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平:整肃流量明星 曝习近平四大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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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中央网信办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等十项措施;同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71.6%。

8月28日,中纪委网站发表评论《流量明星“翻篇”了》,将网络流量明星、饭圈一顿拳打脚踢,横批竖骂,文章最后援引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许素菊的话说:“各方面更要重拳整治网络乱象,弘扬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

中纪委是管党官的,怎么腰斩起流量明星文化了呢?且就在8月份,中纪委就接连对吴亦凡事件、阿里性侵案严厉发声,岂不是牛刀宰鸡。个中原因,《流量明星“翻篇”了》算是撂底了。

网络时代,娱乐至死,流量为王。网络山头,也时兴占山为王,饭圈文化、明星模式、粉丝打赏,与中共与日俱增的极权扩张不是形成了良好的对接模式,而是构成了中共难以容忍的对冲格局。

简单归纳了一下,习近平和中共对明星文化心存四大忌惮和忧虑。

忧虑一:流量资本膨胀对国家经济命脉的冲击

2020年12月29日,在中共召开的“2020-2021中国经济年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就放风,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要依法依规。这次中央级会议首次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重点任务,指出国内资本过多聚焦于流量变现而不注重原创性和基础性创新的问题。

国内一些金融学者分析,资本无序扩张会导致垄断、加高企业杠杆、降低市场效率、侵犯消费者权益、阻碍行业和技术创新等。互联网平台企业曾被中共作为数字化新兴企业来扶持,中共为何转脸就历数其罪了呢?

关键原因是中美贸易战和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后,中共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倒逼国际社会全面围堵中共,中共在国际社会几成孤家寡人,过去靠偷窃西方科技,盗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做法一去不复返了,加上中共几十年来的计划生育使人口不断下降,习近平又不断地在国内强力左转,排演闭关锁国的文革模式。此前40年的全球化红利、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支撑起的家底,被贪官们已经败完了,剩下的烂摊子,习近平又加速使其腐烂,如今是内外交困,穷途末路。

当航空发动机、芯片技术、光刻机、激光雷达等卡脖子产业和实体经济的不景气使中共一筹莫展的时候,当中共那只偷东西的黑手被欧美斩断、鲜血淋漓的时候,科技巨擎们、明星们、娘炮们正在资本海洋里畅游,在无量粉丝的追捧下秀姿卖萌,试想,中共能受得了这份窝囊气吗?磨刀霍霍是情理之中。

不过,在中共的天下,无论是何种资本与何方神圣,那块黑土上的资本大丰收,如果不黏上中共的屎臭是不可能做大的,互联网平台头部企业与流量明星,哪个背后不拐弯抹角的都有点红色靠山?

可以养你也可以宰你。在中共那里,没有不败的金主与永恒的明星,英雄变狗熊、明星成罪犯是分分秒秒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共产中国,没有从天而降的资本,只有如履薄冰的危局。

忧虑二:资本与政治对接,挑战习威权

资本帝国也是国。国无二君、山无二虎。倘若资本的背后有着政治宿敌的背书,那危险来临是迟早的事。

2014年,坊间就盛传,马云玩的不是市场,是政治经济学。《纽约时报》2012年披露,阿里巴巴2012年9月完成了78亿美元融资,其中有江志成的博裕资本、刘乐飞的中信资本太子党红色资本。

2013年,《南华早报》发表马云对六四评价:“邓小平对‘六四’镇压做出的决定是个不完美、却是最正确的决定。”被外界认为是马云主动向中共输诚。2014年阿里巴巴纽约IPO上市,中投、博裕、国开金融和中信资本等四家资本由当初从雅虎回购额20亿美元,涨到了112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2021年7月报导,蚂蚁IPO被中共叫停之前,中共调查发现其股权架构包含博裕资本(Boyu Capital),其以迂回方式,透过私募基金“北京京管”持有蚂蚁股权,此外还有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亦通过控制北京昭德投资持有蚂蚁。

江派目前是反习的主导力量。李伯潭曾在北京故宫附近有一个私人茅台会所,被习近平视为有损中共形象。习近平曾私下批评中共腐败官员:“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

坊间传闻赵薇和马云多有交集。2014年,赵薇、黄有龙夫妇斥资31亿港元买入阿里影业19.3亿股,股权占比达9.81%,成为阿里影业的第二大股东。2016年,赵薇用注册资金仅200万的龙薇公司持有6000万的自有资金,加上银行贷款30亿,“杠杆撬动”收购了万家文化30%的股权,被中共叫停处罚。

此次赵薇出事,被指与浙江杭州落马的周江勇有关,而周江勇又与马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忧虑三:饭圈文化已成习思想全面入场绊脚石

