈哈，很好”，（但）他们说，“我们不会采取行动（去阻止暴徒）”，没有逮捕任何人。他们的反应是：让我们取消警察，不要让警察参与阻止骚乱。
所以从道德的角度看，共和党人比他们高尚得多了，证据就是我们对暴徒的反应与他们完全不同。（BLM和安提法）暴乱已发生了6个月了，根据定义，它是暴乱，因为有暴力。
有多少人被起诉了？更不用说判刑了？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中，这是当年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历史重演。
杨杰凯：丹尼斯，我想到了看到过一条《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推文，我尊重他的中国报导，推文的大致意思是说对华鹰派，他们更关心的是谴责对言论自由的封杀，而不是谴责1月6日发生的事件，您有什么想法呢？
普拉格：（《华尔街日报》记者说）对华鹰派更在意谴责对言论自由的封杀，而不是谴责1月6日发生的事件？
杨杰凯：正确。
普拉格：不管谁发的推文，他们要给出例子证明，有没有哪一个主要共和党人，没有谴责1月6日事件的？不是说他们的姐夫是共和党人（注：讥讽卢比奥，卢比奥是参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对华鹰派，曾帮过他姐夫）。另外，就对这个国家的威胁而言，两者是无法相比的。1月6日发生的令人厌恶的事件，对这个国家的威胁，远不如对言论自由的压制那么大。
美国之所以是美国，就是因为她的自由。左派现在压制的是美国最伟大的特质，我一辈子都在说这个事情，但是很多人不把它当回事，他们不把我说的当回事。我得承认，因为人们不愿意去对抗邪恶，假装看不见，对抗邪恶实在太痛苦了。
所以左派在哪里，他们都会箝制自由，在过去100年没有例外。不可思议的是，在有自由女神及自由钟的国家里也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左派鄙视自由。两者没有可比性：对国会山愚蠢、傻瓜般可恨的进攻，其实国会山几个小时后又恢复工作了；而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是长远的，远远要比前者要邪恶得多。
排除异见 科技巨头为民主党服务
杨杰凯：非常耐人寻味。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非常了解言论自由的价值所在，和其它国家比，在过去美国的言论自由好很多。我的问题是，现在，谷歌、苹果快速行动，封杀了Parler，随后亚马逊也声明不再为Parler提供服务器，效率很高，几天之内就发生了这么多事。这不是政府在封杀言论，是这些科技巨头跳出来压制言论自由，那您有什么看法呢？
普拉格：确实是科技巨头，但很明显这样做是为民主党服务的。他们希望看到民主党没有任何对手，没有人去报导曝光民主党的所作所为，他们才最高兴。主流媒体认为他们现在为民主党和左派的存在而存在，服务他们是他们继续存在的原因，我对这点感到很悲哀。
我之前看《纽约时报》，我现在仍然在看，我花更多时间去看这些和我想法相反的东西。但是我在读时，我很痛苦，因为它让我想到的是俄国的《真理报》，我之前在哥伦比亚大学俄国问题研究所研究过俄文和俄国。我们之前还用俄文交谈过，对不对？
杨杰凯：（咱俩）说了一点波兰文与俄文。
普拉格：哦，那就对了。我学习俄语，不是为了能点三明治，而是为了能看懂《真理报》，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我觉得现在读《纽约时报》好像在读《真理报》一样，你要读它字里行间的意思，他们的目的不是报导新闻，而是为他们的党辩护说话。共产国家是这样，现在轮到我们国家了，他们在为民主党和左派辩护。
普拉格：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局面，这些科技巨头开始把普拉格大学的视频放到受限名单上。人们说他们是私人公司，他们有这样的自由，他们可以不让你说话，可以不让你的视频上载啊。
我在节目里经常会问人们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得到答案。我在电台节目上问，得到了很多回应。如果美国的航空公司达美、美国航空、美联航都同时宣布如果你是《华尔街日报》读者，你就不能坐我们的飞机，如果你戴着支持川普的帽子，你就不能上我们的飞机，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如果私人公司有不受限的自由，不想服务于公众，只为服务与他们政治想法一致的公众，他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你不能穿着支持川普的T恤上我们的飞机，我们不会为你服务。为什么这与苹果、推特和亚马逊现在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同样，因为正如我所学到的，重复是教育之母。左派掌权的地方，都会压制言论自由。所以这是另一个例子。所以每当左派当权，他们就不让我们说话，这就是一个例子。
告密、黑名单 让美国变得糟糕
