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COVID-19病毒缘自中共

摘录自《COVID-19:病毒大流行与道德恐慌下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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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COVID-19传播有关的时间线在过去几个月里发生了变动,而且随着新讯息的发布,将来有可能会再次变动。公开资料中似乎普遍认为,早在2019年8月,中国就观察到了患有类似流感的怪病的患者。不过一切都未被证实,直到2019年12月底武汉一名70岁的、阿尔茨海默症男性被确诊。

尽管英文医学期刊权威《柳叶刀》(The Lancet,也译为“刺胳针”)的报导在近期有些不一致,但它也指出首例出现症状的患者,大约是在2019年12月1日左右出现。截至2019年底,大家似乎也都认同,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会从动物传播到人身上,称作人畜共患传染病。在此种论点下,多种说法开始各自表述。

有些观察家说,不确定是什么动物传播到人类,而且这是在武汉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发生的。它被称为“湿地”市场(wet market,即“活禽”市场,出售未经加工的肉、鱼、禽的市场),不仅是因为它出售活体的水产海鲜;它也是现宰穿山甲、狼幼崽、野兔、蛇、果子狸、豪猪、獾、猪、鸡和孔雀等的场所。

第二种说法,是阿兹海默症病患的妻子遭受感染才是源头。她在(2019年)12月的第一个周末出现肺炎症状,接着入住医院的隔离病房,但是她并没有去过武汉海鲜市场的历史。

随后,有些观察者将注意力转向距市场约12公里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甚至有另一些观察者,把焦点放在更近(距市场约280米)的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隶属中共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武汉病毒实验室恰好与加拿大温尼伯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关系密切,是由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承包商建造的,与(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有联系。它的目的是成为一个最高级别的安全实验室(同时也是一个绝密实验室),能够安全处理最致命的人类病原体。

中共将其认证为达到生物安全级别第四级,也就是最高安全等级。但许多海外的科学家却对此存疑,如2017年英国科学期刊《自然》(Nature)中的文章,便质疑中国微生物实验室的安全标准问题,这也更进一步佐证了病毒很可能是从病毒研究所泄漏到民众常光顾的市场。

2018年1月,美国指派具外交地位的科学家造访湖南病毒实验室。他们发现蝙蝠的类SARS冠状病毒可以与以人类为受体的SARS冠状病毒相互作用。这就“强烈表示蝙蝠的类SARS冠状病毒,可以传播给人类,从而引发类SARS的疾病”。美国这些科学家还发现实验室的从业人员并未遵循或未执行第四级安全准则,当时研判实验室顶多达第二层级标准。

病毒研究所还因另一个原因引起争议。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为搜集大量冠状病毒而领导一支团队深入中国南部的蝙蝠洞穴,故被昵称为“蝙蝠女”。她对蝙蝠病毒进行实验,“期望能找出病毒如何突变,进而对人类更具感染力”。这些实验称为“基因功能增益”实验(gain-of-function, GoF)(以下称GoF实验)。顾名思义,实验目的在产生比原始病毒更具致病性和/或传染力的病毒,甚至制造出自然界里不存在的病毒。若只是形容该实验具有争议性,其实是过于轻描淡写。因此,美国不时就会禁止GoF实验的进行,而且至今温尼伯实验室本身也仍未进行过该实验。但(GoF实验)自2014年10月起暂停后,又在2017年12月19日于美国恢复实验。

中国医务人员于2020年2月11日,在深圳对武警进行COVID-19检测。(STR/AFP/Getty Images)

石正丽给了一个不同的论述。就整体脉络而言,我们应注意两件事。

首先,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过去25年期间,一直在研究蝙蝠和与蝙蝠有关的疾病。曾经,他们试图找出SARS-1的起源。但出乎意料,从蝙蝠到人类的跨物种感染却是相对较早发现。中国科学家最终将SARS-1病毒起源,追溯到位于武汉以南1200多公里云南省的一个山洞中。

