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曝中共深层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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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至28日,中共举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这是中共的第五次,习近平的第二次,上一次还是7年之前。在中共“百年党庆”、“十四五”开局和明年“二十大”之际,召开的这个会议,当局是高度重视的。歌功颂德、自我吹捧、假大空套话满天飞,这些都不足为奇;出奇的是,相比之前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首次”。

其一,首次提出要“肃清流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要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

其二,首次提到反恐问题。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做好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等的工作。”

这两个“首次”,暴露出中共对民族问题的深层恐惧:首先,民族领域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中共非常害怕苏共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而苏联解体的一个极端重要因素就是民族问题);其次,在民族问题上,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再次,中共眼中,“反恐”已成为民族问题中的焦点;第四,国际因素已经深深介入到中国民族问题中来了。

1990年邓小平还说“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2页),现在怎么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了呢?中共在民族工作又有哪些倒行逆施?本文略作解析。

第一,共产党为窃国和维持政权,炮制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歪理邪说,这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今日中国民族问题的总根源。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兴起,提出了“民族”的概念,“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以“民族”为单元来建立“民族国家”。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公民的民族主义”(civic model of nationalism)在西欧发展起来,它强调的是领土和法治,当然也包括了血缘、历史等文化因素,但以全体国民平等的“公民权”为核心,与现代思潮中的“平等、自由、共和”理念相联系;而东欧则倾向于“族群的民族主义”(ethnic model of nationalism),它强调的是传统的血缘关系和历史的共同记忆。不过,“公民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历史主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夺取政权,考虑到俄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弱小,为争取同盟者,目光就转向了对沙皇政权不满的各少数族群(当时各族的现代民族意识并没多强),编造“民族理论”把他们都定义为“民族”,公开鼓动他们独立,这一政治策略在当时确实有一定效果,引发了沙皇俄国各地许多群体的独立要求和政治混乱。但是,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向西欧学习成为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就此被打断了。

俄(苏)共建政后,一方面进行了全民性的民族识别,识别出190多个民族,而且给每一个苏联公民都确定了民族身份,给每一个民族都划分了相关的地域;另一方面,当时各少数民族虽然有了自己的共和国,具有独立的主权、宪法和议会,但都没有独立,而是加入了苏维埃联盟(苏联),不过保留了脱离苏联独立的权利,这为后来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苏联的做法深深影响了前东欧国家和中共。中共从一大一直到1945年,都明确提出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可以独立建国,然后再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联邦制国家。但形势变化,中共窃国后建立的是所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单一制国家。“识别”了55个少数民族,建立了5个省级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 个自治县(旗) ,这些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中国总面积的 64%,其人口当时只占人口的 6%。“文革”后还设立了一批民族乡(截至2009年底,共建立了1098个)。

中共和苏共一样,一方面通过民族识别等等措施强化了“民族”意识,并在若干政策上偏向少数民族,以图拉拢之效;另一方面,由于其独裁本质和对社会控制的极端化,“民族自治”沦为形式,少数民族的信仰、传统被弱化、限制、变异或灭绝,甚至还有大屠杀等等极端措施,又大大激化了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因此,中共就是今日中国民族矛盾的总根源。

第二,不论是毛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民族问题都是中共的心头大患。

邓小平1990年所说“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是个谎言。1930年代,中共“长征”,曾在少数民族地区流窜,就曾武力屠杀和谎言欺骗两手并用。为“统一”中国,中共进兵西藏、新疆,对少数民族曾大开杀戒,以杀立威。

如果战争年代的屠杀,中共尚有说辞;可是,和平时期,中共也高举屠刀,“内人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5月期间,中共将领滕海清在中共中央的授意下,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大规模肃反运动。运动中通过刑讯逼供,将上百万人定性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成员,其中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肃反运动中的屠杀或迫害的方式包括压杠子、老虎凳、吃炉渣、火柱烫、穿指甲、掏肝脏、压油板、拔人河、上吊、打夯、割舌头、割鼻子,等等。令人发指,人神共愤。1978年中共决定彻底平反所谓“内人党”,但滕海清等迫害主要责任者却没被追究。