杨杰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推特上和其它地方看到了各种消息，说有人想把国会挑战这次选举结果的人放上黑名单，把支持川普的人放上黑名单，他们毫无羞耻地在这样做。
普拉格：这实在太糟糕了。这种编制黑名单来毁掉与你政见不同的人的生活，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好莱坞也有所谓的共产党的黑名。我要告诉你，我这辈子很热爱美国，认为美国人民非常高尚。显然，美国和美国人并不完全一样。
可是现在我对美国同胞的失望是很深很深的，他们这种告密、黑名单的做法。是左派让美国变得更糟糕，也是左派让俄国，让中国、匈牙利、波兰变得更糟糕。你来自波兰，我对波兰很了解，因为东欧和苏联是我的研究领域。（而美国的）人们不知道这一点。
在共产党国家，真正在共产党里的人是不多的，要加入党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你必须去讨好奉承你才有可能加入。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一样，得去讨好奉承，去告密，才能显示出我有多么高的“觉醒”（woke，左派的一个运动，指对左派的社会正义与种族正义的理解能力），和当权派多么一致。在共产国家，当权派就是共产党，而在美国现在就是左派。你看我有多了不起，我比邻居们都要强，我还要举报更多支持川普或挑战大选结果的人。
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造谣“通俄门”，那不是在挑战川普大选结果吗？当我们掌权时，我们共和党有搞什么黑名单去毁掉那些相信“通俄门”人的生活吗？我们不会想到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保守派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不想要那么多的权力去控制别人，只想要别人不要过多地干预我们，这是保守派真正想要的，而左派他们有极强的权力欲望。
现在人们在嘲笑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920年代的美国总统，因为他什么都没做，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柯立芝是位伟大的总统，恰恰因为他做得很少。我希望联邦政府应尽可能少做事，（当然）有些事情必须做，必须保护我们不受外来敌人的侵略。
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各州不给予公民应有的权利，联邦政府必须介入，除此之外，我不想过多地思考联邦政府的作为。我想思考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正在写的圣经评论，我想思考这些事情，我想思考巴赫和贝多芬等。
但是他们不让我这么做。现在我得花很多时间去思考他们的这个权力欲望。你的问题让我很痛苦，因为我意识到，现在有很多美国人不是好人，或者说不再是好人了，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而左派让他们变得更坏。我做节目时经常问“是因为你是坏人参加了左派，还是因为你是好人参加了左派，让你变坏了呢？”我觉得两者都有。很多不错的人在加入左派以后，道德就被腐化了。
沙加缅度有一个护士曾写信给我，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和其它的一切，她是一个注册护士，她被发现参加了一个挑战大选结果的集会，结果她被停职了。今天有一篇文章说，我记不清是哪个城市了，有一个工作了8年的图书馆管理员，她收到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封电邮，让他们作为图书馆管理员去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
她回复说我们不应该把政治混入图书馆，因为图书馆的需要呈现多方看法，结果她被炒鱿鱼了。所以左派对图书馆协会、护士协会、地产商协会，包括体育界和综艺界等，一旦他碰触到什么，他就会把一切都给腐化了。
左派做事都是毁灭性的 做的坏事无法挽回
杨杰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现在很多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人，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左派。
普拉格：他们自认为是自由派，我觉得是这还是有区别的，很抱歉打断了你。我很想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左派还是自由派。我做过一个视频节目，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列出了六个主要区别。这一点是我自己必须真正知道的，不管怎样是左派或是自由派，你接着说吧。
杨杰凯：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的人，他们自己心里把自己定位为左派，可能会有一些左派的观点。我现在希望你做的是，请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如此断然地谴责这些人。
