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错】阿里巴巴被罚巨款为什么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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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4月15日讯】《有冇搞错》。4月15日。

近日,中国有两起罚款事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一个是河北的货车司机金德强,他因为被唐山公路检查站罚款2000元,一时悲愤之下喝农药自杀身亡。另一起,则是阿里巴巴公司被中国政府以垄断罪名罚款180多亿人民币。

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所谓“网络科技公司”之一,每年盈利数以百亿,罚款180多亿,算是小儿科。但金德强一个月只能赚七八千,应付基本生活已经相当吃力,他自杀之后,银行存款只有七千元,可见他的生活相当拮据。

说起来,这两个罚款事件没什么联系,但实际上却都和中国的科技有关。货车司机被罚款,是因为他货车上的北斗定位系统断线,阿里巴巴则是因为垄断网络服务。

阿里巴巴最赚钱的业务来自支付宝,尤其在腾讯支付开始之前,基本是中国唯一。中国网络的电商行业由此而兴旺发达,阿里巴巴也赚了大钱。

公元2000年之后,全球互联网进入新时代,网络商务大行其道,但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却进退失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网络支付手段。海外网络商务,早期依托信用卡支付进行,但中国大陆很少信用卡,而由于缺乏社会信用,诈骗横行,所以缺乏互联网的支付手段,很长时间中国大陆的网络商务难以推动。

按照马云自己的说法,2006年他在海外参加互联网大会,忽有体会,于是致电公司下属,要求他们立即按照paypal模式,推出阿里巴巴自己的网络支付系统。他在后来的演讲中,强调他当时的指示是:如果引起法律上的问题,他负责去坐牢。他的说法是,后来才有阿里巴巴的井喷式增长,以及中国互联网商务行业的急速发展。

马云后来没有坐牢。虽然阿里巴巴抄袭了Paypal,触动了中国官营垄断的金融行业,也引起了中国官营银行的反击,但他始终没有在这方面碰到官司,没有被金融机构和银行起诉。虽然阿里巴巴破了中国金融管理的规矩,但银监会让开了一条路。

了解中国大陆中共特色的人都清楚,中共让开一条路给阿里巴巴,当然不是因为马云“坐牢”的决心,甚至不是欣赏马云发展互联网商务的眼光(因为当时很多家互联网企业都了解,限制大陆互联网商务发展的瓶颈就是没有支付系统),而是马云背后有一大批足以让中共官僚系统让步的政治势力。

这批势力,就是中共的裙带资本主义。排在第一位的,是江泽民的儿子和孙子。当然不仅是江泽民家族,当时阿里巴巴背后的股东,几乎囊括了所有中共政治局委员级别以上高官的家人,包括习近平家族。习近平姐夫,后来因为习近平正式上位中共最高权力而退出了阿里巴巴。但其他大部分高官没有退出,这才是阿里巴巴“垄断”的真正核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批政治势力,根本不会有阿里巴巴,也就谈不上阿里巴巴垄断的问题了。

第二种垄断也同样涉及权力,就是封闭市场。如果没有中共封锁外国信用卡,封锁外国网络支付工具,封锁外国电商企业,阿里巴巴也同样没这么容易崛起。

垄断的最大问题,在于控制市场和价格,使社会资源以较不有效的方式配置,最后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

而中国大陆常年以来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根本原因不在于企业垄断,而是权力垄断。从阿里巴巴的例子可以看出来,阿里巴巴背后并非资本,而是权力,所以它是垄断性的权力垄断了资本然后再垄断市场的过程。这是极权体制的必然结果。

马云绝对是一个优秀的经营人才,而且非常聪明,但没有背后的垄断性的政治势力,他绝对不可能完成阿里巴巴,不可能在短短十多年内,把一个几百万的小公司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科技公司。

中共宣布对阿里巴巴实施180多亿人民币罚款之后,阿里巴巴公司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处罚,也表示接受教训,更表示感激感恩。外国媒体对此大惑不解,政府罚了你180亿,然后你很高兴,还要谢谢他,太奇怪了。如果美国政府罚谷歌或者亚马逊几十亿美元,两家公司不但要和美国政府打官司,还会到处花钱刊登广告,四处表达不满。阿里巴巴的表现,在他们看来,简直是难以理喻。

如果他们了解阿里巴巴发家过程,了解中国企业的实际地位,大概就能了解为什么了。中国大陆企业并不是西方世界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大陆企业不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社会单位,而只是整个权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所有企业都必须依靠权力存在和存活。所以,中国宪法上始终没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因为这是共产主义极权社会,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奴隶制的残留。

