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香港报业大亨黎智英的传奇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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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21日,香港笔架山上发现一大幅布条,写着:“中共计划暗杀黎智英”,条幅大约2米宽、20米长,住在九龙塘的人都可以清晰看到。香港人都知道,黎智英是中共政权的“眼中钉”,因为他办的畅销报纸——《苹果日报》是香港极力反共的报纸。

黎智英面对中共的打压,无畏无惧,去年曾亲自去美国白宫与川普总统的副手彭斯见面求助,还参加香港反送中运动及一切抗议中共政权的示威队伍,被中共为他戴上“西方敌对势力的买办与走狗”,然后派神秘人物紧密跟踪,他住所外还有两辆黑白面包车守候,可见中共对他仇视之深、并有置他于死地的计划。

假如在上世纪97香港政权交接之前,黎智英在香港坚定反共立场,很容易被中共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或者“被国民党收买”负有特殊使命的“反华分子”,但此刻这些“帽子”一律移转到“西方反华势力”上。

黎智英在台湾虽认同并入籍中华民国,但他没有蓝绿、统独立场。而此刻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人与中共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于是中共便以反对台独为由去消灭中华⺠国,努力证明他们是中国唯一政府。

其实黎智英也好、国民党人也好,都是不堪共党凌虐而逃到香港与台湾避难之人,尤其是黎智英,他从童年开始就在中共苛政下的广州生活。中共“解放”广州时,他不到两岁,他父亲在共军入城之前,就带着新欢逃去香港,丢下他母亲及孪生妹妹黎慧英及一个弱智姐姐在广州。

其实他母亲在广州“赤化”前,是一个又红又专亲共女青年,但在中共频密的政治运动中浮沉,有时被吹捧是英雄,有时被批判是反动分子。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红潮中翻滚,祸福不定,在党内斗争中,他母亲经常被批斗,既被罚跪铁钉,也被抓去劳改。黎智英小时候就知道母亲每次回家都伤痕累累。到了最后,还被中共送去劳改营。

黎智英姐弟三人也就一直在两餐不继的环境中长大。三岁的时候黎智英曾被母亲带着他到一个比较富裕人家做厨佣,深夜才带他回到家中休息,这种生活一直到他六岁。由于他母亲被送去郊外劳改营中改造,为了活下去,他只好到外面垃圾堆中找生活,或者去饭馆讨一点残羹回来给姊妹吃,后来他要他的妹妹继续读书并照顾弱智姐姐,他自己则到外面找⻝物。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到外面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办法挣钱,只好到广州华侨新村住宅偷人家晾晒在外面的衣服去卖,换一些小钱,把别人在外面晒的鱿鱼、腊肉拿回家吃,有时到广州郊外农田偷蕃薯充饥。八九岁的时候,黎智英就会做生意,把水果店丢弃的水果晒干,分成一堆堆卖给小学生吃,卖不完就带回家与姊妹充饥。

后来,他到广州火车站替乘客拿行李赚小费,没有想到,就因为替乘客拿行李遇到一个香港客。黎智英替他拿完行李,香港身上没有零钱,把放在口袋内的巧克力糖当作小费给他吃,黎智英第一次吃到了巧克力,觉得非常好吃,就追上去问香港客:这样好吃的糖在什么地方买得到?港客告诉他在香港到处都有,就因为这一问,使他萌生去香港的念头。

于是他在一次“屈蛇”的偷渡中,幸运抵达澳门,然后转去香港,那年他才12岁,身上只有一元辅币,是在广州时替客人搬行李得来的小费,当他到香港一家车衣厂求职,车衣厂的老板见他灵巧,收容他做打杂的童工,月薪只有八元。

就因为这家车衣厂,使他踏入制衣行业,以后更发家致富,因此他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这是我从一元港币到今日五亿美元身价的传奇故事。”

说传奇真是传奇,黎智英在车衣工作时,一直希望有机会入学校读书,他相信只有受教育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他到处打听求学的途径,衣厂老板知道他求学心切,告诉他,生活在香港,最重要的是把英文学好,因此,你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去英文补习班学好英文,会听会说,不怕没有出路。

黎智英听了车衣厂老板的话,找了一个英文补习班,经过勤学苦读,果然一两年后,英语有所长进。衣厂老板便把他从打杂调去与欧美来的车衣商接洽拿订单的经理,并与这些车衣商建立交情,奠定了他在服装行业上的发展。最后他在这个行业上成功,还是得力于一个车衣商人的支持。

这个车衣商人是一个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回到香港就在他父亲经营的制衣公司做经理,年少气盛,派头十足,他的名字就是后来当选香港立法局议员的张鉴泉。当时张鉴泉的父亲是香港经营纺织漂染叶业的富商,张鉴泉是他公司的接单经理,而黎智英则是替车衣厂老板送订单,请张鉴泉签字盖章,才可去银行提款。