普拉格：左派做的事情全是可怕的事情。自由派、保守派是建设性的、是创造性的，而左派是毁灭的，而且他们做的坏事是无法挽回的，就像法西斯一样，无法挽回。历史上每一个群体里都有好人，在微观层面是好人，不等于在宏观层面他们做的不是坏事。
我不知道你对共产波兰还有多少记忆，毫无疑问在我的心里，波兰的共产党人里有好人，他们也热爱自己的家庭爱朋友，对共产党很忠诚。而正是这个党，送热爱自由的波兰人入监狱，有时还杀害他们。
你可以是好人，但这不等于你不会对你生活的社会，造成巨大伤害。
美国分裂 左右隔阂比内战南北隔阂还严重
杨杰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而不仅仅是这个国家，还包括加拿大、波兰等也是这样，社会上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现实与叙事中，对吗？
普拉格：对。抱歉，请继续。
杨杰凯：请先说。
普拉格：是这样，完全正确。但这里有一个难题：我们知道他们的现实，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我们读他们的东西，我们在他们的学校读书，我们看他们的东西，听他们说话。他们不读我们的，他们不在我们学校读书，他们不看我们，也不听，这是重要的差别。
所以他们永远不敢和我们辩论，即使偶尔和我们辩论，他们也是失败。我们知道他们所有的论点，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论点。他们生活在一个另类现实里，而我们不是。我们了解他们相信什么。
他们只知道《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大学教他们什么，我们不但知道《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我们什么，我们也知道《大纪元时报》教我们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杨杰凯：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事实上，这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永远的分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普拉格：是的，我很悲哀，我在想，我们想从这个国家的左边这部分分出去，我们把大城市留给他们，他们把其它的留给我们，50年后再看看，哪一边的人更开心、更高尚。
杨杰凯：您这种说法，令人很震惊。
普拉格：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我告诉你，现在左右之间的隔阂，比内战时南北的隔阂还要严重。这一切不能给我带来幸福，我有孩子，有孙子孙女，我希望他们成长在一个比较开心、热爱和平自由的美国，我和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美国是种族问题最少的国家
我父亲是一个正统派犹太人，他出生在美国，他在纽约市立学院读书，他当时的一个毕业论文是美国的反犹太主义。所以他非常了解，那时的律师楼是不允许犹太人律师去上班的，俱乐部也不允许犹太人参加，犹太人有很多不能跨越的红线，比如说不能买房等各方面对犹太人的限制，还有哈佛大学不允许过多的犹太人入学等等。
可是我父亲仍然选择参军入伍，但是他不一定非去不可。他已经超龄，他还有一个家庭，可是他还是参加了二战。
因为他热爱这个国家。他在太平洋战区当了两三年的运输兵。我父亲告诉我和我哥哥，我们是历史上最幸运的犹太人，因为我们居住在美国，而他写的论文是美国的反犹太主义，我父亲有智慧的一点，是他把美国和其它国家比较，而不是把美国和乌托邦比较。
美国有没有种族歧视？有。但是美国是历史上最多的族群生活在一起、种族问题最少的国家。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在这里很幸运；你是黑人，你在这里很幸运；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在这里生活都很幸运。
而左派的教条会造成很多愤怒的人，如果你是白人以外的人都会受到压迫，这会让人们愤怒，愤怒的人不会开心，不会开心的人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川普煽动骚乱和暴动？左派的谎言
杨杰凯：现在人们说（川普）总统在煽动骚乱和暴动，你怎么看呢？
普拉格：这是左派的谎言。首先他们从来不引述总统的原话，这简直不可思议。每次我读左派说（川普）总统煽动骚乱的时候，他们不引述总统的任何一句话。你会发现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一直在等，是我看漏了吗？
我看了（川普）总统演讲的每一个单词。（川普）总统对民众说，我是转述，“我希望大家和平地去国会山。”他从来没有暗示过，要以暴动方式，去夺取国会山。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至于说暴动，是左派对语言的操控，这是谎言，没有暴动。如果真有的话，也是在西雅图、波特兰或者纽约市，（安提法和BLM）这些人在暴动，他们构建了自己的一个小世界，不许政府去干预，不许其他人进去，这才是真正的暴动。
