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欧文杰:赴加拿大避港式文革 圆电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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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15日讯】)一年多来,中共用《港版国安法》迫害异己,压制全体港人以保其政权,催生了香港人移民海外的高潮;同时,其他的香港市民虽内心反感该恶法,但仍选择了留守。

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得主欧文杰,在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初就已经去了加拿大,他日前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节目采访时表示,香港人反抗中共极权,触动了中共最核心的利益,因此招致其不惜一切的报复。现在市民可能因为一个标语、一篇文章、一句话就“触犯”了所谓《国安法》而被抓。如今在香港争取民主,恐惧已是事实,但他尊重不同的想法。

《港版国安法》还鼓动检举揭发他人,把中共特色的“笃灰(告密)文化”搬到香港,令人与人之间戒备不信任,无法畅所欲言。“我们的下一代又怎么样呢?这个其实一直是我忧心的东西。就好像今天我可以跟你畅所欲言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很英勇,不是因为我很厉害,只不过是因为我身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讲完这一段话之后我没有事情。”

他指,中共敢于用《国安法》把香港的两制变为一制,说明它已经根本就不介意由此带来的后果,因为它认为,“很简单,你就看看金正恩,就算朝鲜有多穷,其实依旧它的政权都会很好的,受苦的最终都是普通的民众而已。”

不过,即便局势走到今天,香港人内心依然在渴望自由,期盼那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的出现。

政府打压异己越演越烈 似“港版文革”

梁珍:“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多了,现在回头看,对当时离开的决定又怎么看的?

欧文杰:我是刚好踩着《国安法》开始实施,去年7月中的时候来到加拿大。经历了一年的时间,你看到整个香港的局势,不同的异见人士,不论是有42人还是有47人被拘捕以后,一步步,《苹果日报》倒闭,不同的高层、编辑甚至只不过是写评论的一些朋友都一个个地被拘捕。

我太太早一些就希望我离开香港的,我当时就很反对,我自己觉得有没有这么严重?就是没有《国安法》之前。但是当到6月初开始有一些风声传出来,说有《国安法》会在7月份出现,那个时候终于都觉得,根据一些历史,政府不会无缘无故地出一些没有关系的措施或者条文出来,就是专门出一个法例来吓唬你这么简单呢?再加上这个政府是不是这么可信呢?最初跟你说只是一小部分人会受到(《国安法》影响)。

记者:对,一小撮人,他们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欧文杰:对,最初也说没有任何追溯,不会追溯以前的事情。但是比如最近唐英杰(案件),骑电单车,2020年7月1日挂“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那只旗子,都在讨论是不是在颠覆政权啦。刚刚6月份,这两个月里边,《苹果日报》不让它做,倒闭了,其实是越来越烈的,所以我就觉得不是(只是一小部分人会受到《国安法》影响)这样的。

当然有一帮朋友依旧都是,人家的理解现在都觉得香港还是可以留守的,或者香港还有些你可以做的,但是我觉得我只能给尊重。

记者:因为你拍了《十年》、《树大招风》在大陆都这么播的,你又跟《苹果日报》曾经合作过一个“一丁目”的网络公司。你觉得哪一条红线对你的威胁最大?

欧文杰:某个人去讲了同一句话,就可能已经说你犯了《港版国安法》,煽动(分裂、颠覆)国家。我之前参与创作的电影,《十年》、《树大招风》,或者之后和《壹传媒》合作搞的“一丁目”平台,比如说制作《反送中三部曲》,甚至我都参与去监制做了一个《六四备忘录》,搞一些关于社会议题的节目,比如说《何去何从》。再加上2019年的6月份,我开始接受不同媒体的访问,甚至海外媒体的访问,都有提到我对于一些示威活动的看法。整体上加起来的时候,其实在它(政权)的角度,觉得你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都说不定的,你都不知道的。

