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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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操控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共15人,分别是:

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马林,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另外,陈独秀指派包惠僧带去了他的信件。

值此中共百年之际,特简要回顾一下上述15人的最后结局。

被共产党整死或政敌杀害的七位

尼克尔斯基和马林,是奉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之命,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专程到中国从事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的两个外国人。

1921年6月,尼克尔斯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带着共产国际指示与经费到上海,与来自荷兰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合后,与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1921年7月23日,尼克尔斯基、马林出席了中共一大,并在会前、会中、会后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1938年9月21日,尼克尔斯却被苏联共产党以犯“间谍罪”在哈巴罗夫斯克枪决。马林则在1942年被占领荷兰的纳粹枪决。

中共一大代表中,四人死于中共政敌,一人被中共整死。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通晓日、德、法、英四国语言,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共党首要分子”抓捕,当晚被枪决。

邓恩铭,1931年4月5日,被中华民国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判处死刑并枪决。何叔衡,1935年在福建长汀突围时,跳崖摔死。陈谭秋,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秘密处死。

李达,1966年8月24日,被中共作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折磨致死。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党内的文化名人纷纷被打倒。北京打倒了中共的三个“大笔杆子”——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湖北则揪出了时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共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

同年,7月17日,中共湖北省委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上报中央组织部。7月27日,中组部呈送中央书记处。8月1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

之后,李达被大会批、小会斗,有病不让治,取消公费医疗,不准自费治疗。李达写信向毛泽东紧急求助,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最后,重病去世。

公开“叛党”或曾脱离中共的六位

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上,与陈独秀、李达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局成员。此后,张在中共党内历任诸多要职,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5年中共红军长征时,在北上或南下问题上,张国焘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率兵南下,另立中央(史称“第二中央”),遭到失败后,不得不北上,并根据共产国际的命令,撤销“第二中央”。张国焘被解除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红四方面军被改编为“西路军”,向西北进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

1937年3月底,中共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张闻天、凯丰等对张国焘进行严厉批判。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称张“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搞“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等。

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还对张的部下许世友、洪学智、刘世模、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展开批判;还打了一个所谓“许世友反革命集团”。

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冤案。起因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整得好苦,引起强烈不满情绪。许世友他们议论过,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不知被什么人报告上去,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件’,株连一大片。”

中共建政后,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对此案耿耿于怀,认为自己没有错:“我为什么被抓,没有人跟我讲过。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也不明白。给我定的罪名是‘组织逃跑未遂’。别说‘组织’,我连想都没想过。”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王明,回到延安。王明对张国焘讲,原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后任西路军参谋长的李特等人,在新疆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李特等人都是张的亲信,张一听此言,不寒而栗。

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自述此时期的心境时写道:“我回忆已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力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儿。我觉得世界上什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1937年9月,张国焘被安排当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这个无实权的闲职。

1938年4月5日,清明节,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参加祭典的机会,“叛党”而去,向中华民国政府投诚。张在退党声明中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1949年中共当政后,张逃往香港。

1966年,文革爆发后,张国焘曾经的“党内同志”刘少奇等,受到“炮打”、“油煎”、“火烧”,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文革之火甚至延烧到香港。

张国焘的三个儿子早就移居国外且事业有成。长子张海威是一名大学老师,三子张渝川是一位工程师,都在加拿大生活,次子张湘楚是一名医师,在美国生活。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当张国焘曾经的“党内战友”一个接一个被关进秦城监狱,死得死,伤得伤,残得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时,张在加拿大安度晚年11年,1979年12月3日,平静离世。

周佛海,1924年退出中共。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投靠侵华日军的汪精卫伪政权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长、上海保安司令、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长。日本投降后,周佛海被逮捕,1946年11月7日,被判处死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陈公博,1922年退出中共。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汪精卫伪政权的首任立法院长、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汪伪政权二号人物。日本战败后,潜逃日本,后被引渡回国,1946年被判死刑,同年6月3日被枪毙。

李汉俊,1922年脱离中共,1924年被开除党籍;李达,1923至1949年脱离中共;包惠僧,1927年退出中共,1979年在北京病亡。

因车祸意外身亡的一位

1921年,年仅19岁、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的刘仁静,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9月,刘仁静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1926年,刘仁静被选派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期间,苏共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斯大林胜,托洛斯基败,托被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驱逐出境。刘仁静认为,托的观点有道理,很仰慕托。

1929年夏,刘仁静毕业后,为见托洛斯基一面,特地绕道欧洲回国。1929年8月,刘到土耳其秘密会见了托洛斯基。回国后,建立托派组织“十月社”。1929年底,因参加托派活动,被中共开除党籍。

中共建政后,刘向毛泽东等登报认错。1950年,刘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调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

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仁静在劫难逃,遍尝批斗、毒打、抄家之苦。1967年6月,被关进秦城监狱。直到1978年底才获释,被关押11年。

1987年8月5日清晨5时20分左右,刘仁静手拿一柄长剑下楼去晨练,当横穿马路到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时,刚走到马路中间,被一辆疾驶来的22路公共汽车撞倒,不治身亡。

因病去世的四位

除前面提到的包惠僧外,另三位分别是: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去世的王尽美;1975年4月2日在北京去世的董必武;1976年9月9日在北京去世的毛泽东。

结语

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两个外国人最后都被枪毙;13个中共代表中,8个死于非命。也就是说,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大多数的最后结局都很惨。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值得深思。2011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对中共的来龙去脉、特征本质有深刻论述。建议读者认真读一读这本书,或许会有重大启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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