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怎么教太子平天下?(5)

——《帝范》初学 作者:薛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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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9月25日讯】

第五章 求贤第三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滨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毫,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中国历史的开端,是圣王治世,所谓三皇五帝。然圣王治世,非以一己之力治天下,而求群贤之共治。例如,尧帝任命“四岳”为臣,舜帝任用“八元”(高辛氏八个才子)来“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因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传》)。

三皇五帝之后,是为三代,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都是圣主开国。圣主开国中,“贤人”发挥了特别重大的作用。《尚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 。”言股肱具而后成人,良臣众而后成圣。

例如,伊尹之于商朝。伊尹生于空桑,被有莘国庖人收养,耕于莘野,而乐尧舜之道。伊尹只是有莘氏的一个媵臣,商汤却拜其为相。商汤之能伐夏桀救民,多赖伊尹。商朝建立后,商汤在位十三年崩;因商汤的长子太丁早死,按照“兄终弟及”,太丁的弟弟外丙、仲壬先后继任商王,但二人继位不久即亡,伊尹立太丁长子太甲为王。《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历事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辅政五十余年,为商朝兴盛富强立下汗马功劳。伊尹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王师”,死后被沃丁以天子之礼下葬。

又如,吕望(姜子牙)之于周朝。姜子牙半生寒微,隐居于渭水之滨,直钩钓鱼,被西伯侯姬昌(即后文王)拜为太师,尊称“太公望”,成为首席智囊;武王即位后,被尊为“师尚父” ,辅佐武王灭纣。“师尚父”者,武王视吕望为师、为亚父也。

图为明 戴进《渭滨垂钓图》(局部),描绘周文王前去拜访隐居垂钓于渭水之滨的姜子牙。(公有领域)

从伊尹、吕望这两个例子,可见“贤人”之贵,故“尚贤”是中国一大政治传统。《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个故事,讲田子方教训魏文侯的太子子击: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拜见)。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只是)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去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去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道歉)之。

当然,田子方教训太子也是用心良苦。魏文侯礼贤下士,官民归心,列国震慑,可一旦文侯撒手,这局面还能保得住吗?所以不断考察太子的品行,锻炼他的德性。不过,由此也可见人君之对贤人,须敬之,非敢臣之,所谓“虽天子不敢臣其师”。敬到什么程度呢?如师,如父。

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贤人和能臣是有大区别的。这个大区别,可以通过《资治通鉴》中的一个故事来说明。大臣翟璜向魏文侯推荐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例如,与孙子齐名的吴起、治邺的西门豹等等,但却比不上另一位魏成所推荐的三个人,为什么?因为翟璜推荐的五个人“君皆臣之”,而魏成推荐的三个人“君皆师之”。

太宗非常明白这个区别:《帝范》中对贤是“求贤”,对臣是“审官”。

那么,什么是贤人呢?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多有论述。例如,《黄帝内经》说:“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这是从本真、修行的角度讲的。正是因为有这个基础,所以贤人在治国上就有大本领(历史上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等等,都是修道高人)。

这个大本领,《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如是说:所谓贤人,他们的品德不逾越常规,行为符合礼法。他们的言论可以让天下人效法而不会招来灾祸,道德足以感化百姓而不会给自己带来伤害。他虽富有,天下人不会怨恨;他一施恩,天下人都不受贫穷所苦。(“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当然,孔子的“贤人论”,标准很高(孔子三千弟子,也只七十二贤人),影响深远。

贤人是一国之宝。但是,“任贤”也是极不容易的。贞观初年,太宗令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编写了一部匡政巨著《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卷四十六‧申鉴》谈到了任贤的“十难”:

第一,没有知人之明;
第二,知人而不能善举;
第三,举人而不能善用;
第四,用人而有始无终;
第五,因小小的怨隙而抛弃贤人的大德;
第六,因小小的过失而贬斥贤人的大功劳;
第七,因小小的缺点而掩盖了贤人的美善;
第八,因奸邪之人攻击而伤害忠正之士;
第九,因邪道之说而扰乱了法度;
第十,因小人的谗言嫉妒而废弃贤能之士。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求或作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短〔短或作失〕掩大美,八曰以干讦〔或作奸讦〕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

魏徵。(公有领域)

太宗在《帝范》列“求贤”为第三,可谓尚贤之切。太宗施政,又是如何“任贤”的呢?这以魏徵为例(魏徵当然是贤人了)。

其一,魏徵直言进谏,太宗以之为宝。太宗尝谓征曰“卿前后谏二百余事,非至诚何能若是?”又谓朝臣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

其二,魏徵因病辞官,太宗说:“金必锻炼而成器,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岂可去乎?”这段话分量之重,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惊天动地。这样的话,大概只有太宗才能说出来。

其三,魏徵亡,太宗思征不已,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已过。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时人、后人都称赞太宗善于纳谏,但太宗为什么善于纳谏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任贤”,以贤人为良匠、以贤人为镜。

太宗求贤若渴,发自肺腑地说道:“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所以贞观一朝,群贤毕至,君臣同心,天下大治,开创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辉煌的大唐盛世。

附录:“求贤第三”大意

匡辅国家,一定要依靠忠臣良士,国君任用贤才得当,那么天下自然大治。因此,尧任命四岳执政,舜推荐八元宣教,以贤才的辅佐去成就君主无为而治的功业,阐扬治理天下的光明大道。志士居世,贤人立身,没有不隐居遁世、韬光养晦,等待风云际会、一展雄才的时机。他们胸怀奇才大志,希望遇上明君圣主,实现自己的宏伟报负。因此,明君应经常留心寻求俊才,博访英贤,不放过任何一个僻陋之处。不要因为贤才位卑而不用,不要因贤才曾受辱而不尊。

伊尹当年,不过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他智识过人,受到成汤的重用。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是一个地位卑贱的老人,周文王慧眼识人,提拔他佐理军政。管仲曾是囚徒,并射杀过齐桓公,桓公不记旧仇,用他为相。韩信归汉,不为人知,乘夜逃亡,被萧何月下追回,登坛拜将,击破楚军。成汤不因伊尹背负铁锅见他为羞,周文王不因姜子牙曾作过屠夫、钓鱼翁为耻,二人都受到重用。伊尹为成汤出谋划策,开启了商朝的盛业。姜子牙为周军统帅,牧野一战,灭掉了商纣,使周朝天下繁荣昌盛。齐桓公能成就“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业,全靠管仲的谋略。刘邦能战胜项羽,歼灭群雄,一统天下,是依赖韩信的计策。所以,舟船能横渡大海,必须依靠船工划浆之力,鸿鹄能展翅凌云,直上云霄,全靠羽翼的奋飞。帝王之基业深厚,必须依靠贤才的匡辅。

虽然帝王访求贤才很艰难,但贤才一旦为我所用,必抱知遇之恩,成就大业。纵有满载光彩照人珠宝的马车,上有成千上万的黄金,又怎比得上人才济济、贤能为用呢?求贤使能,对君主而言,这是何等的珍贵呀!@*#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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