我们甚至不想用他们的那种话语，但这就是他们做的，他们在操纵语言。就像他们曾经说过，全球变暖是一个生存威胁。真是这样吗？戈尔（Albert Arnold “Al” Gore Jr.，曾于1993年至2001年间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担任美国副总统，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成为国际知名的环境活动家）曾在199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只剩12年做准备了。”
这里有我编的一个谜语：一个信仰宗教的人说世界末日来了，人们会称他什么：疯子。一个不信仰宗教的人说世界末日来了，人们会称他什么：一个环保主义者。我不编谜语，但编了这一个。
唯一让美国再团结：都认同美国根本价值
杨杰凯：这是很有意思，我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让美国重新团结起来？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在说，其实没有任何办法。
普拉格：唯一让美国再次团结起来的方法就是我们都认同美国的根本价值。我多年前把它称作美国的三位一体，我的那本书叫“仍是最大的希望”（Still the Best Hope）也说明这一点。美国有一个三位一体就像基督教有三位一体。在每一个硬币上都写着就是自由、合众为一和我们信仰上帝。这是我们团结起来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这三点。
左派可能会同意我的说法：如果价值观相左，就无法团结。我对于左派一直以来做的事以及未来两年要做的事，其实很悲观。现在美国很多州是民主党州长，让那些小型企业业主失业，却保护沃尔玛这样的大企业，这让我很震惊。比如说加州现在基本上那些拿工资的人使那些不拿工资的人，变得越来越贫穷，闭关锁国造成的后果就是这样。
我12月份去佛罗里达看我的孩子，当时在那里我也做了一些演讲，写了一个专栏文章，叫“加州的苏维埃化”。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那次回家这么难过。我20岁搬到加州，1970年在那边居住，当时我非常激动，因为加州有无限的自由。而现在去加州，让人很沮丧，现在是民主党在管加州。
而在共和党在管的佛罗里达，那是一个自由的州，人们可以在餐厅吃饭，我当时在劳德代尔堡的餐厅吃饭时，我还拍了一张照片。一个人走了过来，认出来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他问我，“你是在拍餐厅吃饭的照片吗？”
我说，是的。他知道我从加州来，我要给我老家的人看看，我们在餐馆吃饭，但不是在民主党的地盘地方，至少不是在加州。所以他们在压制人的自由，显然美国人民好像也不是很在乎。
“德国的好人”启示：如何对邪恶沉默？
杨杰凯：我注意到您曾经写过一篇专栏文章，对我来说很吸引人，题目是“德国的好人”，我想请你谈一下，因为文章中谈到的事情，与过去几年在美国发生的事类似，这触动了我，就是这些所谓的好人，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民众中的有一部分人，是可以像程序一样被操控，我从来没有想像过这种现实是存在的，但现在我们似乎正在目睹它的发生。
普拉格：那是我写了那篇专栏文章的原因。过去一年，我自己也有一些改变。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犹太人，我是在这个大屠杀博物馆的董事会上，我写过一个反犹太主义的书，就是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忠实于犹太人大屠杀，我不能说是痴迷，但他们近乎痴迷的关注犹太人大屠杀，为什么这样邪恶的事情会发生。
大屠杀发生在我出生之前，人们总是谈论善良的德国人，不谈这个纳粹，不谈那个殴打犹太人的人，或者是告密犹太人的人，而谈的是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被轻视的德国人。
我现在意识到，我写的不光是德国好人，我还写过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好人，不是那个把人们送往古拉格的人，不是告密其邻居听美国之声或欧洲自由广播的人，只是安安静静的跟谁都处得很好的人。
我现在对他们的谴责不像过去那么严厉了，因为我现在看到有那么多的美国人，对于这种自由的压制也都不闻不问。而我们现在没有盖世太保，我们没有苏联秘密警察，也没有这个古拉格，也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纳粹德国所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
