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重磅长文详解:中共对西方的可怕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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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6月19日讯】德国《世界报》近日发表重磅长文,详解中共对西方媒体的可怕渗透。文章开篇即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野心是把中(共)国伪装成一个进步、民主的国家。至于侵犯人权的恶行,显然是中共想要极力掩盖和涂抹的,为此中共在全球招募了许多“助手”,在德国也不例外。

文章列举了一些人的故事,他们或是政客、媒体人,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学生等,看似毫无共同点。但他们做了一件相同的事:向西方人推销中(共)国。他们把中(共)国描述成一个民主、进步的国家;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地和可靠的贸易伙伴;一个对维吾尔人没有进行种族灭绝和对香港自由战士没有进行暴力打压的国家。

这些人或者会因此类服务而获得金钱,或者获得地位和影响力。总之,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中共向全世界媒体宣传战略的一部分。

就在八年多前,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宣布了新目标:中(共)国将不再局限于被世界视为一个经济大国,而是要被视为一个有诚信的民主国家,因此必须找到新方法来“讲好中国的故事”。

换句话说,中共要输出软实力来成就其霸主地位。为此,北京不惜大撒币树立形象,专家估计,其每年至少投入100亿美元用于海外宣传。

中共投资全球电视网和购买播放时段

据《世界报》报导,这笔“宣传费”的一部分进入了中国全球电视网(CGTN)。这是一个成立于2016年的广播公司网络,用包括英语在内的六种语言在海外播放与中(共)国相关的电视节目。该节目由中共监督制作,而不是像英国BBC或德国之声等外国广播公司那样,由独立的编辑团队制作。

CGTN的欧洲广播中心位于伦敦,在城市西部的奇斯威克公园(Chiswick Park)现代工业区。从那里,中共也将信息无休止地循环播放到德国。例如,西方有影响力的人高谈他们在新疆惬意的自行车之旅。至于人权迫害?根本没有看到。

由于该电台没有达到最低的新闻标准,英国于2月撤销了其广播许可证。在德国,CGTN仍然可以通过沃达丰(Vodafone)的有线电视网络接收。

然而,CGTN所造成的损害毕竟有限,因为其各种运作尚在明处。中共在隐秘之处所做的宣传,才更加危险。在持续数月的研究中,《世界报》汇编了中共秘密运作的部分手法。

第一站是德国的一个当地社区。在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的交汇处,有一个名为乌尔巴(Urbar)的小市镇。两年来,中(共)国的信息一直从这里的一座建筑中对外广播。

这里是德国私营广播集团DRF的所在地,以前只提供“Hund Katze Specht”和“Entdecke Rhein-Lahn”等节目。然而一段时间以来,DRF也开始播放名为“中国信息”(China Info)的节目。每天18点开始,播放15分钟的节目,这个播段是黄金时段。节目展示了中国的民间舞蹈、田园风光、经济成功的故事等。

例如,去年3月,在中共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个高峰期,当全世界第一次讨论该病毒是否可能从中国武汉实验室泄露出时,“中国信息”采访了一位中国专家,他声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病毒来自中国。

当被问及该节目时,DRF主编施麦伦坎普(Bernd Schmellenkamp)在电话中以一种欢快的语气解释说,关于该节目没有什么可说的,每天15分钟的中国节目是他公司的收入来源,与其它节目没什么区别。

中共海外媒体宣传模式:付钱给德媒刊文

而这种怪象背后,是中共目前在许多西方国家日益确立的一种模式:中共向西方媒体支付金钱以传播其内容,要求是,媒体不能对内容加以编辑或评论,必须把中共提供的内容进行原汁原味的呈现。

中共的媒体公司经常购买整个报纸版面为其做形象报导,就像汽车制造商为其最新车型做广告一样。然而,这些“广告”往往只用小字标明为“特别出版物”,有时几乎无法与编辑部的稿件区分开来。