中国企业家,大约一大半的经营活动,都和如何与权力打交道有关系。

我有个朋友,以前在大陆做房地产,以前通电话,他每次都神采飞扬,赚了不少钱。有时他会非常遗憾地说,这次差一点就拿到一个超级项目,就差一点,就可以跻身国家级富豪了。后来到了大概2014年,他说话的态度变了,他告诉我说,好几个当年拿到那些超级大项目的大老板,基本都进监狱了。原因很简单,那些大项目都是权力运作的结果,等到权力斗争激化,背后的省级人物落马,下面的所谓大项目老板,一个也跑不掉的。

所以,我们把阿里巴巴的声明重新组合,应该这么看:北京的权力垄断,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空间,也为我们驱逐了无数竞争对手,即使当年我们以违法的方式发展,仍然获得北京的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权力的祝福,我们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北京的权力,是无限而且完全可以决定生死的。所以,现在北京的权力要求我们改变,要求我们给钱,而不是把我们抓起来,把公司财产全部收缴,反而让我们继续生存,我们对此非常感激,非常感恩。

这样是不是比较合情合理一些。说实话,现在中国大陆的BAT,正在和美国进行AI竞争。BAT是中国大陆三家大型科技创新公司,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阿里巴巴之后,北京要调查腾讯的垄断,腾讯主要垄断音乐和游戏。实际上,这些公司的结构,和阿里巴巴非常非常接近和类似。

前几天,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和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一起开了一个尼克松研讨会(Nixon Seminer),在会上要求硅谷最有名的风险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参加。泰尔谈了很多中美科技竞争的问题。

他说美国人善于创新创造,中国人善于偷。说偷不太好听,有些朋友不喜欢,我们把偷翻译成学习,这样好些。他的意思是,过去几十年,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创造,都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中国则是在美国的创新基础上发挥完善,把它变成比较中国特色的市场化。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中国近年几乎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这个模式。

在研讨会上,蓬佩奥问说,中国是不是可以开始自己创造了,不用再“学习”美国了?泰尔说,不是的,因为创造是一种文化和一种社会机制,中国好像还没有形成这种文化和机制。

美国有关企业创新创造的书很多,大部分都谈到几个特点,第一是明确目标,这个没问题,中国有目标;第二是权威式人物损害创新;第三是创新创业必须有一个“建设性冲突”的环境(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就是说,没有冲突,没有质疑,没有争论,就不可能有创新;第四,就是鼓励尝试,这个鼓励不是口头的,你做的好,继续努力,尽管去试吧,不是这样,而是有实际社会机制的,比如说风险投资;第五,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失败。

泰尔说中国还没有建立创新机制和文化的时候,他所指出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面,有些中国已经具备,比如说鼓励尝试,中国已经有自己的风险投资系统了。但有的还没有,有的可能根本不可能有。

记得全球最有名的企业管理大师杜拉克(Peter Drucker)曾经说过,中央计划是创新经济的最大敌人。而中共体制所谓最大优势,就是中央计划。再比如说,威权体制的核心就是权威性人物的存在,而且中国是全体制都是同样模式,权威人物不光是一种国家级,下面各级都是如此。还有建设性冲突,鼓励和包容不同想法不同意见,以及鼓励失败,这些都是中国创新创业体制上的硬伤,可能根本就不太可能改善的。

当然,科技创新还有很多其他领域,但在美国的环境下,大部分作者都集中在以上几个点上。

所以,蓬佩奥、奥布莱恩和泰尔,就谈到了中国留学生的问题。美国有33万中国留学生,想一下美国人口才3亿多,33万中国留学生,意思是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很多都智商超高,聪明过人,在中国大陆大学中受过非常扎实的科学基础训练,但却从未有过创新创业训练,这个训练是在美国的机构中进行的,包括在大学、研究院和大公司中进行的。

美国讨论国家安全的论坛上谈到了中国留学生,就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竞争,涉及不仅是政治军事外交,而且还有经济,而最重要的是科技,尤其是创新科技的竞争。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断定,和科学有关的中国留学生,获得来美国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

回到阿里巴巴公司这些近年崛起的中国大陆的“科技公司”,未来会发生什么?首先是背后的权力垄断越来越严重,第二是缺乏真正的自己的创新机制,第三是从美国“学习”的机会也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所以,中国大陆科技公司的未来会越来越困难,新型独角兽巨无霸可能不会再有了。

石山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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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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