再者,与SARS-CoV-2(当前全球大流行病毒)最近亲的就是冠状病毒了,它是武汉实验室于2013年,从云南发现的蹄鼻蝙蝠(Rhinolophidae,中国称为“菊头蝠”)中分离出来的。这种病毒,当时称为RaTG13,与SARS-CoV-2有96.4%的基因相同。但要知道,要想发生3.8%的基因变异,那得经过相当于20至50年自然演化的改变,才有可能做到。

但是,我们即将看到的还不是故事全貌。无论如何,云南蝙蝠如何导致武汉感染,依旧没有获得明确的解释。第二个背景因素是中美间敌对性的地缘政治关系。故石正丽特别表示,唐纳德‧川普(特朗普)总统“欠我们一个道歉”,因为他暗示SARS-CoV-2是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出去的。

2020年7月15日,石透过电子邮件回复《科学》杂志一连串问题。当被问及“武汉市内或附近”的蝙蝠是否可能感染某人时,她说,她赞成这种病毒透过中间宿主传播的理论,可是她并没有推测出宿主可能是什么。甚有其他人提到穿山甲,这些穿山甲在中国南方被发现,也有从东南亚走私进入中国,并成为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食物和传统中药。石也没有指出在武汉或其它地方,是否发生人畜共患病传播。但是,她确实同意前面提到的一位澳大利亚病毒进化专家的观察,也就是SARS-CoV-2和RaTG13之间的基因组排列若要产生变异,需要长达20至50年间的自然演化。

然而,正如刚才说的那样,这都还不是全部的故事。石和美国国防情报局(DIA)同声表示,SARS-CoV-2病毒不是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美国人还说,“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该病毒是故意作为生物武器释放的。但是,武汉病毒实验室确实能够进行基因工程移植实验(cut-and-paste genetic engineering experiments)。

证据显示,在2015年,它把SARS-1病毒的一小部分,与另一小部分的类SARS蝙蝠病毒交换,制造出可传染给人类的病毒。其实,这样的改变很容易察觉,“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试图加上一个现代版的装饰元素”。美国人说病毒不是故意被释放的,这显然也是猜测,因为没有找到释放病毒的证据,并不能表示病毒没有被释放。当然,中共否认释放病毒是预料中的事。

还有一个问题也仍然没被解答:武汉最初的病例群中,约有三分之一没有接触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这意味着COVID-19已经是人传人的感染(不需透过中间的动物宿主)。那么,这也成了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间接证据说法。

首先,作为国际计划的一部分,武汉病毒研究所持续接受美国政府资助进行GoF实验。如前所述,这种研究是具有争议性的,尤其在安全性纪录不佳的实验室(包括美国本身)里进行时。

GoF实验使用的技术,通常称为“动物传代”(animal passage)。2010年,荷兰病毒学家荣.费奇(Ron Fouchier)正在研究一种名为H5N1的流感病毒。它主要是由接触感染禽鸟的人所传播的,且非常容易致命。费奇想知道如何将H5N1变成更容易在人类之间传播的病毒,于是使用雪貂,而非细胞培养,来进行GoF实验,以使H5N1突变。

就病毒而言,雪貂的基因与人类的距离较接近,因此,如果突变的H5N1病毒可以在遭受感染和未感染的雪貂之间传播,那么同样地,人传人也很可能发生。这种突变是自然发生在雪貂的体内:用H5N1感染第一只动物,等到它生病后,再利用采集鼻腔黏膜感染第二只动物,然后再感染第三只,以此类推。每经迭代,病毒的基因组成都会略有变化。在经过第10次动物传代后,费奇发现,已感染的动物竟能将病毒传播到相邻笼中的另一只动物,而不需经由鼻腔检体传播。那么就再次证明,以GoF实验的动物传代技术,最终可以产生出一种新的病毒,甚至是一种致命的病毒。