这样的版面出现在《南德意志报》、德国《商报》、《法兰克福汇报》等等上面。例如,《金融时报》在3月印制了一个专版,标题为“中国脱贫攻坚的十个案例”。

《世界报》也在2018年和2019年发布了由中共新华社委托的形象广告。2020年,《世界报》编辑部拒绝继续刊登此类广告。

即使是以内容中立为荣的德新社(dpa)也收取了中共国家通讯社的报酬,用以向德国报纸编辑发送关于中(共)国经济的正面报导,文章直接从中文翻译过来,不加评论。

为此,dpa设立了一个单独的调度服务,称为“新华丝路信息服务”。今年4月,人们还可以在那里看到,中(共)国正在庆祝一个与新丝绸之路有关的投资项目。

德新社发言人强调,付费的中(共)国广告并不影响其自身编辑的独立报导,他们会继续对中(共)国进行批评性的报导。然而,德新社也将中共的报导送到了德国的家庭和办公室,因为许多报纸和电视台都从德新社接收到来自中共的“友好新闻”。

《世界报》披露,北德广播公司NDR(Norddeutscher Rundfunk)也已经通过编辑合作将其品牌的可信度借给了中共国家电视台。在数字频道tagesschau24上,NDR从2017年起与CGTN合作播出一个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讨论节目,4万名德国观众观看,而关于中共侵犯人权的关键问题则销声匿迹。

现在回想起来,NDR似乎对这个项目有些不适应。应《世界报》要求,NDR回应道,这只是一种“有选择的合作”,目标是不加审查的意见交流。然而,自2019年11月起,NDR没有继续运作该项目的计划了。

德国连锁书店Thalia的案例

去年秋天,一位汉学家在柏林的一家Thalia分店注意到,书架上关于中(共)国的书籍异常多。除了儿童读物、旅游指南和小说外,还有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宣传作品《中国治理》(China regieren ),里面有习的讲话、访谈和思考等文章。

这位汉学家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中(共)国书架”的照片,因此该事件才引起关注。最终,Thalia承认,已将店内的几个书架租给了一个“中国书商”。Thalia表示,为出版合作临时腾出书架空间是图书贸易中的一种常见做法,对中国书商的租赁处于“测试阶段”,当合同到期时,公司将决定是否继续合作。

德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奥伯格(Mareike Ohlberg)说,Thalia和德国媒体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奥伯格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共的对外宣传战略。去年,她的新书《无声的征服——中共如何颠覆西方民主国家并重置世界秩序》(Die lautlose Eroberung)出版。

奥伯格认为,“中共借助在西方有声望的人、媒体甚至像Thalia这样的公司来宣传,要有效得多。”其目的是改变国内外的公众舆论。

美国华盛顿智库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负责中(共)国权力战略研究的历史学家谭安(Glenn Tiffert)也表示:“中共向外国媒体提供亲中的报导,然后在国内引用这些报导,以提高自己的可信度。”中共似乎越来越关心西方人对中(共)国的看法。

西方社会中代表中共的“耳语者”

中共在德国特别想要达成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新丝绸之路”,一个是5G网络。

首先,中共希望通过火车向欧洲输送大量的货物,而杜伊斯堡(Duisburg)将成为重要枢纽。然而,德国人普遍担心“新丝绸之路”可能成为一条单行道,中(共)国的市场力量会压倒德国的国内产业。

其次,中共希望电信公司华为参与完成德国5G网络的升级。批评者担心,这将使中共特工部门进入德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并对德国的政治和商业进行监视。

为了扭转舆论,中共利用有偿游说者针对德国政治家、商界领袖和舆论界人士进行运作,也就是去影响那些决定立法项目和投资项目的人。在柏林,有几十家传播机构专门负责使有争议的项目为政治决策者所接受。

公关说客的特性之一是他们的隐蔽性,他们不会暴露自己的敏感任务。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共是有利可图的客户,拥有价值数十亿的宣传资金;另一方面,没有人愿意正式承认是为中共极权主义政权或国有附属公司华为工作。

然而,有时会有一些消息传出,例如前欧盟高级外交官和说客萨巴蒂尔(Gerhard Sabathil)的情况。时至今日,事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披露。2020年1月,武装警察冲进萨巴蒂尔在柏林政府区的公寓。联邦总检察长和宪法保护局怀疑他为中共特工部门提供情报,调查人员已对萨巴蒂尔和其家人进行了一年多的监听。

调查人员认为萨巴蒂尔在担任中共间谍的同时,还作为说客向中(共)国客户提供建议。萨巴蒂尔曾在2017年辞去外交工作,开始在Eutop公司担任总经理,这是一家在柏林和布鲁塞尔经营的游说公司。他当时最重要的客户就是电信集团华为。

