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作者的悲惨结果

编写:袁斌 中共罪行录之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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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陆唱红歌盛行,俨然有压倒一切其它娱乐活动的势头。只不过,那些高声歌唱的男女老幼,是否知道这些红歌作者的遭遇?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说。

田汉,第一红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晚年患糖尿病,文革中遭到百般折磨后小便失禁,被逼着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于牢狱之中。死后连自己的名字不能用,被化名“李伍”火化。就像宪法保护不了刘少奇一样,“国歌”也保护不了田汉。

刘炽,电影《上甘岭》主题歌《英雄颂》、插曲《我的祖国》的作曲者。他创作的歌曲还有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作品在艺术和美感上达到了红歌的顶峰。文革中刘炽成为辽宁省最早被抛出的文艺界人士,1968年被押往盘锦农村,一面劳动、一面批斗,一度被列入36名等待处决的反革命名单。

贺绿汀,《游击队员之歌》的作者,文革中造反派指他写的歌词是“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因此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被逼迫在地下学狗爬。

李劫夫,《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作者。文革期间被关入“学习班”,一审查五年多,直到“四人帮”被打倒,还没有“散班”的信息。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

瞿希贤,《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作者,六十年代中期得到了三个大人物的加持。第一个是毛泽东,北京文艺界层层传达毛泽东听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赞扬说这歌“震撼人心”;第二个是江青,她把瞿希贤单独请到中南海她的家中,一起吃饭加散步,表面她在向瞿希贤请教音乐问题,实际上她要告诉瞿希贤她是个“文艺战线的哨兵”;第三个是周恩来,他通过秘书给造反派打电话说:瞿希贤为人民写了许多好歌,今后人民还要唱她的歌。然而这三把大保护伞也没能保护得了瞿希贤,文革中她依然身陷囹圄,经历了6年7个月的牢狱之灾。

张光年,《黄河大合唱》的作者,文革时期被打入“牛棚”,《黄河大合唱》歌词被认为属于“王明投降路线”,在相当长的时间,《黄河大合唱》处于只奏曲不演唱的状态。

《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大救星”从延安窑洞升到北京天安门之后,他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折腾得揭不开锅,大儿媳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饭。

《浏阳河》的作者唐璧光,1952年土改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处分,留团管制使用。1957年因为提了一条意见,又被打成右派,作为双料反革命,锒铛入狱。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又继续管制,直到1979年才平反。

可见当红歌的作者,不管是真心信仰社会主义,还是投机歌颂政治领袖,都的确是个高危的职业。当年没有网络,他们的作品占领了广播电影舞台等一切媒体,无论是个人声望、社会地位还是文化影响力都比今天的五毛们强得太多了。然而当政治运动的红潮袭来,他们的命运比普通的老百姓还要凄惨。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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