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怎么教太子平天下——《帝范》初学

作者:薛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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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28日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在四海臣民的贺岁声中,唐太宗庙谟深远,撰著《帝范》十二篇共4000余字,将自己戎马一生的征战经验、励精图治的治国之道,作为对太子李治的训诫之辞。次年,太宗与世长辞。

帝范》秘藏宫中,鲜为人知。新、旧《唐书》虽有记载,仅仅说明《帝范》内容有四卷,详文不知。《资治通鉴》也未见全文。《帝范》在宋代遗失,大多数内容已不为世人所知。庆幸的是,在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帝范》一书在云南被意外发现,重现于世。清代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大儒纪昀等人参照元人注释,并考证其误,重作列注,附于原文之中,上奏清高宗弘历过目,经批准后,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子部一》。此外,清朝又有日本宽文本回传中国。

唐太宗撰《帝范》。(公有领域)

本文是学习《帝范》笔者的一些浅见,敬请大家指教。

第一章 引言

一、今天为什么学《帝范》?

《帝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明珠。学习《帝范》,首先要明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概括而言,窃以为,如下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我们生活和各种人群、各类民族、各国人打交道,需要讲普世价值。但什么是普世价值呢?这就涉及到传统文化了,因为传统文化是普世价值的基础。从历史上讲,东西方文化不同,但普世价值是共同的,只是表现方式不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确是“性相近、习相远”。什么又是“性”呢?“人之初,性本善”。普世价值是“性本善”的一种表现,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是人类的大智慧。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理解传统文化,对今日之人类尤为重要。

第二,当今世界,科技发达、物质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另一方面,人类又陷入空前的危机,毁灭并非不可想像之事,是为“人类困境”。人类怎么走出困境?要返观历史,借重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我们透视、剖析现状,寻找出路的一面镜子。

以上两点是普遍而言的。对于华人来说,又有其特别重要之处。华人的根在哪里?在传统文化上。中共窃国,“文化大革命”乾坤倒转,至少在文化意义上大陆人已是亡国奴了。海外华人呢?远离祖国,旅居异邦,只有学习、传承传统文化,才能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把根留住,维持生机。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有无数的载体和表现。我们这就讲到了学习《帝范》的具体价值,也讲三条。

第一,“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祗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帝范》后序)。唐太宗千古一帝,其对人生的体悟、对世界的察识,可以说达到了巅峰状态,足资后人“取法”。

第二,《帝范》是太宗的政治遗嘱和绝笔之文,“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他将此书赐给太子,语重心长地说:“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帝范》凝结着太宗一生的心血,是学习太宗的首选。

第三,《帝范》既是一篇以君主的身份讨论君主的宏文,前所未有;又是一篇父子交心之作,秘藏皇室。满篇卓识,一片苦心,真诚、坦荡,没有虚情,全无伪文,是谓至珍。

二、如何学习?

学习《帝范》,学习传统文化,不要把它当作单纯的知识来学,满足于“晓得了”,而是要“入心”,人要因此有所变化。《论语》一开始讲什么?“学而时习之”。“学”不仅要“思”(“学而不思则罔”),更要“习”。“习”是什么?操练、练习,要身心俱化。

子路跟孔子说,老师请慢点讲,上次讲的我还没做到呢!(“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这是古人学习的一个榜样。

我们要特别注意,学习传统文化一定避免“博物馆化”。什么是“博物馆化”呢?就是虽然在读经典,但就像参观古代埃及文物一样,和我们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人没有得到改变、提升。我们讲个孔子学习的故事: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史记‧孔子世家》)

这个故事意涵很多、很深,孔子之所以为圣人由此可以一窥。虽然,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所处的生活环境千差万别,学习的动机和出发点也因人而异,但都可以从孔子身上得到启发。

图为孔子圣迹图之杏坛礼乐。(公有领域)

不过,毕竟现代人离孔子太遥远了。我们也讲一下现代人学习历史、学习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学习方法因人而异,但学习态度必须讲究。学习态度上,前人多有垂范,这里仅引述近代两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供借鉴。

其一,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先生这个态度,也有渊源。例如,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尝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

其二,钱穆先生的“温情和敬意”说: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国史大纲》)

