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窖中编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节俭观

作者: 晏建怀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4月27日讯】对于宋朝士大夫来说,苦读诗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更重要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时的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半职,获得丰厚的待遇之后,便纷纷买房置地。

一、在地窖中编著《资治通鉴

宋神宗时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资在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建了一座别墅,单中堂就建了三层,其亭台楼阁之多,奇花异草之盛,一时成为洛阳之冠。学者邵雍到王府做客,惊叹之余,赋诗《府尹王宣徽席上作》道:“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园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万花香照酒卮红。”

当时,与王拱辰同朝为官的司马光,也在洛阳居住。不过,王拱辰的宅子位于富人区,气宇轩昂,而司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低矮破败,仅能遮风避雨。司马光正在编著《资治通鉴》,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埋头著作,寒碜而又另类。

宋朝到宋神宗时期,已经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承平日久,侈风渐起。司马光曾回忆说,数十年前,时任群牧判官的父亲司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场上随便买的,下酒菜仅限于肉酱、干肉、菜羹几样,水果仅止于梨、枣、柿之类,酒薄意尽,食少情深,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鄙薄。而如今,则豪华相尚,俭陋相訾,酒若不是宫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满目,竟然羞于请客。士大夫万一要请客,往往提前数月准备,广寻佳酿,遍搜珍禽,准备足够充分之后,才敢发请柬。倘不如此,人家不特会耻笑为小气,朋友也会渐行渐远,越来越少,最后门前冷落鞍马稀。

二、把皇帝赏赐作为办公开支

相对于日益奢侈的世风,司马光却一直固守底线,显得简朴、节约乃至吝啬。他性情淡泊,不喜奢华,深深懂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小时候逢年过节,长辈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他常常害羞到脸红,坚持脱下不穿。中进士的时候,宋仁宗安排了“闻喜宴”(皇帝赐予新科进士的宴会),款待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并赐戴宫花,但司马光认为太过奢侈,独不戴花,直到同科进士劝说:“这是皇帝的赏赐,君命不可违。”才只好戴上一枝。

步入仕途后,司马光历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官至宰相。大权在握的司马光,不但对国家财产从无贪念,甚至还把皇帝给他的赏赐——这种名正言顺的“私有财产”,作为单位的办公开支,这在历代士大夫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宋仁宗每年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折合百余万两之巨。作为谏官的司马光三次上书规谏,他说:“国有大忧,中外窘迫,在这财力困乏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用赏赐所得,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宋仁宗没有同意他的建议,继续大把花钱施恩。于是,司马光便把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或接济亲友,坚决不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

三、卖田葬妻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人之常情。司马光也并非无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然而,作为洁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马光却有自己的分寸。因此,司马光诗词里多情,生活中却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声色,恪守:“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纳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个妻子。他与张氏结发三十余年,始终相敬如宾。因为没有生育,张氏甚急,背地给他买了一妾,他敬谢不敏。为续后,他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左传》曰:“侈,恶之大也。”司马光牢记古训,坚守底线,他做官四十余年,待遇丰厚,赏赐颇多,却始终恶衣菲食,不留余财。有朋友写信给他借五十万钱,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司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说:“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宋代周辉《清波别志》)

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手头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司马光给养子司马康写的《训俭示康》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他虽然淡泊简朴,但淡泊中见真淳,简朴中露风骨,成为了那个世风日下时代的精神标杆。

责任编辑:兰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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