联邦检察官无法证明萨巴蒂尔的特工活动,并在去年11月结束了对他的调查。萨巴蒂尔则不愿再谈及此事,他已离开游说机构Eutop。该机构也不愿意谈论此案。

《世界报》今年4月通过电子邮件询问Eutop,他们是否在为华为工作。Eutop的公关专家没有回答,而是聘请了德国知名媒体律师谢尔茨(Christian Schertz)进行回复。在回复中,谢尔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警告了虚假报导的法律后果。

中共在柏林的“开门人”

如今,中共在柏林的开门人不再是萨巴蒂尔,而是另一位“名人”:范‧卡彭(Udo van Kampen)。现年72岁的范‧卡彭曾领导德国电视二台(ZDF)在布鲁塞尔的工作室多年,报导欧盟和北约的情况,并与德国和欧洲的高层政治家保持密切联系。

2015年从ZDF退休后,范‧卡彭被Kekst CNC聘用,这是一家拥有13个办事处的全球公关公司,包括柏林、慕尼黑、纽约、伦敦和香港。在他们的网站上,范‧卡彭被称为“声誉领域的专家”。

柏林公关界的几位内部人士一致表示,范‧卡彭有一位势力强大的朋友:史明德。在2019年底前,他是中共驻柏林的大使,在北京政治圈有过硬的关系网。两人于1984年在中国的一次记者旅行中相遇,并从那时起一直保持密切联系。

中共病毒大流行开始前不久,范‧卡彭曾邀请史明德和不少有影响力的政治和商业代表在他的柏林公寓共进晚餐。据悉,范‧卡彭大谈特谈了一次中国之行,并对中国的美景大加赞赏。

范‧卡彭与史明德的这种关系显然足够密切,以至于近年来华为更频繁地在该机构位于柏林的办公室举行其德国顾问委员会会议。

《世界报》就此询问范‧卡彭时,没有得到回复。然而,他所在的公司Kekst CNC却回答说:虽然他们不评论客户关系,但他们“不能明确排除有中国公司的支持”。

德国政界面临的压力

三年前,德国联邦议院超过100名议员在其选区办公室收到了“神秘”包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中国治理II》(China regieren II)英文版,这是最纯粹形式的中共政党赞歌。

寄件人是汉堡一家名为“特殊场所”(Special Places)的营销机构。在向议员们免费寄送这份“礼物”时,该机构还提出一个很小的要求:议员们需要在他们的选区办公室展示这本书,并拍张照片发到该机构的电子邮箱。

德国黑森州富尔达(Fulda)的基民盟(CDU)政治家布兰德(Michael Brand)高兴地照做了,不过暗藏玄机。布兰德发送的照片显示,习近平的书漂亮地放在书架上,不过左右两边分别是有关中国强制劳动营和达赖喇嘛的书。

如今,当布兰德谈到这个问题时,他的笑声响彻柏林联邦议院的办公室。宗教自由和对宗教少数群体的保护是布兰德的专业领域。在柏林,有许多来自执政党的政治家背地里称中共危险,但只有少数人像布兰德这样公开、大声地说出来。

布兰德多年来一直将目光投向中共大使馆。2013年,布兰德被任命为人权委员会主席,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人权委员会将前往北京、新疆和西藏。为了促成这次旅行,布兰德多次与史明德会面。

布兰德说,他认识的史明德是一位很有礼貌的人,他的深色西装既优雅又低调。他是一个完美的外交家,能说几乎没有瑕疵的德语。尽管如此,当布兰德和史明德见面时,不需要多久,布兰德就握紧了拳头,从椅子上跳起来,因为完全话不投机。

2015年,中共一度批准了人权委员会的中国行程。但后来,布兰德接到了中共大使的电话。史明德说,他注意到布兰德想在法兰克福举行的“西藏倡议”年会上发言,他要求布兰德取消这次发言。布兰德则强硬回怼道,他肯定不会让北京当局支配他的日程。当然,人权委员会的中国行也就此泡汤了。

中共在网络上的隐藏力量

《世界报》还披露,中共在欧洲的媒体战略中最善于伪装的部分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比如那些在Twitter或YouTube上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充当了中共的网络宣传者。

“我是海登(Navina Heyden),你可能知道我是那个在推特上写亲华内容的德国女孩。”这是一位来自德国基尔(Kiel)的22岁女孩去年8月14日在视频中用英语对自己的介绍。

