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怎么教太子平天下?(2)

——《帝范》初学 作者:薛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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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9月04日讯】

第二章 序

序曰:朕闻大德曰生,大宝曰位。辨其上下,树之君臣,所以抚育黎元、钧陶庶类,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是以翠妫荐唐尧之德,元圭锡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开八百之祚;素灵表瑞,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

昔隋季板荡,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当经纶之会,斩灵蛇而定王业,启金镜而握天枢;然由五岳含气,三光戢曜,豺狼尚梗,风尘未宁。朕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鳞之阵,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挽枪而廓八纮;乘庆天湟,登晖璇极,袭重光之永业,继大宝之隆基。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太宗为《帝范》写了篇序,点明主题,高屋建瓴,分别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天命;第二,太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第三,“近诫”太子。下面分别讨论之。

唐太宗撰《帝范》。(公有领域)

第一个问题:“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

李唐的江山分明是打下来的,为什么太宗却说帝王之业不可以力争呢?这是不是为绝天下人觊觎之心而故作高论呢?当然不是。太宗立论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主题——天命思想。天命思想并非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充溢人文精神,大略而言,其含义至少有三。

一、 天选择有德行的人为君,替天牧民,这就是天命;但是天命并非一成不变,人君如果德行有亏,没干好,天命也就改换了。所谓“天道无常,有德者居之”,“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十七章)。这也就是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二、天怎么判断人君干得好不好呢?民心体现天意。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三、人君干不好,会有“革命”。《易‧革‧彖辞》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有云:“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 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尚书》之《汤誓》、《仲虺之诰》、《汤诰》、《泰誓》、《牧誓》、《武成》诸篇均明确支持“汤武革命”。

当然,古人讲三纲五常,其中“君为臣纲”,这跟“汤武革命”有没有矛盾呢?后人多有分歧(如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之御前争论,苏轼《武王论》中的“武王非圣人”说等等)。对此,据《唐会要》卷五十一记载,太宗持“逆取顺守”论,即“或许可以通过武力得天下,但守天下就不能不行仁政”,切中肯綮。(二年,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失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也。瑀谢不及。)

笔者以为,孔子讲上古社会区分为“大同”与“小康”阶段。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然行禅让;小康社会,“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汤武革命”也就难免;三代之后,春秋礼崩乐坏,历史进入新的帝制阶段,“汤武革命”更是成了改朝换代的期盼。固然,“汤武革命”自不及禅让,但亦时势使然,尤其正义性、必然性的一面,不宜非议。当然,有志于“大同”者(如孔子、中山先生等等)值得钦佩。

太宗《序》中首先强调天命,这既是对唐朝统治合法性的追溯,又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责任(人君替天牧民,自当爱民若子,而天命并非一成不变,那么人君要想不被赶下台,要夕惕若厉,修身进德,政治清明)。

顺便说一下,以上所述的主要是天命思想,含有普世价值,绝非为独裁统治、暴政辩护。事实上,天命思想等等中国古代政治理念精华,完全可以进行现代转型,与近代共和制度相结合。中山先生之构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新路。可惜!五四已降,“打到孔家店”,共产主义思想趁虚而入,最终窃国,传统中国至此终结。

明徐仲和《临阎立本画唐太宗纳谏图》,北京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有领域)

第二个问题:太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战战兢兢,日慎一日

太宗固然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更重要的则是其救世之心。18岁就劝父起兵,“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还陕述怀》)。与救世之心相配的,是太宗的文治武功。太宗军事才能独步天下,大唐江山大半是他打下的;更难得的是,太宗也能“马下治江山”,古今罕见。但在厚德、慈悲之心、命世之才外,太宗之配天命,更在其修身进德。

皇帝是天子,掌生杀大权,系国之安危,并没有刚性的制度约束,很容易为所欲为,因此,皇帝的自身修养、自警、自省是第一重要的。太宗对此颇有自觉:“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这是成就贞观之治的首要因素。

太宗修身进德,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只讲两点。首先,“正心”,以民为心。太宗曾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君道》)太宗爱民之心从下面这个事例可见一斑。贞观二年,旱、蝗并至,太宗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其次,自诫。这里讲一下党仁弘案。“仁弘有才略,所至着声迹,上甚器之。然性贪,罢广州,为人所讼,赃百余万,罪当死。上谓侍臣曰:‘吾昨见大理五奏诛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为之求生理,终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复召五品已上集太极殿前,谓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天三日。’房玄龄等皆曰:‘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上不许,群臣顿首固请于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诏,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于是黜仁弘为庶人,徙钦州。”(《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因自己私心阿法而自罚,坦荡自诫之心,日月可表。

历史上都称赞太宗善于纳谏,从善如流,可为什么太宗能纳谏呢?关键是太宗能正心、自诫。而太宗为什么能呢?这又与其信奉天命思想密切相关。

人君往往被称为“圣人”、“圣上”,这可不是恭维或妄称,而是要人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也就是说,人君的责任是救护、教养百姓;百姓有罪,人君要负责任。

于是,“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说苑‧君道》)禹见百姓犯罪而深感内疚,自责痛心。因此,“罪己诏”在中国源远流长(学者萧瀚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诏”,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诏”,另外还有包括袁世凯撤消帝制的总统令在内的四份)。

