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第二任中共党魁瞿秋白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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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江苏省常州人,1917年考入中华民国外交部“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1921年,作为记者,被派驻莫斯科。1921年5月,加入俄罗斯共产党。1922年春,加入中共。早年做了大量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从1925年1月起,瞿秋白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武汉主持会议,正式将中共第一任党魁陈独秀免职,指定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瞿从此成为第二任中共党魁。

1928年,瞿秋白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携妻子杨之华回到上海。1934年初,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时,被留在江西。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被当地保安团抓捕,同年6月18日,被中华民国政府“就地枪决”,时年36岁。

瞿秋白之死

瞿秋白被“枪决”之日,中华民国政府贴出布告说:“凡民国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

中共自1921年成立后,成为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配合苏联对外政策,以暴力颠覆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是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1927年8月1日,中共发动南昌暴动,开启了中共以暴力颠覆中华民国的进程。这个决策正是瞿秋白参与制定的。此后,瞿领导了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

期间,除湖南的“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发动过武装暴动。

1927年11月,瞿秋白派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太雷到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暴动者占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被击溃,张太雷死于乱枪之中。

虽然各地暴动接连失败,瞿秋白仍然强调,中国革命正处在“高潮”中,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多余的话

1935年5月17日至23日,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其中写道:“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自从“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后,“(我)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对于政治,从1927年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请你们别“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对于离开中共,“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

文末,没有提到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而是说“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台湾大学的夏济安教授写道:“《多余的话》是一个虚度了一生的人的挽歌,它也是对自身懦弱、怠惰和虚伪等弱点的招供……在它的作者看来,政治代表了世间一切的丑恶:精力的耗竭,致命的疲乏,心灵的死亡,感官的麻木,永恒的谎言,以及自然情感的毁灭。”

我以为,这个评论比较贴近瞿秋白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内心感受。

生前屡遭打击

第一次打击:1927至1928年,瞿秋白领导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失败后,共产国际为推卸指导中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责任,把瞿当成替罪羊。不久,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为中共第三任党魁,李立三逐步成为中共实际负责人。

第二次打击: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事务副部长米夫指使王明、博古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共党内造反夺权。瞿秋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三弟瞿景白,一气之下,将苏共预备党员的党证退给党委,之后便“失踪”了(很可能被暗杀了)。1930年6月,瞿秋白被撤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

第三次打击:1930年9月,瞿秋白被派回国参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负责解决李立三的路线问题。但是,瞿的一些做法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逐出中共政治局。1931年6月,第三任中共党魁向忠发被捕后,王明成代理总书记。10月,王明去莫斯科,博古成为第四任中共党魁。

第四次打击:此后,瞿秋白离开中共权力中心,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33年秋,瞿又挨一记闷棍。9月22日,中共发出“关于狄康(瞿秋白)的错误的决定”,称他发表的有关文章,“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各级党组织应对其错误“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第五次打击:1934年初,中共强令身患严重肺病的瞿秋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所在地江西瑞金,而且明确不许他深爱的妻子杨之华同行。林梵在《瞿秋白之死》中写道,离开中共权力中心后,“瞿秋白与杨之华双双栖居隐蔽地在上海生活多年。两人相依为命,甘苦忧患共尝,并结识了鲁迅,成为挚友,瞿秋白还搞了自始至终钟爱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但是好景不长”。“强迫瞿、杨分离,是当时执掌中共大权的王明、博古派对瞿、杨自莫斯科结下的宿怨,予以无情打击的继续”。

第六次打击: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撤离江西,开始“长征”。瞿秋白请求随军一起走,但被中共党魁博古拒绝,不得不以病弱之躯留下来“坚持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是王明、博古“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他们“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

另一个打击是身体上的。瞿秋白是一个长达15年以上的严重肺病患者。他写道:“从1919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1926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

死后再遭打击

1966年6月10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说:“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

“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当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造反派到八宝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红卫兵又来到八宝山,砸了瞿秋白的墓;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在济南的墓,也被红卫兵砸毁。

1967年6月17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了“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会后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从八宝山扫地出门。

其妻杨之华先被说成吹捧“叛徒”瞿秋白,继而被扣上“特务、叛徒”的帽子,送到某部队隔离审查。女儿瞿独伊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独伊的女儿晓女被迫去内蒙古插队。独伊母女都患有严重胃病,先后到上海住在姨妈杨之英家中医治。

1973年10月,杨之华病危才被解除隔离状态,转入北大附属医院。杨之英赶往北京探视时,见姐姐已骨瘦如柴,气若游丝。三天后,姐姐就逝世了。杨之华死前悄悄对杨之英耳语:“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

结语

文革结束后,中共为瞿秋白“平反”,说他不是“叛徒”,给他戴上各种“桂冠”。这不过是中共的政治需要和自欺欺人罢了。

瞿秋白最后的遗言《多余的话》,对他的一生进行了反思,讲出了他的真心话。他对中共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人戴着假面具的表演,“万分厌倦”。对于曾经宣传过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留恋;对于离开中共,没有什么“可惜”。长期的病痛折磨,加上政治上接连不断的打击,使他万念俱灰,看不到任何光明与希望,只想早日解脱。

瞿秋白最后开出的书单,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风马牛不相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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