黎智英去到他的公司,经常在外面等很长时间才可以进入他的办公室。有一天下午,他在下班前去到张鉴泉的办公室外,秘书吩咐他等候,他看银行关门时间迫近,而张鉴泉的门一直没有打开,于是,他趁秘书离开座位,不顾一切推门进入张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双脚放在办公桌上,与朋友兴高采烈通电话。

黎智英气愤地把单据放在他的办公室桌上,高声说要赶去银行,请他立即在单据上签名,张鉴泉居然立即放下电话签名,黎智英拿了单据转身离开,赶去银行。

没有想到第二天,车衣厂老板又要他再送单给张鉴泉签名,他中午前又到了张鉴泉的办公室,没有想到,张的秘书竟告诉他,张鉴泉要见他,请他立即进办公室与张见面。

张鉴泉一见到他进来,立即站起来跟他握手,并问他想到什么地方吃午饭好?于是,他们同去了一家黎智英常去的大排档,坐下叫了两碗叉烧饭,两碟小菜,说说笑笑十分开心。张鉴泉说,他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美味的午餐。黎智英从此与张鉴泉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也得到张鉴泉给的许多指导与帮助。

在成衣行业做了几年,黎智英换了不少公司,最后终于做了一家最大公司的总经理。由于他英语流利,表现不错,公司派他去美国纽约两年。他从报上知道“苹果电脑”公司的大名,也久闻创办人SteveJobs这个传奇人物。于是他直接登门求见,但没有成功,他把车开到“苹果公司”门前,坐在车内注意公司大门,终于有一天,见到创办人从办公室大门出来,于是他立即上前自我介绍,表示慕名来求见,想问他一些问题。没有想到这个电脑界的大亨,居然礼贤下士,上了他的破车,在车内跟他说了45分钟。

黎智英后来说,这45分钟谈话使他受益匪浅,他羡慕“苹果公司”的成功,后来他在香港、台北办的报纸就以“苹果”为名。黎智英虽在成衣业发迹,但他的起家则是在股票市场炒股票赚了一笔大钱,他利用这笔大钱买下“公明织造厂”,从此专门经营服装公司。

没有想到,由于织造厂的原料短缺需要进货,而原料公司不愿赊账,必须现金交易,而黎智英一时周转不灵,就想到他的好朋友张鉴泉。他请张鉴泉向他的父亲借一张面额200万元的支票应急,他保证绝不会去银行兑现,如果张父不相信,可以在开出支票后,立即去银行声明止付这张支票。张鉴泉果然帮他的忙,向他父亲拿到这张支票借给他。

黎智英于是拿着支票到一家原料商人聚会的茶楼吃午饭,向认识的人出示这张支票,证明他与制造行业最成功的成衣商是好朋友,并有生意往来。原料商拿着这支票询问同行,大家经过鉴定、证明这张支票没有问题,支票还没有回到黎智英手中,原料商人中就有人向他表示,愿意供应原料给他,解决了与黎智英的周转困难,事后他把支票还给张鉴泉转给他的父亲,由此可见黎智英的机智。

没有想到,脑筋灵活的黎智英在香港这几十年来,却做了两件很“不聪明”的事。

第一件事是:1994年7月他在他创办的香港“壹周刊”上具名写了一篇抨击中共总理李鹏屠城开枪杀人不当的文章,认为李鹏的存在是“超级国耻”、是“IQ零蛋的王八蛋”,没有想到因此触怒了中共政权,下令关闭他在大陆一百多家佐丹奴服装店,没收他的制衣厂,迫使黎智英把佐丹奴的股票全部卖给股东,并与中共政权结下血海深仇。

第二件事是:香港发生“反送中”游行抗议,他出钱帮助群众,并亲自率众走上街头,抗议中共政权不遵守“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触怒中共,杯葛他的“苹果日报”,并命令与大陆有来往的公司行号不要在“苹果日报”上刊登广告,使他的营收萎缩,入不敷出。但他并不退缩,甚至有人劝他去台湾守着他在台湾的“苹果日报”,暂避风头,但黎智英依然坚持守留在香港,并认为游行示威是香港人的权利,他不相信中共会向他下手。

黎智英在台湾已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但当他被港共政权一抓再抓,并对他的《苹果日报》抄查不绝。他明知港共奉习共之命要整治他,他居然不肯离开香港,令人费解。

黎智英在香港办的《苹果日报》是此刻香港反共突出的传媒。其实黎智英最有兴趣的不是政治,而是赚钱。当他在《苹果日报》创办之前,曾先办了一本杂志《壹周刊》,原因是:他在制衣业凭籍佐丹奴休闲服装打出天下,成为香港富商。于是他决定打开另一扇商业大门,决定从事报业。