最近比如说黄耀明,其实他都没有(违反)任何《国安法》的,可能没有任何宣传,什么都没有,它都会找一个ICAC(廉政公署),他只不过唱歌表演然后讲了一句:大家要支持某个候选人。虽然走到最后,它都用了守行为或者罚款,但是这把尺子,这把“尚方宝剑”,对于整个政权来说它只会越演越烈。我想某些程度上其实是一个“港版式的文革”,我会这样形容。

讲回2018、2019年的时候,那时我都参与了一些政府里边的制作。我参与了一个电视电影叫“廉政行动”,那时是2019年,我还记得当时我去做,我们有四个导演,我是其中的一个,林超贤负责监制。当时其实在网络上都有很多蓝营或者蓝媒,它就会去攻击你,说为什么ICAC(廉政公署)会找一个黄色(背景)的导演去拍戏?去炒作一些风波出来,当时都还没有“反送中事件”。

你近看到运动员,他穿一件黑色的衣服去打球,都可以搞得很大的风波;又或者他讲了一句话,那个对话其实也变成了很敏感。在政治环境上,整个气氛都比较压迫。

中共害怕港人团结 制造蓝黄分裂

记者:你当时是算离开得比较早的电影人,当时纯粹是自己判断局势,还是收到了某些友好人士的提醒或者感觉到一些危险,被人跟踪或者某些媒体记者跟踪的情况?

欧文杰:其实很早期,自从开始有《十年》这套电影上映之后,我不停地时不时会收到一些朋友说,“你是很敏感的,你要小心一点。”也会有一些友善的提醒,可能他们真的很担心。也听过某些朋友真的收到一些国安可能会会面、去谈,在没有“反送中”之前已经收到这样的资讯。到了后来一步步,比如我与《壹传媒》合作过,看到之前那时候还不是那么大的一件事情,黎(智英)先生都会被拘捕,我自己确实开始会有一个看法。

其实《港版国安法》一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不是说玩的了。当你理解到中国的国情,权力其实对于中共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它们核心的价值就是怎样去拿人民的权利,就是中央集权;而香港人在争取的所谓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追求所谓的人权,正是触碰了中共的核心价值。在这么大的抵触之下,如果我们香港人本位思考,就会觉得你中共肯定要让步,是你不对;但是反过来你假设不是用香港人的本位思考,你用内地政权去思考的时候,其实它会怎么样对付香港人呢?你会想到它会做些什么方法去迫使香港人就范。

香港人真的要去面对整个政治局势,是很艰难的。但是你要去衡量究竟有没有一个真正可行的方法,去迫使这样一个邪恶的极权去就范。你与流氓打架的时候,你要用一些很斯文的方法是不是有效呢?我们经历了一个“理大围城”,整个我们普通市民手无寸铁去对付一个极权或者军警,它们用尽不同的方法去镇压市民,其实一定是人都知道那个极权是有问题的。

内地的媒体,它们会有很多的论述,为什么要形容香港的示威者是什么“黑暴”啊,“曱甴”呀,“恐怖分子”啊?其实它跟当年2009年新疆的时候,用的方法基本上都完全一致。

我还记得当时我身在香港的时候,我相信香港好似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听到新疆发生这样的事,什么冲击天安门呀,什么袭击呀,我第一感觉好像都是恐怖袭击呀,好像很极端呀,有些什么极端主义在新疆抬头了这样。而一般市民未必这么容易去研究,到底里面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对于内地很多人来说,的确他们大部分对于香港的事,可能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算生在香港都还有一些人觉得这些是“黑暴”。

记者:就是现在中共将对待新疆的手法用于香港,其实都是将香港人群之间分裂成所谓的黄、蓝呀,大家分裂得很厉害,其实都是中共的招数来的是吗?

欧文杰:是啊,你甚至说国安署长,就是他本身以前都是在处理“乌坎村”事件(群体维权事件)。总之它就要把你上标签了,它最怕你团结的,所以不停地说你勾结外国势力,不停地把你描述的全部都是外国势力的问题,然后打散你们。

《时代革命》上映 担心导演周冠威安全

记者:《十年》的五个导演都是各有各的去处,其中周冠威导演最近拍出《时代革命》这一部纪录片留在香港,也在康城(戛纳)电影节播放。你怎样看他的选择呢?其实有没有担心他的安全?

