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金钟忆余英时:敢言的反共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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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20日讯】中国思想文化史界泰斗余英时的逝世,引发各界追忆。这位著作良多、桃李满天下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对中共极权专制深恶痛绝。从1989年大陆的学生运动,到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他总是坚定的发出正义之声,其独立自由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被称为华语知识分子的典范。

现居纽约的前《开放》杂志总编金钟,与余英时先生有长达三十年的联络,他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节目采访时,回顾了余英时与他在香港相识,及其说过的对一些中国问题的观点。

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天津,在民国的大陆度过了他人生的前二十年。他1948年在北京接触了共产主义,却发现这并非自己所向往的自由价值。据报导,当他1949年通过深圳罗湖桥进入香港时,“突然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

他具有浓厚的中国情怀,认为传统文化中合情合理的因素,可以与民主等现代普世价值合流。然而,当他1978年在28年后重新踏上大陆故土,却感慨道:“中国比之任何一个外国,给我的感觉都更像是外国。”

他反共立场鲜明,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共产党不代表中国文明,完全不是。”他曾为大纪元“《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担任评审,并于赛后指出,中共独裁体系“彻头彻尾是由谎言编造出来的世界”,“极权党先用谎言夺权,然后用谎言保权。”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余英时坚决反共,中国大陆在胡锦涛时代亦曾大量出版他的著作,至今他的一些史学文集仍能在大陆网站上架销售。

金钟从两方面觉得,余英时的确是“非常难得的知识界、学术界的一个灯塔似的人物。”第一,是他史学研究达到那么深入的地步,仍积极关心当代世事,依然与新闻媒体保持密切的关系;第二,他对一些中共的所谓敏感问题发表意见或批判,都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尖锐。

“现在很多人走的道路跟他不一样,他们是敢怒不敢言,是吧?他们不是不明白共产党现在倒行逆施、开倒车,过去(毛时代)是祸国殃民,现在它又从邓小平这个政策倒退嘛。这些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没有人敢公开来有力量的(抨击),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人,不敢公开出来说话。”

金钟透露,余英时曾感叹,他有生之年恐怕很难看到中共一党专政的结束,但他并没有一种沮丧的心情,而是对香港人争取民主的抗争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相信,在今天科技发达、资讯流通的“地球村”,中共作为一个邪恶政权,不可能像唐宋元明清那样,维持一个二三百年的专制红朝。

以下是采访内容整理。

1991年访余英时 谈“六四”后中国演变

梁珍:余英时先生8月初仙游,引起了很多文坛的反响,大家都在回顾这个史学家为国人所带来的震撼。那你也跟他多次交往,能不能讲一下您听到他去世消息时的感受?

金钟:我是8月5号半夜听到余英时教授去世的消息,当时我真的感到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跟他太太陈淑平还通过电话,我说余先生年事又高了,写作还是很辛苦的,我以后就不敢多打扰了,她说没关系,你就打这个电话来,很欢迎,还这么讲。所以我就没想到,他突然在8月1日去世了。后来这个消息是台湾中研院发布的,就是已经把后事全部办完了,才由夫人陈淑平来发布这个消息。

我跟余英时的交往,可以回顾到1991年,到现在正好是30年。那时候7月份,他到香港去开会,因为他的名气很大嘛,我们做杂志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开放》杂志是以政论为主,而不是小道消息报导为主。每个月我们都会要有一些比较重磅知名的新闻人物来做专门的访问。而且我们访问,像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式的,第一录音,第二很深入。这篇访问出来的都是一问一答的,很长,所以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和局势,以及问题的相当深度的一个层面。

那次来他住在富丽华酒店,我去访问,他也谈论得很多,后来我亲自把它整理发表出来。这篇访问谈到整个尤其是1989年“六四”之后,中国的局势,中国的演变。

1991年7月,正是一个“苏东波”,就是苏联跟东欧崩溃瓦解,那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的时候,再过几个月之后,苏联就正式瓦解了。所以那个时候,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是非常大。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情,为什么苏联现在都来到崩溃的边缘了,局势已经非常的清楚了,而中国发生了那麽大的“六四”学生运动之后,它(中共)现在好像又喘过气来了,又回过神来了?1989、1990、1991,又过了两年了嘛。所以这些问题,就谈得比较多。

这个访问可以说是比较有份量,也做得比较成功。发表了之后,不久有人从左派那边就带着消息告诉我,说中共方面对余英时教授这篇访问很恼怒,很不满意。而且就说要组织国内的学者来批判,但是没有下文。