这个拥有金色长发的年轻女子对着镜头说,她想在视频中展示自己,因为很多人在推特上指责她是中共党员,或者是一个机器人或假账户。她说,这些都不是真的,她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报酬。

海登在个人资料中介绍自己是一名经济学学生。她在推特上迅速受到关注,因为她的推文充满挑衅。她称有关维吾尔人受压迫的报导是捏造的,欧洲媒体的报导是经过审查的,德国公众是不知情的。

在一次视频对话中,海登告诉《世界报》记者,在第一波中共病毒期间,她与她的生活伴侣(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她注意到,当时的德国报纸上有许多关于中共病毒的虚假报导。于是她决定在Twitter上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在她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看向旁边。当谈话进行到半个小时,她透露说,她的中国生活伴侣就坐在旁边,听着她所说的并给她提示该说些什么。

她的中国生活伴侣冯俞鸣(Ellias Yuming Feng,音译),直到去年还是基尔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Kieler Helmholtz-Zentrum)的研究员。尽管他在Twitter上并不活跃,但他在讨论门户Quora上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例如,他在那里写道,镇压香港的自由示威是中共的权利。

《世界报》的记者还与包括海登和其生活伴侣在内的几名“网红”进行过一次视频交流。“网红”们都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新疆有“再教育营”,那些只是正常的教育机构。就像在德国,上学也是强制性的。

海登的生活伴侣对一名记者大吼道,他必须向中国道歉,因为他写了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批评性文章。视频会议结束后,海登在推特上写道,她与《世界报》的记者们进行了一次信息量很大的严肃讨论。

海登在2020年3月才开设了自己的推特账户,不长时间她就拥有超过2.6万名追随者。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学生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英国战略对话研究所(ISD)为《世界报》分析了该账户的数据。该研究所主要研究在线操纵、虚假信息、仇恨和极端主义,并就此向政府提出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在2020年8月中旬和2021年4月下旬,海登的追随者猛增,先是增加了8,772人,然后是1,296人。ISD查看了跟随海登的账户是什么时候创建的,发现其中有大量账户是新创建的:7月和8月有2,890个,4月有1,213个。

ISD还发现这些账户协调活动的证据,换句话说,关注海登的一些账户故意分享亲中共的推文,以使其影响力更大。例如,有五个账户在五天内分享了海登一条推文2,145次,有时转发的间隔只有5秒钟。

中国各省市在互联网上公布的公开招标书显示,中共国家机关越来越多地委托外部公司使用自动化软件管理Facebook或Twitter上的在线辩论。

中共“战狼”的表演

在Twitter、Facebook或YouTube上为中共利益行事的协调网并不新鲜。在以前的报告中,国际发展部和专门从事网络分析的美国公司Graphika都发现了一个亲中共的宣传网:Spamouflage。

2019年9月,该网通过被劫持的假账户运作,大量传播旨在诋毁香港抗议活动的视频。一次又一次,相关账户被平台运营商删除。尽管如此,该网还是成功地接触到真正的社交媒体用户。

据ISD称,Spamouflage的许多特征与他们在海登周围的关系网中发现的明显特征相吻合。因为在她最忠实的追随者中,有许多杰出的中共“战狼”。

最著名的战狼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在推特上有近百万个账户关注。2020年3月,他在推特上散布谣言,说美国军事人员可能将冠状病毒引入中国。

在海登的追随者中也可以找到赵立坚,还有其他五名战狼,他们是Spamouflage网的一部分。这些人包括中共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事和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以及中共驻奥地利大使。

这些人和其它中共高级外交官的账户分享或评论海登的帖子超过94次。有八名华为的西欧员工,其中一些是高层管理者,也转发了2020年8月海登那段引人注目的视频。

海登的在线宣传为她在生活中打开了大门。例如,在5月,她被允许参加中共大使馆组织的关于新疆的数字信息会议。她是少数被邀请的“新闻代表”之一,而中共大使馆不允许《世界报》的记者参加。

然后6月初,海登在推特上说,她的生活伴侣(33岁)通过一个人才计划,在中国青岛的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份副教授的工作,海登将和他一起搬到青岛。《世界报》希望与她谈谈她的生活伴侣令人惊讶的晋升,也谈谈她的Twitter粉丝。海登则回答说,她目前正处于考试阶段,因此没有时间。

