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为什么中共那么恐惧病毒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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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是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部门90天内向他提供病毒溯源报告的最后期限。

8月23日,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有关病毒溯源的非机密报告,可能会在“明天之后的几天”发布。

在上述最后期限到来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等喉舌媒体,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对美国展开大批判。这些文章一致认定:病毒100%不是从中共实验室泄露的;美国进行病毒溯源是“政治操弄”;“该查的是美国”等。

这些文章充满火药味,篇篇显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真理在手,所向无敌。但实际上,千篇一律,全都是一个腔调,没有不同意见,更没有反对意见。

当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所有媒体,都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个声音是错的。

我来自中国大陆,亲历过从文革到“六四”到迫害法轮功、到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等中共搞得各式各样大批判。但是,回过头来看,这类大批判有多少经得起历史检验呢?

1955年,中共批判过“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批判过“沙文汉反党集团”。1958年,批判过“萧克、李达反党集团”。1959年,批判过“彭德怀反党集团”。1962年,批判过“习仲勋反党集团”。1966年,批判过“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968年,批判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十年文革结束后,上述大批判的对象全部被平反。

1962年9月24日,在打倒习仲勋的中共八届十中全全上,毛泽东说:“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当时,习仲勋是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从此,习仲勋挨整长达16年。中共大批判扣在习仲勋头上的大帽子一大堆,诸如“野心家”、“阴谋家”、“青红帮”、“哥老会”、“流氓”、“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等等。

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审查刘少奇的问题,有420多卷档案,加上刘的夫人王光美等一些相关人员的案卷,总共570卷档案。

文革爆发时,刘少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十年文革中,中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党媒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可能数以千万计,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字报、小字报、小册子、书籍等,扣在刘少奇头上的大帽子更多、更大、更吓人。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全会公报称,“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1979年,由中纪委、中组部等联合组成的“刘少奇案复查组”开始工作。经过半年的复查,结果发现:证明刘少奇犯下“滔天大罪”的所谓“充分的证据”,全都是子虚乌有。

2021年的今天,中共就病毒溯源问题,发动的对美国的大批判,与上述大批判如出一辙。其中,最邪乎的是在中央电视台屏幕上列出了美国的“八个第一”:

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全球第一疫期动荡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国。

作为一个有常识的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你的某个器官正常的时候,你很少会想到它。

比如胃,一个人的胃口很好,什么都能吃,吃什么都香,没有任何毛病,这个人肯定很少想到它的胃如何如何。当一个人的胃发炎,吃不下东西,他会时常想到它,想办法打针、吃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又很少想到它了。

当一个人得了胃癌,化疗不行,放疗不行,偏方也不行,吃什么都吐,很难受,他会天天想到他的胃,甚至时时想到它。

目前,中共对病毒溯源问题的反应,可谓“极端过度”。到了什么程度呢?可谓念念不忘,不停地唠叨,翻来覆去地说:病毒不是从中共实验室泄露的,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再就是不断向美国“甩锅”,称病毒是从美国实验室泄露的,是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泄露的,美国不好,美国太坏,美国最坏,错的都是美国,对的都是“老子”。

这种“极端过度”的反应,是一种典型的病态反应,严重的病态反应,与当年中共骂习仲勋、骂刘少奇等没什么分别。

毛泽东批判习仲勋、刘少奇,是担心他们夺他的权。中共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批判美国,是担心什么呢?说白了,是担心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夺中共的命。

从2020年1月1日起,中共就开始隐瞒疫情,打压讲真话的医生,散布“未发现人传人、可防可控”等谎言,听任病毒携带者从武汉飞往世界各国等,导致大瘟疫从武汉传遍美国、传遍全世界。

至2021年8月24日,全球192个国家,已有2.13亿人感染,445万人死亡。这是中共给全人类带来的一场浩劫大难。

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找中共算账,中共肯定完蛋。这是中共惧怕病毒溯源的真正原因。

当我看到中共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遗余力地批判美国、向美国“甩锅”时,我的直觉是:病毒很可能就是从中共的实验室泄露的。

但这不只是直觉。

据英国广播公司2月14日报导,世卫组织病毒溯源专家Dominic Dwyer告诉路透社,他们曾要求中共提供2019年12月来自武汉的174例新冠确诊病例的原始数据,但遭到拒绝。为什么?

2月18日,德国汉堡大学纳米科学家Roland Wiesendanger教授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的(瘟疫)大流行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事故”。“许多直接迹象表明,新冠病毒(SARS-CoV-2)病原体来自实验室,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位年轻研究员是第一位被感染的人”。

“她的名字叫黄燕玲,生于1988年10月20日。自2012年以来,她一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在该研究所的网站上发表了至少六篇科学论文。自2019年底以来,她消失了,她的照片和个人资料,已从研究所的网站(以及她的个人网站)中删除。”

有关黄燕玲的情况,是去年2月15日从网上传出的。确实够离奇的,其他人的照片和个人资料都有,唯独黄燕玲的被删除了。为什么?

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辟谣”说:黄燕玲是该所研究生,已经毕业,人不在武汉,未感染,身体健康。自称黄燕玲所在公司——四川迈克生物公司的研发总监龙腾镶也在网上“辟谣”。自称“黄燕玲本人”的人也在微信与QQ群中以文字形式“辟谣”。

但是,“身体健康”的黄燕玲,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用她的声音,用她的影像,用她了解的令人信服的科学方法,解除全世界人民对她是否是武汉“零号病人”的疑虑。

黄燕玲是不是“零号病人”?只要让她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由她本人亲自出面澄清,所有谣言不攻自破。

这对于中共宣传机器的总管、指挥手下的人花大量时间、写大量批判美国文章的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来说,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2020年3月15日,我在大纪元发表《王沪宁敢让黄燕玲上央视露面吗?》。至今1年零5个月、527天过去了,王沪宁没有让黄燕玲在央视上露面。

一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中共用科学的方法,向全世界人民证明:黄燕玲不是武汉的“零号病人”,比登天还难吗?

值此美国情报机构的病毒溯源报告既将公布之际,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中国人民中间的一员,我向14亿中国人民呼吁:请你们同我一起,强烈要求中共:

用令全世界人民心服口服的方式澄清:黄燕玲到底是不是武汉“零号病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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