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罗素对“俄国革命”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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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年,列宁和俄共搞的那场以所谓“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共产主义试验,确实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中国青年精英的关注、好感和向往,其中不仅有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还包括胡适、鲁迅和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甚至连蒋介石也在这份名单上,可见所谓“俄国革命”、“俄国道路”的迷惑性与蛊惑力。

其实,当年受迷惑和蛊惑的不止是中国的精英人物,在西方,许多知识精英同样也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心向往之。

据个例子说,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是西方世界当时的公知领袖、才子班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刚爆发时,他既兴奋又期待,他不断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俄国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

1920年,罗素甚至亲自去了一趟俄国,与列宁等人做了长谈。就在这之后,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改变了。

亲自了解到俄国情况的罗素认为,列宁的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结果。

后来罗素写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对在俄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公开进行了否定的判断。罗素认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当年,罗素这种不与时俱进的反对态度惹恼了很多人,罗素成了当时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外号。

罗素还因为自己的观点,引发了不小的家庭内部矛盾,夫妻关系也搞得很狼狈。

罗素《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徐志摩就找来读了,他还针对俄国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胡适当时还没弄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苏联鼓掌,他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

为此,徐志摩曾经专门与胡适展开讨论,胡适后来的转变和认识应该也与徐志摩的影响有关。

离开俄国后,罗素应梁启超邀请来华讲学,对俄国模式提出批评,罗素对俄国的态度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

罗素来中国后,力挺俄国的鲁迅先生率先发难,写文章讽刺罗素。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火力全开,讥评四起。

今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年。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中共发动的所谓“中国革命”,抄的就是“俄国革命”的作业。如果说“俄国革命”带给俄国的巨大灾难,为罗素当年对这场所谓革命的洞见提供了注脚,那么“中国革命”带给中华民族长达一百年的巨大灾难则再次印证了罗素的睿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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