三、关于唐太宗和《帝范》的两点说明

1. 唐太宗“崇文”与三教齐兴

《帝范》的压轴篇就是“崇文”:“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儒为正宗,但非独尊。太宗对儒释道三教采取的是“齐兴”政策。唐尊老子为先祖,故重道教,“道在佛前”,但佛教也在大兴。太宗晚年与玄奘往来甚深,“数攘袂叹曰: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还写下了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此外,唐代对外来宗教相对宽容,期间多有外来教士传授教法,如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等。

唐朝之所以是近2500年中国历史的最高峰,与太宗的“三教齐兴”有莫大关系。这里讲一件事情。高祖时,佛道之争颇烈。武德九年(626年),高祖惑于太史令傅奕,决心罢黜佛教,命令已经发出,但玄武门事件突起,李渊被迫禅位,废黜佛教的事自此搁置。这可是历史的关键时刻,不然,唐朝的历史还不知道在哪条路上走呢。总的来说,有唐一代,尊奉正教,后来武宗李炎“会昌灭佛”只是一个特别的插曲。

在中外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帝王却迫害正教,给自己和国家带来了厄运。例如中国历史有名的“三武一宗”法难(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北魏第三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出生体貌瑰异,太祖奇而悦之,曰:“成吾业者,必此子也。”自幼“聪明大度,应付裕如”,心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之志,统一北方、大破柔然、饮马长江,敌国刘宋也称其“英图武略,事驾前古”。却偏偏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灭佛运动,命运陡转,四十五岁时遇弑而死。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也是雄主,他如果多活10年,将会一统天下,就没有后来隋文帝杨坚的事了;后周世宗柴荣(921—959)被后世称为“英明之主”,战功赫赫,如果不是在战争中暴病、速死,同样也就没有了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了,但这两人都因灭佛,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又如,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近300年,空前的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灰飞烟灭。公元64年,古罗马尼禄焚罗马迫害基督徒,给尼禄和罗马人民种下了祸根:65年,古罗马爆发瘟疫;68年,罗马城暴动,尼禄在逃亡中自杀,时年31岁。但是,继任的帝王们不自醒悟、继续迫害,包括著名的“五贤帝”(96年至180年,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称赞这是“人类最幸福的年代”)。“五贤帝”最后一位是奥勒留(Aurelius,161年—180年在位),被后人称为哲学家、军事家,有《沉思录》一书传世,却延续迫害政策;166年,一场大瘟疫降临,肆虐16年,奥勒留也葬身其中。可惜,许多人不悟(包括一些大思想家),甚至妄称信奉基督教才是古罗马亡国的原因。

太宗在位期间,崇善广德,恩泽四方,开创了唐代盛世伟业,成就了历史上最辉煌的“贞观之治”。(制图:黄又华/大纪元)

2. “贞观之治”标榜千秋,《帝范》彰扬“道统”

太宗在位期间(627年—649年),崇善广德,恩泽四方。《新唐书》称赞太宗“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为什么能做到呢?关键是太宗继承发扬了“道统”。

什么是道统呢?康熙帝有言“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中山先生曾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道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道统”有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确地解读,历来都有争议。但大体上,《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与其是相通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修己安民。“内圣外王”庶近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帝范》,“虽不中,亦不远”。

太宗光大“道统”,王道治国,遂有贞观之治。不过,要不要行“王道”,君臣之间曾有一场辩论。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魏)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太宗还是采纳魏徵建议。

结果,“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

许多人认为“王道”是个幻想,政治是现实的,还得来“霸道”。这里也讲个历史故事。汉元帝刘奭(前75年—前33年)是汉宣帝刘洵在民间时所生长子,八岁被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对宣帝任用文法吏,持刑太深多有异议,曾劝谏宣帝应该用儒生治理天下,而遭到宣帝训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史家也多认为汉室之衰始于元帝(王昭君事就出在此朝)。

其实,汉室之衰,是有深刻原因的,并非“纯任德教”,而是不会“纯任德教”之故。“贞观之治”不就证明了“王道”之真实不虚吗!太宗之胸襟、胆略、见识、功绩,真真千古难得一见。@*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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