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军工走私犯认罪 证明美中须脱钩

英文大纪元记者Anders Corr报导/姬承羲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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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覃树人(Shuren Qin),于2018年在其位于波士顿郊区的宅邸中被捕。他被指控采购价值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海洋技术,出口到中国的军事研究所。在4月28日的联邦法庭上,他很有可能会认罪(更新:覃树人已经对指控认罪)。

《华尔街日报》此前预计,覃先生将对共谋违法出口、向政府探员撒谎、签证欺诈、走私和洗钱等指控认罪。他是被抓住了,可还有其他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他们能接触到尖端的科学和技术,在中共的淫威之下,这些人可能通过各种违法或合法渠道,将技术送给中国。

2020年期间,美国有36万名中国留学生。他们中许多人,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STEM)中学习。川普(特朗普)政府取消了3千名中国籍学生的签证,原因据称是这些学生与中共军方有联络。这种做法尽管很痛苦,但无疑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对留美的中国学生抱有同情心,毕竟他们进退两难。在美国,他们会感到不受信任;回到中国后,他们也可能因为留美的经历而受到怀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选择留学美国,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和其价值观持开放态度。

美国官员透露,当时覃先生正从美国非法出口管制的尖端科技,以帮助北京打造一支海底无人机舰队。这些无人机能追踪美方及盟军的潜水艇。考虑到中共日益发展的反潜艇技术和逐步壮大的海军力量,非法出口军事科技,将可能使美国遭到反制武器的威胁。

而这种在未来可能进行军事打击的能力,会增加爆发战争的风险。这就是国际关系专家们所说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这里指中共的军事发展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军事冲突风险,反之亦然。双方都会面临螺旋式增长的风险,增加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专家还估计,自现在起最快5至10年内,美国与中共之间有可能发生权力过渡。如果中共在军事上超越美国,会促发权力过渡,届时中共将加速使用其边缘政策(冷战时期一种濒临发动战争的状态),并在短时间内克服美国的任何抵抗。中共的边缘政策,有目的地冒着双方都不想发动的战争风险,从中获得战略利益。尽管我们知道,如果中美照着当前的经济和军事发展轨迹,这种权力过渡将在30年内到来,但如果局势持续演变,则随时都有发生军事升级的风险。

因此,中共对科技的攫取,包括了军工、民用技术和纯科学,是比我们目前所认知的更严重的问题,应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更大关注。其它的对手,包括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港澳地区,也是如此。但是,中国庞大的经济体(如果以购买力为标准,甚至比美国或欧盟的经济体还要大),使其成为一个特例。中共经济完全有能力,并且正在亚洲推动前所未有的军备建设,这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国盟友构成了切实的威胁。

令人担忧的并不仅仅是军事技术。中共对民用科技的收购提升了其经济实力,增加了国家税收,为其人民解放军和大撒币外交政策提供了资金,也为领土扩张和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径收买支持和人心。

而中共对纯科学的收购,可能会使经济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发生惊人的变化。试想,如果纳粹德国率先发明了核弹,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将大不相同。因此,我们不能,也绝不可以让中共在下一个重大发明中领先。

然而,美国和其盟友国仍对中共开放贸易,这令科学技术能相对容易地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比如商贸、学术交流和间谍活动)转移。

美国就是一个巨型的科技筛网。不管我们开发什么,即使是依赖政府补贴取得的成果,也能轻易地被世界上最危险的独裁政权获取。共产党人可以相对轻松地,在美国和欧洲建立技术企业、入读科技研究生专业,从而获取技术。

美国的政客们,不敢限制中国留学生进入STEM学科。这是因为,首先,美国企业每年与中共进行总额约六千亿美元的贸易,意味着中共可以随时对这6千亿“人质”下手。其次,除了美国,中共还可以从其分裂的高科技盟友国那里获得技术,比如欧洲、日本、韩国、台湾和印度。第三,禁止中国人从事高科技行业,将被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尽管华裔美国人应当也确实被视为美国高科技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

尽管这最后一项指控似是而非,但其它几项挑战却是实实在在,须加强对盟国的协调和支持,才能实现有效的技术管制,阻止中共进行“分而治之”的贸易报复。当然,任何新出台的科技管制政策不应当只针对中共,其它敌对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北朝鲜)也应该被同样对待。与此同时,盟国间(比如日本、台湾、乌克兰、以色列)的技术合作应当得到鼓励。

在科技发展问题上,任何肤色与信仰的守法公民都应被视为合作伙伴,但那些与敌对国家保持重要联络的个人,应该得到更严格的审查。在决定是否授予个人权限访问国家机密时,我们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敏感科技也同样是国家机密。我们也应该对科技采用同样的管控措施,只给那些在敌对国家没有大量亲属或财产的个人提供通行证。中共可能会极尽所能,寻找和利用任何在中国有重要业务和亲属的人,不管这人的种族和国籍是什么(包括非华裔的美国人)。因此,中国公民不是唯一的问题。

任何在中国有家属和财产的个人,都存在被要挟的风险。所有美国公民,不论肤色,包括深有政治影响力的亿万富翁,像是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拉里‧芬克(Larry Fink)、雷‧达利奥(Ray Dali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蒂姆‧库克(Tim Cook)、史蒂夫‧永利(Steve Wynn)和罗尼‧陈(Ronnie Chan),都应将他们的业务从中国及其地区撤出。那些拥有可疑双重国籍的人,比如陈先生的美国—香港公民身份、永利先生的美国—摩纳哥公民身份,应该放弃另一国国籍。这样做,于美国和他们自身都有好处。

对待STEM专业的留美中国学生,我们还需要一种富有同情心的方法。对那些热爱美国、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的学生,如果他们能完全效力于我们的国家,愿意将亲属和资产都移民美国,我们应该邀请他们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将得益于这些新移民,正如他们也将从美国受益一样。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学士及硕士学位(2001年),和哈佛大学行政学博士学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报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杂志《政治风险》(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发行人,其研究领域涉及北美、欧洲和亚洲。他撰写了书籍《凝聚权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将于今年出版)、《禁止入侵》(No Trespassing),也曾担任书籍《大国大战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的编辑。

原文Expected Smuggling Conviction of Military Tech Exporter Indicates Need for Disentangling From Chin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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