欧文杰:我当然很担心,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是演艺学院的同班同学,认识很多年了。所以当我知道那部戏去到康城电影节的时候,当然我很自豪有一个同学可以做到这么大的成就,同一时间当然就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的很担心,不单止是他,甚至是他的家人、小朋友等在安全上会不会真的有问题呢?如果那件事的风波越来越大的时候,《国安法》之下其实真是你不知道,它可以怎样,对你做任何事,就是那把剑、那把刀,别人已经放在你脖子上,随时它喜欢动就动。

Kiwi(周冠威)是一个这么有才华、有能力的一个导演,我更加觉得如果他身在海外,在其它地方很安全地,可以继续去做他的创作,可以为更多香港人继续去发声。

记者:是不是说过很多次叫他要走了?

欧文杰:是啊,我甚至都已经去找他太太了,希望去用他太太的角度去告诉他,其实我们很明白他的想法,也尊重他的想法。在他的角度,他真的依然觉得恐惧其实可以不存在的,以前都是神的指引。但是到底这个恐惧存不存在?我想都不是我们去讲的了。

既然去选择了,相信他去做这个决定,有很多不同的朋友都跟他说过,衡量过不同的(利弊),讲了一些建议;而他也已经经过三思或心里边的想法,“OK我决定留下了”,那我只能希望他平安了。

国安常早晨突袭 令人夜不成寐

记者:你当时走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自己走不了?8月1日新《入境条例》生效之后,加拿大都提出了一个旅游警告。越来越多人连出境自由都是担心了。你怎么看这个变化?当时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困扰?

欧文杰:我离开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都很有趣。因为平时都经常搭飞机离开香港,但是那天我走的时候,见到其实那个机场真的在闸口那边都多了很多便衣,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单位、不知什么人,就好像要盯着。你的确(会想),到底有什么事情呢?有这么多便衣在不同的登机口,好像要看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我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都说,晚上不睡觉在香港,就怕第二天早上,那些警察都通常是早上来跟踪你,所以等到过了早上之后才睡觉。

记者:你在加拿大会不会做跟香港同样的梦?你会不会担心自己。

欧文杰:不是,我身在加拿大的时候,就一定没有这样的风险,也都会觉得被保障了,始终(加拿大)是一个很强调人权的地方,很尊重人权的社会。

我身边都有很多不同人,同事、合作过的朋友,或者说那些学生,都可能已经被拘捕了,也都有不少的朋友有被拘捕的风险。就好像当天知道Kiwi康城影展这件事情,我很紧张,当然我不怕,觉得激动,很担心他的安危,担心他会有一些什么事。我都跟他太太说,我真的不想以后没有机会再跟Kiwi去对话。

《港版国安法》植“告密文化”入港 扭曲人性

欧文杰:在一个《国安法》的制度之下,那香港人一定要去适应,重新去改变一些生活的习惯。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继续会有人反抗;同时,你见到不同的人性的扭曲会越来越大。

当然我相信一定有少部分人,在中国境内仍然都有刘晓波、李文亮、李国扬啊一些这样的人,继续留守,保守住自己的良知,或者禁止的声音。但是其实大部分一般人来说,我想得可能悲观一些,比如你见到一个阿婆摔倒,那时你在香港,你还会去扶她吗?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不可信的时候,比如很简单你是教师,可能你说你买了十份《苹果》拿去派的时候,你的校长会不会举报?

当大家有很多笃灰(告密)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你对别人的信任会怎么样呢?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还很容易地会畅所欲言呢?所谓的心理,是否我自己摆脱了自己的恐惧就可以呢?我们的下一代又怎么样呢?这个其实一直是我忧心的东西。就好像今天我可以跟你畅所欲言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很英勇,不是因为我很厉害,只不过是因为我身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讲完这一段话之后我没有事情,当然前提就是我不会再回到香港。

台湾也是一个借鉴,国民党去了台湾其实都经历了几十年,到最后才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才真有一个民主的。整个中华民族唯一有民主的地方就是台湾,都经历了很长时间。香港可能真是要经历这个过程,时间的确很漫长。

对拍揭露社会影片 香港与加拿大政府不同

记者:在加拿大做创作,与香港比较感觉如何?你觉得自己是否可以再创作另外一部《十年》?