为什么?因为就在两年前(1989年),我访问过刘晓波。刘晓波到香港来,他提到一个观点,因为他第一次来香港,看到这么一个殖民地,没想到被英国人管理得,弄得这么好,这么现代化,各方面都那麽先进,他佩服得不得了。我就问他,那麽中国的前途会怎么样呢?他说中国至少要三百年殖民地,才可以进步到香港这个地步。因为他这一句话,所以在“六四”的时候,他是被打成“六四”学生运动的黑手,而他的罪状,有一条就是说接受《开放》杂志的访问嘛。

那次访问在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官方出的介绍刘晓波的一本书中,全文收入。因此,大陆(当时)的学生,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那个访问,当然余英时肯定也知道,大部分六四的经过他都非常的关注。所以他在接受我的访问中,最后也弹出这样的话,几乎是跟刘晓波的话有点类似。我就问他,那麽中国未来怎么办啊?他说,看来中国未来还是要分裂。因为那个时候,两岸之间谈的问题就说“分久必合”嘛,两岸分了几十年,现在要统一了。他认为不是,不应该谈这样一个话题,应该还是中国太大了,而且两岸问题合不拢,他说最好还是分了,等于说要把大一统观念丢到一边去。

我想最重要就是他这个访问的最后结论,非常有批判性,对中国(共)的统战,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那之前,我似乎跟余英时教授没有什么联络,自从那次访问以后,我们跟他的交往就比较多了,在很多问题上我就会打电话请教他,或者是发传真,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电脑,这是90年代的事情。后来他也就成为我们的撰稿人,有些出版、杂志方面的事情,我都跟他请教,后来一直都有联络。

年轻时在港读书 指港人抗争源于自由精神

梁珍:大家回顾余英时教授的历程,他除了对六四啊,很多反共的思想之外呢,他也很关心香港跟台湾的局势,他有没有跟你谈到对香港问题的观察?

金钟:有的,我记得我每一次从香港回美国去跟他通电话,他首先就问:香港怎么样?当然香港的新闻很多,他都知道的。尤其是1997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我都去请教他,他也给我们都写过文章。他一直到近几年香港这个“占中”“反送中”这两场运动啊,他是有巨大的热心,热忱的关注,就说香港这个七百多万人口的城市,动不动就是100万甚至200万人上街,这个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他说香港人呢,以前我们都把香港当作一个旅游的圣地呀,购物天堂啊,对不对?好像香港人是个积极动物,不关心政治的,实际上香港人的政治关心度非常之高。1997年之后,香港人政治方面的关心度、思想觉悟的程度都明显地不断在提升。

余英时教授本人跟香港是有缘分的,他是1950年从大陆来到香港的,那个时候他刚刚20岁,正是思想、求学方面比较走向成熟。他是有头脑有思想的一个青年,他在香港大约是最初待了5年,后来他又回来做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的时候又待了几年,所以他一共在香港待了八九年,他对香港是非常了解的。

他在香港求学的那段时间,在新亚书院读书,主要是当时有一个教授、历史学家叫做钱穆,他是在钱穆的关照之下,在香港完成他的高等教育。因为钱穆跟他父亲以前在大陆是有交往的,他们都是在中国的文史方面,高等教育方面的优秀人才,主要就得到钱穆他们这一批师长的教育。然后他就去了美国,去了哈佛大学,那就是他的另外一个人生阶段。

所以他大约20到24岁吧,在香港的这段时间,给他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他对香港在英国人的管治下没有民主,但是有高度的自由,这一点有非常深的领会,所以他就跟我谈到过,为什么香港在主权转移交中共之后,能够表现这么强的一种反抗,独立的精神呢?他认为就是他年青时代在香港体会到,香港人在英国人的管治下有了自由的精神。香港今天能够一直抗争下去,尤其是在近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非常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这样一种争取真选举,一个个具体的民主运动,他的背景以及他的思想的动力,原因就是在于香港的自由精神。这是我听到他这么一个看法。

在海外关心中国发展 敢批判中共邪恶

梁珍:余英时先生也将中共和中国分得很清楚,他的理念是怎么样的?