费奇声称,GoF实验对于了解基因、突变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至关重要。因此,它对于未来用于对抗病毒药物的制作有其必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到2020年,动物传代的GoF实验都变得越来越普遍和符合常规。尽管费奇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等级被评为2(BSL-2),但大多数(GoF实验)都必须在生物安全等级4(BSL-4)的实验室里进行。

据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新兴传染病专家科林‧卡尔森(Colin Carlson)指出,这种GoF实验能帮助病毒学家在SARS-CoV-2出现不久后,对其进行分离和分类。

但其他人,特别是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理查德‧埃布莱特(Richard Ebright),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使用其它技术,也能像采用动物传代的GoF实验一样达到上述两种用途。重要的是,在论证病毒源自武汉病毒实验室的GoF实验此一间接证据说法上,他认为,相比基因工程移植,采用动物传代实验方式,将使得病毒突变前后的差异更难辨识。譬如为了还原过去《新闻周刊》的照片,就会像是在原始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上,加入新的仿维多利亚时代的复制元素那般难以分清真假。

2021年1月26日,民众在中国北京大兴区排队接受COVID-19检测。(Stringer/AFP/Getty Images)

结论证实,病毒透过动物传代技术实验所产生的突变和原生病毒经过长时间自然演化的变异,两者几乎无法区别。也就是至少可以说,源自蝙蝠的冠状病毒经过十只雪貂后突变的结果,很难与自然演化的病毒变异做出辨别。当然,武汉病毒实验室也有可能从未进行过动物传代GoF实验,但这么说的可能性极小。应该说这样的实验不但是例行工作,并且都在秘密进行当中。

另一个更有趣的观察例子是,斯克里普斯研究公司(Scripps Research)的研究员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在期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上发表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报导,其中指出,“SARS-CoV-2并非故意由病毒实验室构建操纵。”作者进而讨论了“可以合理解释SARS-CoV-2出现的两种情况”。其中第二种是人畜共患病毒移转到人类后,大自然对人类的淘汰,其严重性更胜于病毒转移前对动物宿主所进行的淘汰。

作者实际上承认,“理论上来说,SARS-CoV-2可能在适应细胞培养过程中获得突变”,从穿山甲里发现的类SARS-CoV-2病毒,也“提供了更强大、直接的证据”,那就是证明SARS-CoV-2已获得新的传播能力,能直接造成人传人感染的现象。但作者却没有提及在实验室里进行动物传代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埃布莱特回复《新闻周刊》的电子邮件所指出的,除了不同地点与人为干涉,在GoF实验室中使用动物传代技术进行的突变,与在野外自然演化的“穿山甲传代”的基因变异,结果都“相同”。

据此,埃布莱特总结安德森的推理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实在没有道理去强调突变一定是来自于野生自然的演化,甚至大过于来自实验室的动物传代实验。

截至目前的结语可以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拥有的RaTG13病毒,与SARS-CoV-2病毒(当前全世界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有96.4%相同的基因物质。动物传代实验能造成3.8%的基因产生变异,它比起自然演化造成突变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其次,如埃布莱特所说,石正丽为回应美国遗传学家科恩(Stanley Norman Cohen)在《科学》杂志上提出的问题所发表的否认意见,只是“对中国当局和中共官媒先前所言,再次进行公式化、机械式的申明”罢了。

因此,石正丽所言的可信度,其实与中共当局和中共官媒相同。

的确,现时任何有关SARS-CoV-2病毒起源的报导,在政治上和科学上,都几乎已鲜少对中国官方版本提出质疑了!

原文‘It All Began in China’—Book Excerpt From ‘COVID-19: The Politics of a Pandemic Moral Panic’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Barry Cooper与Marco Navarro-Génie撰文/吴约翰编译

作者简介:

巴里‧库珀(Barry Cooper)博士是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政治学教授。马可‧纳瓦罗-盖尼(Marco Navarro-Génie)博士是公共政策前沿中心(the 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高级研究员和加拿大哈尔顿研究机构(the Haultain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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