所以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谴责那些安静的德国人或者安静的俄国人，因为我们国家的人们也被威吓得不敢发声，只是没有送到集中营而已。
左派真掌权 会把我们送到再教育营
当然公平地说他们不想像那个护士和图书馆管理员那样失去工作，左派不会把你送到古拉格，左派只会让你无法工作，无法挣钱，我们面临的是挣钱问题而不是死亡威胁，但是左派的做法是很恶毒的。
顺便说一下，我相信如果左派真的掌权，他会把我和你这样的人，送到“再教育营”，不是死亡营。我觉得他们还不至于会送我们去死亡营，我不相信他们会那样，但他们绝对会让我们去接受再教育，他们无法容忍不同的声音。正如先前指出的，因为他们说的一切都是谎言，而我们能戳穿他们的谎言。
举一个例子，左派的一个巨大的谎言就是“1619计划”，《纽约时报》发明的这个谎言，他们因此还获得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Pulitzer Prize）。普利策现在把奖项颁发给这样的骗子。
他们说美国是1619年创建的，跟英国人打独立战争，是为了维系奴隶制。这被反川普的自由主义作家如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tz）斥为谎言，这是一个谎言，但现在很多学校都在这样教历史。
杨杰凯：丹尼斯，我想了解一下那个护士的情况，她参加了一个挑战大选结果的集会，结果她被停职了。现在很多人担忧的，就是有两组人越来越合并在一起，一组人是去华盛顿挑战大选结果的人，另一组人就是采用暴力进入国会山的人，现在这两组人似乎已经变成同组人了，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普拉格：是的，是这样。当然他们会这样做，为什么不呢？左派跟自由派、保守派不同的。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要求自己，我不能撒谎；左派不会问自己说的话是不是真话，他们关注的是我怎么样能掌权，怎样能击败我的对手。
所以我们将来看到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如果人们不能以文明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只能以不文明的方式去表达的话，这就是个火药桶，《华尔街日报》甚至让总统辞职，这个我喜欢的报纸现在越来越让人失望。但无论如何，就是这样，生活中总会伴随着失望。
我对《华尔街日报》很失望，但尽管如此，当你把所有反对声音都压制住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明的办法跟左派沟通了（即使他们是正确的），越来越多的文明的沟通渠道，被掐断之后，那只剩下不文明的渠道。
八千万，可能一亿的美国人民（不是每个人都投票），现在都受不了左派，觉得他们是恶棍，他们确实是。我可以以文明的方式讲话，我有我自己的节目，在普拉格大学。
当然没人可以保证将来我不会被取缔，他们很希望能够把我们取缔。但现在还没有，我现在想说什么还可以说什么，我得承认这一点。
但是普通的美国人没有我这样的条件，谁会炒我鱿鱼呢，我的雇主希望我能够大胆地讲话，所以我没有面临这样的威胁，和那那个护士、那个图书馆管理员不一样。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否则这些东西会爆发出来的，我很担心。
学校成左派宣传机构 如何保护孩子？
我希望能以文明的方式把我们和他们分开。第一件事就是父母们要把孩子们从常规的（左派）学校里撤出来，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的。
也有一些好的学校，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法衡量，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个，孩子的学校教不教1619计划？如果教，这个学校就是左派的宣传机构。他们教育出来的孩子，将会鄙视你们父母的价值观。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去这样的学校，让他们将来鄙视你的价值观？
你可能会说这很难，学生不去这个学校读书，在家教孩子也难，找到好学校也很难，但是没有其它的选择。所以第一件事，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要让孩子逃离这类学校。
第二个质问1619计划的问题是：孩子的学校是不是有男扮女装讲故事时间，因为现在小学经常上一个让男扮成女装，给他们讲故事的课。
如果你说不在乎这两件事，你愿意让孩子觉得美国是淫秽不堪的地方，你愿意让孩子学习，美国建立是为了维系奴隶制，而不是建国时就已有奴隶制，那随便，你可以让孩子留在左派的学校。
但是如果其中的一个让你感到不安，你应该让孩子离开这类学校。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正直的、体面的、说真话的、弘扬美国价值、弘扬犹太教基督教价值的学习的地方，而我们不能在他们的任何教育机构中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与他们的机构脱离。
保守派自问，还要沉默多久？