当国家发生天灾人祸、政权危难之时,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会沐浴斋戒,祭祀天地神灵,自省“罪己”,忏悔自己的过错和失误,有时会对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图/志清)

第三个问题:以历代治国要旨“近诫”太子

立太子是国之大事,也是太宗头疼的事情。长孙皇后母仪天下,有大功于贞观之治(可惜早逝于贞观十年),生有3子: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李承乾先被立为太子,不成器、悖乱,废;李泰觊觎皇位,被斥;终立李治(以其仁厚,不至于兄弟相互残杀)。《帝范》就是写给李治(628-683年)的。

李治即位为唐高宗,在位34年,前六年号永徽。《资治通鉴》称永徽之治有贞观遗风。可见高宗也非庸常之人。只因为父皇开创了贞观之治(627-649年),皇后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皇孙李隆基创立了开元盛世,他的光彩被冲淡了许多。当然,《帝范》的价值也不是用高宗的政绩来衡量的,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许多因素。不过,高宗也确实受益于父皇之教。

李治出生时已是贞观二年,“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所以太宗说他“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治成为储君,太宗为太子教育“未尝不废寝忘食”。

首先,时常把李治带在身边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其善。”(《旧唐书‧高宗本纪》)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商王武丁的大臣,古代著名贤相)所言,可以自鉴。’”(《贞观政要》)

太宗教子心切,甚至“贞观十八年,高宗初立为皇太子,尚未尊贤重道,太宗又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绝不往东宫”。(《贞观政要》)因大臣进谏,方止。

其次,令太子尊师。贞观六年,诏立“东宫三师”。“三师”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的合称,负责辅导太子。贞观十七年,太宗谓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曰:“三师以德道人者也。若师体卑,太子无所取则。”于是诏令撰太子接三师仪注。太子出殿门迎,先拜三师,三师答拜,每门让三师。三师坐,太子乃坐。与三师书,前名惶恐,后名惶恐再拜。(《贞观政要》)

再次,撰《帝范》为皇室家训。柏杨先生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第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他没有让世人失望。成就了丰功伟业,造就了大唐盛世,给世界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背影。”《帝范》是太宗一生心血的结晶。这部著作“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此前之未有,可见太宗用心之良苦。

父亲教育儿子,这是人性中最真切的部分。太宗之撰《帝范》,不仅道尽天下父母心,同时又是一份“王道”的宣言书,在历史上永放光辉。

附录:“序”大意

我听说天地的大德是生成万物,君主最宝贵的东西是权势和地位。分辨尊卑上下,确立君臣名分,是为了抚育百姓,教化庶民。如果不是聪明睿智、文武具备、受到天命眷顾和保佑的君主,那怎么能有符瑞出现而轻易登上王位呢?所以在唐尧盛世,有神龟从翠妫川中浮出,向唐尧献上《河图》,表彰他的圣德;大禹治水,涉历山川,上天赐他元圭,褒奖他的巍巍之功;周朝兴起时,有赤鸟口衔丹书飞到岐山,向文王宣喻天命,呈现祥瑞,开创周朝八百年的基业;汉高祖刘邦怒斩白蛇而起义兵,奠定了两汉二十四帝的国基。由此观之,自古帝王的基业本由天命,决非人力可以争夺而得。

隋朝末年,炀帝违反天道,昏庸残暴,朝纲不整,天下大乱,四海之内分崩离析。先皇高祖以神武之姿,遇上这改朝换代的风云际会,效法刘邦,在太原起兵平乱,奠定了大唐王室的基业,重修清明政治,登上了君临天下的大位。高祖称帝时,神州大地妖氛未净,群雄割据,哀鸿遍野,天日暗淡,豺狼横行,烽烟四起,天下未宁。我年方十八岁,胸怀救国救民的慷慨大志,一心想平定大乱,救济苍生。每临大战,一定亲自披挂上阵,不避矢石相加,勇猛直前。朝朝夕夕面对敌军的险恶阵势,毫无畏惧。无论敌军声势如何浩大,无论群雄有多少坚甲利兵,我率军进攻,无城不破,无坚不摧。剪除长鲸,澄清四海,扫除余孽,平定八方。大唐王朝繁荣昌盛,我作为高祖之子,受群臣拥戴登上王位,继承了大唐光耀日月的伟业。每日里,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驾朽车,没有一点疏忽懈怠之心。一天比一天谨慎,经常思考在治国安民时,如何能善始善终。

你身为太子,从幼年起,便受到父王和母后的钟爱,言行不合义理,往往背离我的训诫。我非常信任你,把你由藩王册立为太子,赋予你继承王位的重任。但你自幼生长在深宫,不懂君臣礼节,不知百姓生活的艰难。每想到这些,我深感忧虑,经常废寝忘食,心绪不宁。上起三皇五帝,下至北周、隋朝,有经天纬地之才,创业垂统的君主,他们的功业彪炳,有目共睹;历代兴亡,国家治乱,道理显然,无一不载入史册。为了让你更好的继承大唐基业,开创太平盛世,作一代明君,我追溯前代君王的盛绩,博览史书,将他们治国要旨汇聚成册,作为对你的训诫。@*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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