欧:首先你做什么都可以,只不过是你是否想做而已。我觉得在加拿大,整个创作的气氛,相对当然没有这么大的审查,不会有,就算是,也有制度给你申请基金。它不会像在香港那样。香港也有的,你可以申请电影发展基金,但是假设,很简单,你试试写一个2019年反送中运动,行不行呢?应该是不可能的。

记者:《港区国安法》也加了红线,在电影界审查。

欧:是。你想像一下,譬如我想写一个警察,最近都有一些浪潮,一部短片都不允许,过不了片检,而你不要讲《时代革命》,不要说拿到资助了,连上映的机会都应该没有。

但是在加拿大,就算我拍一部电影讲原住民的,最近他们闹得最大的风波是,他们杀了很多原住民。我觉得就算我这样子,他们都不会说因为这样他不让你说,或者会有什么封杀,或者有什么危险,反而他会觉得你继续去做吧。

在这边,虽然我们华人,在加拿大始终都属于少数(族裔),20年前或者30年前,那一代的香港人过来想从事电影产业,可能他们面对的困难会大很多,因为真是一个白人的工业社会,同时,这里的电影工业的那种气氛跟现在也不同。但是今天,首先科技已经发达很多了,然后加拿大和西方社会,华人的影响力大了很多。

最近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是一个华裔导演,甚至是一个女导演。所以从我的角度,如果真的在海外去做创作,真是有一个好的题材的故事,你自己有信心做得好的话,其实那个发挥都会很大。如果香港导演比较顺手一些的,可能就会回内地去拍电影,因为北上文化适应比较简单,而且地域上比较近一点;但是合拍片或者内地的电影,相对就要面临不同程度的审查。

中共用《国安法》毁两制 人民期望转折点

记者:《十年》这部电影,算是一部标志性的影片,你们当时预测了很多东西,所以被认为是预言书,甚至郭臻那部《浮瓜》还提到了《国安法》。现在以你们电影人的角度来说,是不是预测香港的未来会更加困难?

欧文杰: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是一个预言,但其实当时我们上演的时候,有些观众都说已经不是叫做“十年”,应该叫做“今年”了。我拍《方言》那部分提到政策的预言,其实当时的香港已经是70%的小学都使用普通话教中文,你去推演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参考很多不同地方的政策历史,无论是西藏、新疆甚至台湾。当大家对于权力、金钱,对不同的欲望都是这样的时候,其实很难轻易摆脱历史的循环。

九七年以前香港那种特殊性,和九七年之后“一国两制”的特殊性又不同了。当“一国两制”走到2015年的局面,出现了《十年》这套电影;但去到今天,你再去说香港的《十年》,其实大家都不需要去再(多说了),我想大家都马上会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当有了《国安法》之后,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尘埃落定了。

梁珍:以前还有一些幻想是吧?

欧文杰:是啊。现在基本上是“一国一制”了,挂着“一国两制”(的招牌)。以前它还没有让你完全看清楚,它都还好像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但现在你看到,当它“一国一制”都能做得出来的时候,它用得了《国安法》的时候,其实它根本就不介意。

因为很简单,你就看看金正恩,就算朝鲜有多穷,其实依旧它的政权都会很好的,受苦的最终都是普通的民众而已。

无论香港还是内地,不同的人继续去争取我们的人权和民主,究竟在如此恶劣的局势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去做呢?我只是写故事的人而已,我也没有这么厉害,去写一个那样的故事。因为故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起承转合”,那当中的转折点,我们现在还没能考虑得到,可能是一个很预料不到的转折点会出现,只是大家都在期待这个意料不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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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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