杨杰凯：如你所言，丹尼斯，显然对大部分人来说，你的建议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比如说像那个护士，她该怎么办？其它相同状况的人他们该怎么办呢？
普拉格：我也不知道那个护士应该怎么办。我希望她能上我的节目来谈一谈。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情，我非常热衷于古典音乐的，我时不时会去交响乐团作指挥，前两年在迪斯尼音乐厅还指挥过一场海顿交响乐。我不是专业的，我想我是一个资深的业余爱好者。
不管怎样，我的确参与很深。全国的保守派古典音乐家都知道我，他们会跟我联系。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不想说出乐团的名字，但那是全国最有名的乐团之一，一个小提琴家联络我，他说闭关锁国的时候，他自己心里一直在扪心自问，他还要沉默多久？乐团的同事都不知道我是一个保守派。他后来公开了这件事。
旧金山交响乐团，全美国都很出名的交响乐团，有六个人，几年前我在圣荷西演讲时，他们当时来听，然后他们问我是否可以和我吃晚饭，他们很高兴能和我共进晚餐，但我告诉你，我更高兴能和他们共进晚餐。他们可能无法相信，但这是真的。能和全美伟大的交响乐团的六位成员在一起，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孩子和棒球明星或全明星队在一起那样。
他们来吃饭时，三个人穿普拉格大学的T恤衫，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乐团的同事知道你们是保守派吗？他说当然知道。他们来自旧金山而且又是艺术家圈子。虽然左派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当人们不再恐惧的时候，这些欺负人的人就会感到害怕。
他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就是左派爱欺负人，这是他们的强项。我们不欺负人，如果一个交响乐里面大部分是右派、保守派，我们绝对不会像左派欺负他们一样，去欺负我们的左派同事。正如之前所言，两者没有可比性。
我听说，现在达拉斯交响乐——另一个伟大乐团，有一个大提琴手，他也站出来，开播自己的播客节目，当然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因为他们有终身工作保障，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我不知道那个护士和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的情况，他们显然没有终身工作保障制。但如果你的工作是有保障的，我觉得你一定要站出来说出来，也是为了你自己，否则你会消沉下去。
另一位美国伟大乐团的女小提琴手，我有一次到纽约来，指挥一个交响乐，因为《纽约时报》还报导了我指挥圣塔莫尼卡交响乐团，一个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在左派城市指挥交响乐。
这个女小提琴手给我写信，她说丹尼斯，我在这个乐团35年了，我从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我是一个保守派，很悲哀。
攻击川普是要毁掉什么？
杨杰凯：丹尼斯，正如我们所言，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准备再一次弹劾川普总统，我知道总统也准备反抗，其实他还有八天就要离任了。您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普拉格：我从来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我只能告诉人们不要骗自己，不要自欺欺人。不管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乔·拜登说，我想让国家团结起来，他是不是支持对总统的弹劾？总统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离任了，你觉得弹劾总统有助于这个国家的团结吗？所以这种想法非常的荒唐。
我并不是川普阵营的一员，我支持川普4年，因为我觉得他做了很多好事，我从不在意他的很多推文，我觉得这不重要。在初选的时候我是反对他的，我也写了反对文章。这些文章在网上大家都可以去看，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川普）总统本人。
但是对总统的攻击并不仅仅是对总统的攻击，他攻击的是我和7400万美国人，还不止我们这些人。这表明左派在鄙视我们，他觉得我们极其可悲。他们展示了一些疯子的照片，一个穿着“奥斯维辛集中营”T恤的疯子在国会大厦的照片。
去年和今年，很多人都看到了在左派暴力抗议时，焚烧了那么多的美国国旗。如果（众议长）南希·佩洛茜（Nancy Pelosi）想做的是疏远这个国家的一半人，那她就继续照现在的方法做下去吧。其实他们这些做法都是一种宣泄，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本质上是孩子，他们不是成年人，他们被情感操控了。