“改革开放”后,中共民族政策有所松动、调整,但控制这根弦总是在拨拉,民族问题一直是中共的禁区。而且,由于中共是“跛足改革”,一少部分人通过权力垄断、权钱交易、黑白通吃等等方式,大肆敛财,迅速暴富;在少数民族地区,赚钱的行业、企业都被特权阶层把持着,而这些人往往是汉人,于是少数民族的被剥夺感十分强烈;同时,由于东、中、西部的发展落差极大,少数民族地区又多被边缘化了,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相当突出;这些都使民族问题尖锐化和复杂化了。由于人口流动,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民族问题,全国许多地区都存在民族问题。

举例而言,2009年6月25日到6月26日夜间,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发生了群体斗殴事件。旭日玩具厂应广东当局安置20万名维吾尔族青年民族计划的要求,从新疆喀什雇佣了800名工人。事件起因是厂内的汉族女工人疑似遭到了性侵犯,汉族工人将矛头指向维吾尔族工人,攻击了对方,造成至少2名维吾尔族工人遇害,118人受伤,伤者多数为维吾尔人。普遍认为,这一事件是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导火索。

在毛时代,民族问题主要是个政治问题;而现在,民族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的内容扩展了、范围扩大了、矛盾尖锐了,更难解决。

第三,中共对待少数民族的强硬“两手”,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国际化。

西藏、新疆民族问题一直是中共的“老大难”。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国民族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例如2013年10月28日的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案、2014年3月1日的昆明火车站的砍杀恐怖案等等,性质和情节都极其恶劣,案件背后还有中共内斗的因素,成了一团乱麻。

这时,中共对待少数民族的历来“两手”——血腥镇压和阉割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更加“硬”了。陈全国就是执行这一政策的标杆“酷吏”。

2011年至2016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期间,陈全国的主要铁腕政策:第一,所有藏人都必须交出普通公民护照;第二,选派10万干部驻村;第三,选派7000多名干部进驻全区1700多座寺庙,搞“六个一”工程(“驻寺干部必须要与一至几名僧尼交朋友”、“开展一次家访”、“办一件实事”、“建立一套档案”、“畅通的联系渠道”、“形成一套管委会”);第四,城镇网格化管理,在拉萨市、地区所在地和所有县城建成了698个便民警务站,每个警务站平均覆盖半径300—500米(而从大昭寺到布达拉宫在十五公尺左右就设有一个警务站),各站点之间联网联勤联动,24小时全天候执勤巡逻;第五,13万联户单位覆盖70万户居民(5户或10户为联户单位,类似于连包连坐),超过300万人被纳入这个监视网;第六,“九有”政策(“寺院要有领袖像”、“有国旗”、“有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通讯”、“有报纸”、“有文化书屋”)。为支撑上述政策,中共对西藏大输血,使西藏GDP增速连年保持在两位数,领跑全国,并于2015年GDP首次突破千亿元。

2016年调任新疆党委书记,其后晋升为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的治疆措施愈发强硬,不仅全搬治藏措施,还把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群众被关进集中营,强制洗脑、培训、作奴工。

陈全国之类人物被北京当局重用,不仅表明了中共民族政策的越发强硬,而且加速了当局的“向左转”,《华尔街日报》曾刊发文章,题目就是“陈全国铁腕治疆模式推动中国权威体制的进化”。

不过,中共越发强硬的民族政策(自西藏、新疆之外,内蒙古也在推行,并引发了2020年抗议取消地方语言教学的运动),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关注,一些机构和人员被美国等国制裁。

讽刺的是,中共对来自欧美的谴责并没当多大回意,却对阿富汗变天特别担忧。塔利班再上台,塔利班与“东突”的关系让中共如坐针毡。虽然塔利班声明不支持任何组织以阿富汗为基地攻击中共,但中共对塔利班远不放心,且害怕塔利班再上台的效应,会极大的激励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人员效仿,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塔利班就在中共身边,而塔利班和中共都相互知道对方的底细,双方可以相互利用,但也可能一朝翻脸、兵戎相见,双方都身怀戒心。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会首次提到反恐问题,首次提出要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中共确实感受到国际环境变了。当局所说的“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是确有所指的。

总之,中共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本要大吹“总结我们党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全面回答“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等“重要命题”,不想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实在恐惧得不行,再也掩饰不住了。这或许也是中共末日的一种表现吧。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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