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拓:中南海为何高调炒作“浙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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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冬奥会上,中国14岁女跳水选手全红婵获得金牌,带出其家境贫寒,想拿冠军挣钱为母亲治病的泪目故事。年前中共总理李克强讲话披露中国有6亿贫困人口,加上近两年越来越无法掩盖的贫富悬殊国情,中国2021年初的基尼系数更高达0.45的危险水准。这无疑成为中共政权难以摆脱的执政危机。

中南海此时推出所谓“共同富裕”的“浙江模式”并不出奇,早在薄熙来落马前主政重庆时,就有类似的模式。目前北京尴尬穿上老鞋,显出穷途末路,拿不出回转的招数了。

中共选择的“浙江模式”是什么?

据多维网报导,7月20日,浙江省委机关报从头版开始,连续4版刊发《浙江高品质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全文,正式树起率先建设共同富裕“浙江示范区”的大旗。此前一天,该报头版亦全文发表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通过上述文件时的内部讲话,高调重提“蛋糕论”。

8月8日,央视焦点访谈以“共同富裕 从‘浙’起步”为题,为北京推出新政策站台。央视网称,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品质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浙江的具体实施方案也于近日发布。这意味着浙江将走在全国前列,探索和实现共同富裕。并称,全面小康已经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为接下来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目标是“在2025年,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为显示中央选择浙江做“示范区”的正确性,为何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个重大任务会落在浙江,央视称,“富”一直是浙江的标签, 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397元,居全国31个省(区、市)第3位、省(区)第1位。此外浙江也是中国城乡区域发展最均衡的省份之一。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96,远低于全国的2.56。

央视还举出所采访的两个村的数据:奉化滕头村和湖州织里镇。40多年来,滕头村大力发展工业、农业和旅游业等,全村的人均收入达到6.9万元。

湖州织里镇有一家父子企业,父亲20多年前在这里白手起家开始创业,过去经营着一家羊毛衫厂,十多年前转型为电子产品的配件制造,现在又开始谋划第二次转型升级。织里镇不少企业家勤劳奋斗,用40多年将织里从一个小镇打造成全国最大的童装生产基地。

提及示范区目标,央视引述说,到202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准,要比全国早十年实现这个目标。

央视称,浙江在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中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聚焦“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形成浙江特色全域创新体系。

“蛋糕论” 薄熙来重庆模式PK汪洋的广东模式

2011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发表“七一讲话”,之后数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胡的讲话,分别提到做蛋糕,但调子大不同。BBC当时以“两种有关蛋糕生产和分配的论述”为题报导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从去年底至今前后数次以蛋糕做喻强调重庆的发展路线是重视分配的公正,“分好蛋糕”(发展的果实)再来做大蛋糕。值得注意的是,……数日后,在有关薄熙来主持市常委会贯彻胡的讲话精神的报导中,除些官样说辞和在结尾时再次强调重庆模式的意义外,通篇不见薄对胡的讲话有一字评论。

相反,7月11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会议上布置学习胡锦涛“七一讲话”时,却高调赞扬胡的讲话,提出要弘扬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锐气,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路径依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直言“分蛋糕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要把蛋糕做大”。且意有所指地说这点是有针对性的。BBC说,汪薄二人发展理念以及政治归属上的分歧,再一次明显地暴露在公众面前。

海外党媒多维网今年7月21日发文《习近平重评蛋糕论 彻底否定薄熙来重庆模式》,称10年前,……主政广东的汪洋和主政重庆的薄熙来间发生的“蛋糕论”争论有代表性。

多维说,他们的争论代表了中共党内左与右的路线分歧,对汪洋弘扬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 “重点还是要把蛋糕做大”,当时在重庆唱红打黑的薄熙来则针锋相对,说分蛋糕前必须把蛋糕做大是错的,我们不能把蛋糕做大,要扛起“共同富裕”的大旗,即所谓“重庆模式”。但围绕“重庆模式”中“打黑”、“黑打”的黑幕曝光,民间及学界众多尖锐的争议,又随着王立军事件爆发,薄熙来去职,对重庆模式的负评逐渐增加。

汪洋的“广东模式”把蛋糕做大,简言之,背景即是“深圳模式”的推而广之。2007年主政广东后,汪洋看到广东表面上是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其实是政治思想观念束缚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汪洋遂大力提倡思想解放,要赋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的内涵,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广东各地出现了诸多体制改革,有东莞的“腾笼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顺德大部制改革和深圳的权力制衡试验等等。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贫富悬殊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刚过十年浩劫,百废待兴,民怨沸腾,被迫给社会松绑,由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以图缓解民怨,恢复社会活力。结果,20年间,最先富起来的宝塔尖都是中共高官和他们的亲属,最终导致反腐败、要民主自由的8964运动发生。

其实邓小平这句话还有后半句。邓在三个时间点说过意思类同的话。他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它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纽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说明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1986年8月份,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中国人被束缚惯了,一经松绑,各显神通,依靠勤劳和智慧,国人生活有所改善。但极权体制下,所有资源被高层掌控,最终仍然导致分配极度不公,贫富极度悬殊。30年后,财富掌握在了共产体制内的极少数人手中,是高楼大厦下的国富民穷局面。

情非得已,中共只好又走回所谓“共同富裕”老路,而北京没有胆量走回汪洋的广东模式,又无法承认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只好推出“浙江模式”这头非驴非马的四不像。

超越汪薄 4个“亲自”推出“浙江模式”成为习进军20大“定海神针”
被中共重判的前国安特务、澳籍华裔杨恒均有比对汪薄模式的一段感性言论,主题为“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杨文说,重庆模式的本质是用红歌“教育”人民,用打黑对付不听话的人民。而广东模式,自从汪洋提出思想解放,到几乎每年一次与网友交流,以及每年两会等在各种政府部门会议的讲话,汪洋几乎从来没有直接面对广东民众“发号施令”过,更没有以任何方式要“教育”广东人民(当然包括我在内)。他一方面同网友平等交流,另外一方面却向官员声嘶力竭地灌输执政理念,他的很多讲话,都能够成为教育党员干部的经典(例如诸如“官员认为老百姓不听话,老百姓认为官员不像话”等等)。自始自终,汪洋始终避免扮演一个“教导”民众的导师角色,在广东的民间,你几乎听不到有人会提起汪洋如何如何,而在重庆,民众常常提起“我们的薄书记”……

联想每年被热议的中共北戴河密会,今年议题外界暂无从知晓,但习近平全力保大位毋庸置疑。此时习的智囊团一举推出“浙江模式”,明显也是为了顺利就位第三期筑高领袖地位的台阶。在习宣布全国已脱贫,人民奔小康的虚幻时刻,“浙江模式”应运而生,绝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分析政局走向可以发现,这个模式也是一步步酝酿后推出的。多维分析的有一定道理,即浙江省高调动作的背后,是习近平在曾经长期主政的浙江兑现其政治理想的意图。

多维指,2020年春,习近平造访浙江,首次提出要将浙江建成“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视窗”。2021年6月,北京下发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援浙江高品质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披露这一战略为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定题、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浙江是习近平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作为“一把手”实现长期执政,并可以充分检验其执政设想的省份,在其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有观点认为,事实上,习近平上台后所推行的诸多改革,都可以从浙江找到源头或者雏形。

从邓小平先富论一步步走到如今习改头换面炒薄熙来冷饭的所谓“共同富裕”,怎么看,都是中共维持政权,企图度过危机,为政治需要而发动的无可奈何之举。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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