美国仍是地球最大希望 左派在毁掉美国
为什么左派都是孩子，不是所有的自由派都是孩子，一定要分清这两个。其中一个理由是孩子认为父母是完美的，当他们成长到青少年时，他们意识到父母是有缺陷的，一个成人（二三十岁）他们会理解这一点，就是我明白我的父母已经尽力了。我这里不是谈论那些心理变态的父母，他们会去虐待孩子。但是一个成熟的人，意识到母亲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就像任何凡人一样，但他们不是虚伪的人。
我父亲曾经说过不要骂人，但是他自己也骂人了，他是一个虚伪的人？这是一个孩子的说法，他们是孩子。美国不是完美的地方，如果你说杰弗逊是一个虚伪的人，华盛顿是虚伪的人，我父亲是一个虚伪的人，这是一个小孩子的观点。成年人应该说这是一群有缺陷的人，他们塑造了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成年人看问题的方法，如何看待我们国家建国国父的方法。
杨杰凯：丹尼斯，我想到了另一件事，像中共这样威权政体，我刚刚做了一个采访，是关于一份全面的人权报告，里面记录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当然中共也在颠覆西方世界，这个政权最乐意看到的就是美国搞分裂，之前你也讲过，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在让这个国家分裂，我做为加拿大人来看待美国，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美国是世界的自由堡垒、希望的灯塔，但有时我觉得好像很难看到这点。
普拉格：没错，我把我的书取名《仍是最大的希望》（Still the Best Hope），这句话来自林肯，林肯当年说美国仍是地球最后的最大希望。只要左派碰触的东西，它就会毁掉，毫无例外。
我第一个意识到的是我觉得他们毁掉了音乐，然后我发现艺术、建筑、大学、高中、小学、体育、综艺，只要左派碰触到，他们就会被毁掉，他们是一股混乱的力量，他们是毁灭的海啸，他们最想毁掉的就是美国本身。
否则又怎么解释他们想让1100万非法移民合法获得身份呢？他们想要我们的国门大开，可是一个国门大开的国家，将称不上国家，因为任何数量的外国人，都会到你们国家来成为公民。这有一个教训就是自由是一个价值观，它不是一个本能。
人们要自由 却以安全等其它名义放弃？
人们在说的一句谎言是人们想要获得自由，这句话不对，人们想要获得的是被他人照顾。所以左派才能和人民达成一个像魔鬼一般的那种协议，这个协议就是把你们的权利给我，我们给你们物质享受。你会失去你们的自由，但那又怎样呢？你会有免费的医疗保险，免费读书等等。
他们也是这样说（古巴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的：那个国家不自由，但是他们有免费的医疗。可是如果你在古巴，你不是共产党党员的话，那么那个所谓的免费医疗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可悲的，你去简陋的医院看病，你还要带自己的枕头和床单。
所以人们是可以以安全的名义而放弃自由，也会打着反种族歧视的名义，一个所谓高尚的名义去让人们放弃自由。如果三代人，美国人我们不教他们，美国是自由的国土，美国是勇敢者的国土，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就不会重视自由，他们也不会勇敢，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中。
但是不是没有希望，看看大纪元在做的事，看看你们持续获得的成功；看看普拉格大学，每年也有大量的人在观看，所以我每次路过机场时，很多年轻人过来跟我谈话。其实这是一个跟时间在竞赛，为什么左派要极力封杀我们，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理由反驳和他们意识形态不同的人，这是因为左派的意识形态里没有实质的知识含量，他们只是愤怒。
愤怒是很有力量的，人们会陷于愤怒当中，无法自拔。我觉得可能有的人，把自己想像成受害者，从中获得乐趣，但我是很讨厌反感的，我全身心都反感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受害者。我认识到很多人，会陷于这种心态当中无法自拔。
杨杰凯：丹尼斯，最后结束之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普拉格：我之前曾去过法国参观诺曼底登陆的海滩，我看到数以千计的墓碑，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我当时发了一个誓言，这是我这辈子唯一发过的誓言，我说如果这些年轻人，可以为了美国和自由而死，而牺牲，我至少能做的，是为了美国和自由要活下去，我不希望他们的牺牲白费。如果左派真的能够压制美国的自由，夺走美国的自由，那么所有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牺牲都白白浪费。
杨杰凯：丹尼斯，非常高兴您再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