随着中共病毒的大流行,中共更多地用虚假信息运动攻击欧洲。欧盟的东方战略委员会特别工作组也在观察这一情况,该工作组是为了保护欧盟免受来自莫斯科的假新闻攻击而成立的。现在,它也必须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共动向,只是他们缺乏相应的资金。

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欧盟几乎没有办法反击来自中共的网上隐藏宣传,因为欧盟对外事务部(EAD)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有效抵制来自中共的攻击。

该机构的前雇员告诉《世界报》,EAD没有对中共的虚假信息采取一致行动,因为欧盟害怕与中共发生外交动荡,他们对待中(共)国与俄罗斯不同,俄罗斯在经济上不如中(共)国重要。

2020年春天也有类似的指责,当时《纽约时报》披露了欧盟如何在中共外交官的压力下淡化了一份关于中共虚假信息的报告。事实上,已公布的EAD报告与《世界报》获得的预先泄露的版本之间存在差异:第一个版本提到中共的“全球造谣运动”,后一个版本则没有提及。

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斯塔诺(Peter Stano)反驳了这些指责。他说,尽管该机构迄今只有处理俄罗斯虚假信息的任务,但已经开始主动关注来自中共或与中共有联系的行为者。不过他也强调,“我们没有得到预算机构批准的足够的新职位。”

他说,目前他们有三名讲普通话的工作人员,但他们正在雇用更多的专家,并建立这方面的能力。斯塔诺强调,他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有意针对中共的虚假信息做更多的工作,但这不可能仅在欧盟层面完成。

西方国家缺乏足够的防备

基民盟人权政治家布兰德和中国问题专家奥伯格等人对这一事态发展表示担忧:中共的国家宣传正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其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复杂。而在德国甚至没有一个应对的工作组。

奥伯格说,中共各部委和机构有数以百万计的长期雇员和自由职业者,他们根据中共的指示发布网络评论和分享中共叫他们做的内容。

美国研究网络ProPublica分析了2020年12月由黑客组织CCP Unmasked捕获的3,200条政府指令和1,800份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备忘录的数据集。

这些文件可以用来追踪中共政府在2020年初是如何系统地试图阻止有关中共病毒爆发的在线讨论。奥伯格说,“我想知道,如果中国允许自由交流信息,是否可以防止这场全球大瘟疫的发生?”

胡佛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谭安表示,中共早已不再只关心掩盖自己的错误,而是关注它自己的全球权力地位。他和一个研究小组对此进行了分析:当2020年春天,中共病毒全球爆发时,西方媒体猜测病毒可能从武汉实验室泄露,中共的虚假信息网则通过社交网络启动了一个反叙述,并迅速传播:病毒是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并故意被带到武汉。谭安分析说,通过这种方式,全世界的辩论被成功地转移了方向。

传播学家将这种效应称为“说谎者的红利”。谎言不仅传播对事实的怀疑,还破坏了机构的可信度。其方法是:人们越是不信任西方政府,就越是不信任这些政府对北京的指控。华盛顿政治学家里德(Thomas Rid)说,“这是通过喂养怀疑来分解你的政治对手。”

播种对西方怀疑的人正在增加

在最近几年的政治民意调查中,中国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得分经常高于美国。中国往往被德国人视为一个更可靠的合作伙伴,一个更重要的经济大国。中共+宣传的成果可见一斑,而现在,播种怀疑的人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当一个所谓的专家被允许在西方媒体说,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中(共)国时,他就是在播种怀疑。

当战狼赵立坚分享一条微博,说德国有人因接种Biontech疫苗而死亡,他是在播种怀疑。

当基尔学生海登分享了欧洲理事会主席承认欧盟出于政治原因不允许中国和俄罗斯疫苗的虚假说法时,她就埋下了怀疑。

当中共驻柏林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声称,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新疆研究专家在其研究中操纵了数据,他也埋下了怀疑。

而如果联邦议院副议长弗里德里希在采访中说中(共)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只是一个由一党执政的国家,他也在播种怀疑。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中共和其帮手似乎拥有更好的牌,他们不需要说服任何人就能获胜。当人们不再知道他们可以信任谁时,中共就已经赢了。而我们要做的是看清这一切,并找回信任。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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