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红军长征根本就不是为了北上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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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丁抒先生所撰写《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一文曾对此做了详尽的揭秘。

据作者在文中披露,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注: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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