流量为王亦为王。但要想成为流量明星王者,运作流量经济,吃力量红利,你不被“潜规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共国的特色。中共党魁江泽民曾“以身作则”钦定这一规则。当年,江要潜规则刘晓庆被拒,后来将刘晓庆以漏税罪名入狱。宋祖英就“聪明”多了,主动与江苟合,红极一时。

打造流量明星需要艺术与机缘、资本、人脉,当然还需要巨大的粉丝人气所积累起的数据流,这套综合的运行机制才会带来节目收视和点击量和滚滚而来的商业资源。

动辄几千万的流量明星粉丝话题叙事所形成的舆论场和影响力,如果跟中共当下的主旋律、习思想入课堂没有半毛钱关系,实际上的确也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中共会做何感想?

当课上课下、校内校外,生活起居、交友攀谈中,青少年们都在追星打赏,向“油头粉面A4腰、矫揉造作兰花指”看齐,而不是向习思想、党中央看齐时,这不是在给党国打脸,给领袖作瘪子吗?

《光明日报》炮轰流量明星文化,“这股从娱乐圈席卷而来的病态审美风潮,对青少年审美取向的恶劣影响,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中共真的是在关心青少年、关心下一代吗?

中共将其斗争哲学党文化包装成现代治理文明,打包成全国的大中小学教材和文宣影视作品,诸如“黄继光堵抢眼”“半夜鸡叫”“刘文彩”这样的经典谎言仍在毒害著青少年,将党国混淆、仇美恨日的仇恨爱国理论灌输给了举国民众,将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的血腥排演搬进了幼儿园。校园里、象牙塔中,官富子女霸凌、教师性侵、学生举报、学术腐败、论文作弊、禁锢言论、舆情控制等乱象与文革之风盛行,这些个不齿的事情,哪一样比所谓的“粉丝文化”含毒量小?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学生走出课堂,身处社会,看到的是充斥街头的情色文化、暴力打斗与警察滥权执法,从城市到乡村,感受到是中共各级官员的贪腐无能、野蛮执政、权钱交易及二奶文化,在三观尽毁的洪流中,青少年是有样学样。这就是中共宣称的主旋律与“正能量”。

在改造思想工程上,中共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了,它会在流量明星面前低头喊服、折戟认输?绝对不会的。当饭圈文化已成习思想全面入场的绊脚石时,它是一定要出手的。

 

忧虑四:中共政权式微,网络“颜色革命”不是没有可能

观念指导行为,舆论就是力量。改革开放初期,中共由一穷二白的极端政治生态转身,为了吸引外资和释放劳动者的劳动力,中共不得不采取了相对的文化多元状态,以此来证明自身的前进与发展,蛊惑人心。

如今,中共政权日渐式微,网络平台多元意识对政权维稳来说是弊大于利,那它就一定会收紧舆论尺度。为此,中共连卡拉OK 的曲单都不放过。

8月27日,中共网信办发出整肃财经自媒体信号,称将联合发改委、财政部、人总行打击8类财经账号平台:诸如歪曲解读中国财经方针政策、宏观经济数据,恶意唱空中国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等。

早在2016年,中共就将网络颜色革命纳入维稳监管之中,并反过来利用网络颜色革命阴谋论打击维权群体和律师全体以及国外NGO组织。

2020年1月武汉疫情爆发,多个吹哨人在网络爆料病毒真相,遭到中共整肃,直到目前,疫情信息只能任由官方发布不实消息。

2020年2月15日,一个署名为“不信邪的武汉人”在网上发表《吹起网络颜色革命的集结号》,号召与中共在互联网上打一场人民战争。

武汉肺炎期间,作家方方每日在网上发表一篇纪实日记,被中共小粉红和大五毛称为向美国递刀子,就差没被扣上网络颜色革命的帽子了。

2020年12月,《环球时报》刊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教授的观点,认为新型“颜色革命”核心特征包括:“组织结构呈现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化’,出现没有显著单一中心节点的‘多中心协调机制’,而包括加密通讯软件在内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种架构赋予充分的动能;……‘颜色革命’与蓬勃发展的粉丝经济生态呈现密切互动。中国香港以及泰国等地的相关案例显示,借用‘饭圈’进行筹款,组织后勤,以及在社交平台上控评等,正成为新型‘颜色革命’的显著特点。”

沈逸同时提出,预防和回应“颜色革命”的风险和挑战,要避免资本对舆论的控制。在实践中,抵制代表不当利益的灰色公关群体全方位渗透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治理抓手。

综上所述,中共对饭圈文化和互联网资本的整治与打击并非一通乱拳、空穴来风,而是有预谋、有规划、有目的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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