港英时代的香港言论自由,报刊杂志出版不受限制,市面上亲共、反共甚至黄、赌、毒的刊物销路平平,办报的人只要能维持就满足。但黎智英认为,假如一份杂志能够爆出不为人知的社会名人秘密,必然会吸引读者,必有钱可赚,就像他制作服装一样,出奇制胜就可成为富甲一方的大亨。正如台北新闻界所说:黎智英是典型的“商人办报”,与传统的“文人办报”不同。

由于黎智英在香港的《壹周刊》一出版就畅销,两年时间就赚了港币4千多万元。从办杂志成功开始,使黎智英有了办报纸的信念,他相信,只要保持《壹周刊》处理新闻的方法去办报纸纸,一定会成功。

因为他自信知道读者兴趣所在,只要投其所好,读者自然会趋之若鹜,报纸销路自然上升。传统办报的人,从“文人办报”的⻆度看,认为办报纸寓有教育读者或引导读者的责任,报纸自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因他们认为,新闻工作者有“作之师”作用,因此不考虑读者的兴趣与爱好。

黎智英认为,办报纸首先要做的目的是吸引读者,没有办法吸引读者,谁会愿意花钱去买报纸来看?报纸没有人看,就没有销路,甚至不可能生存。所以他叫出的口号是“不扮高深、只求存真”,报纸有没有地位是看销路。显然黎智英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也不讲究新闻伦理,更没有为人师表的抱负。

黎智英另外一个作风是不怕打官司,他说:“只要内容真实,我们就把官司打到底!”他的理由是,自由社会太多名人不惜委托律师,写律师信给报社追究刑责,吓得很多报社不敢放手发掘真相,记者也不敢出庭据理力争,最后是“事实胜于雄辨”,这就是黎智英的编辑政策。

黎智英最欣赏他手下采访负责人汪学君,他与黎智英不断见面谈处理新闻的方式,办杂志时他最重视“封面故事”,经常为了封面故事两人争论,最后证明黎智英每次决定都是杂质销路提高的原因。

黎智英另一个办报绝招,就是出高薪挖人才,正如汪学君准备离港移民辞职时说:黎智英最大的优点是薪高粮准,还有花红分。一年除了有14个月的薪金,还把税前盈利的20%分给员工当作奖金。当汪学君向他告辞时,他花5万港币买了一只劳力士金表送给他,然后含泪向他说:如果他厌倦国外生活回港,一定要回到他的苹果日报社工作,他举双手欢迎他回来。

当黎智英办的《苹果日报》十个月后,即1996年5月5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一个知名教育教授苏钥机发表了一篇论文,判断“苹果日报”不可能维持太久,很快就会关门倒闭。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苹果日报个案研究”。他对黎智英强调“读者是报纸的生命线,读者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的意见永远是对的”的说法不以为然。黎智英说,一份远离社群、远离读者又自以为是的报纸,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香港新闻界都知道,《苹果日报》员工的薪酬最高,原因是香港新闻界的薪金一向偏低,因此黎智英向外界公开说:在《苹果日报》年薪超过200万的超过10人。当时有一个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工作、后来被《南华早报》挖去的总编辑冯强被黎智英看中。

黎智英立即三顾茅庐,请冯强到《苹果日报》掌舵。他愿付半年薪金四百万港币,另外还给他报纸的股份。但冯强仍然没有接受,因此可见黎智英出手之豪爽,令新闻同行瞩目。一位在明报写小说的作家,被黎智英因为挖去“苹果”,签了一纸合同合约,订明每日供稿800字,稿酬是五万六千元。后来有人说:文人在这个市侩商人黎智英身上,尝到了文章值钱的味道!

黎智英的话是:付得出高价钱,就要求有好货色,何况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更没有免费“鸡鲍翅”吃,他不能容忍混饭吃的庸才为他工作。

在黎智英一手策划的“苹果日报”,出版不到一年,就攀上仅次于香港最畅销报纸的第二位,发行暴增,广告涌入,《苹果日报》的地位从此立于不败地。之后,他见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确定了台湾已经全面开放,奠定自由民主的基础,公元2000年决定以香港的轨迹去台湾出版《壹周刊》,接着再出版《苹果日报》,不到半年,立即攀上最畅销报纸的地位,成为台湾最大的一家报纸。

但在香港《国安法》下,黎智英因所谓“触犯”香港国安法及其它的刑事指控,在今年5月28日被判入狱14个月。6月17日,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捕壹传媒和《苹果日报》5名高管,并冻结了三家相关公司总计1800万港币(约合232万美元)的资产,让《苹果日报》的运营立即陷入困境。6月24日,香港《苹果日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之后被迫停刊,网站午夜后停止更新。创办26年的《苹果日报》画上休止符。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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