金钟:是。他过世之后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还是有蛮浓厚的一种中国情结,为什么呢?这跟他的历史学的专业是分不开的。因为他可以说一生都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而且,他是能够把中国的历史背景,跟现代历史,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的现代史联系在一块,来观察、分析中国的演变和发展。

比方说,以前许家屯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中国的演变,他不说“变”,他说“演进”。本来是“和平演变”,也是西方提出来的一个关于共产国家发展的一种可能性,从冷战、苏联、东欧,一直到中国,都希望它们发生一种和平演变。为什么许家屯把这个“演变”改成“演进”呢?光这一个字,他就写过文章,来研究过,他说,这种提法是反映了中共的一种怯变,中共它就是害怕变,因为一谈到变,它们就说,它们的江山,它们的政权,它们的一党专政的制度,就会受到冲击,就会动摇。

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演变、中国的发展。但是他从1950年离开中国之后,他只回过中国一次,那是文革结束了之后的1978年,他带领美国的一个考察团,他任团长,去大陆访问,就仅仅去过那一次,完全是一种学术性质的。之后,他就不去了。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中共坚持一党专政,我就不会去中国;如果它宣布结束一党专政,我第二天就去。”

毛泽东27年最后的那一场文革,他讲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历史学家来讲是不能理解的,中国怎么会倒退到这个地步?所以他最后说,我们不关心、不表态、不表示我们的义愤,那简直好像就不是个人似的。这表明了他对中国人的遭遇、中国人的命运有一种深切的同情。这个当然跟他在中国,少年、青年时代,待过二十年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梁珍:余英时教授仙逝,在海外都有很多追悼文章,也都在缅怀他的一生。余英时教授敢言,他一生对史学的贡献,大胆揭露共产党的这种专制统治,在今天这样的氛围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金钟:这个笼统的当然是不必说了。他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知识界、学术界的灯塔似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的学术研究达到那么深入的地步,但是他依然对新闻媒体保持这样密切的关系,他在自由亚洲电台还有节目,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有些批判,对一些敏感问题发表意见,都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尖锐。我相信你也知道,现在很多人走的道路跟他不一样,他们是敢怒不敢言,是吧?他们不是不明白共产党现在倒行逆施、开倒车,过去是祸国殃民,现在它又从邓小平这个政策又倒退嘛。

中共财大气粗管一切 但不会长久

金钟:这些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没有人敢公开来有力量的(抨击),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人,不敢公开出来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的这个统治跟过去不同了,跟毛时代跟邓小平时代都不同。他(习的统治)有了两个优势,一个,它有了钱,它这个经济发展了,财大气粗了;第二,它又有了高科技,它把美国的西方的先进的科技、智慧、知识产权弄过来,包括有些也是不明不白地弄过来之后,来加强它的专政实力。

毛时代他不是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那时才八亿,在文革期间。现在都十四亿(人口),快翻了一倍,为什么共产党还可以把这么大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能够控制到这样?大家都闭口,全中国就好像刘晓波说的:只有一个脑袋。就是它现在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权力,这个很头痛。

余英时也讲过,经常有些大陆的学者来见他,一直到最近几年都有的。出国的很多人都是想见见他,那些学者当着他的面都说“我们简直是没有办法”,就是被共产党控制的太死了。它可以在你全部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待遇、出国、住房各个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甚至你的专业方面,把你控制得死死的,你不听它的不行。所以余英时保持了消息非常灵通,他对中国这个几十年的发展,尤其中共这七十年的统治,他已经完全成熟、清楚,从香港到美国到台湾,这些演变看得很清楚。

最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共的统战,一些事谁是谁呀,有好多情况他都清楚。他知道中共对海外的统战已经是无孔不入,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恐怕很难看到中国的改变”,就是说很难看到中国的民主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结束。因此他对香港的这种抗争精神,是非常的佩服。他说,“如果说所有海外的(中国)人都能像香港人一样,有话就去说,有权利上街就上街,表示我们的这个义愤、抗议,那还是有希望的。”

我在《纽约时报》看到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像唐宋元明清的这种大皇朝。那些大皇朝的统治,都是二三百年的,那么共产党是不是进入了这样一个大帝国的时代呢?就是说它的统治会不会也像那些大帝国,有2、300年那么长时间?他不相信。他说,虽然我们看不出来到底哪年哪月它会改变垮台,但是,时代不一样,那个时候是一个封闭的、落后的背景,今天全球化、地球村,科技这样发达,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度发展,都是靠加入了世贸,加入了国际资本市场才有的这样一个结果。

他有那么深的知识历史研究,观察和判断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局势。我觉得他很有底气,他从来没表示一种很沮丧的心情。当然他也谈到过,中共这种“崛起”也是他们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但是他的意思还是不要失望,尤其是香港人提供的这样一种范例,还是需要去抗争,这一点他是给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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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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