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怎么教太子平天下?(6)

——《帝范》初学 作者:薛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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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0月02日讯】

第六章 审官第四

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少,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斯二者治乱之源。

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列宿腾天,助阴光之夕照;百川决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犹假物而为大;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慎也!

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吏治的成功。吏治为什么成功呢?首要因素,与其说是太宗纯正、高超的“审官”艺术,不如说是太宗的胸襟、气魄。

太宗待人以诚,善用天下英才

贞观一朝“君臣同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难得的。难得就难得在太宗光明正大、以诚待人、勤政忧民、从善如流。这里讲四点。

其一,“民无信不立”,太宗以诚信为本。这可与隋文帝相比较。隋文帝也重吏治,严劾贪官污吏。自东汉末叶以来,吏治败坏,官吏贪赃枉法、峻削百姓,视为当然,经隋文帝整饬,朝廷惠政才真正施及百姓。不过,隋文帝搞“钓鱼执法”,“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隋书‧高帝纪》)太宗不屑此。《贞观政要‧诚信》记载:有人上书除奸臣,方法是太宗佯装大怒来测试大臣们,若能不畏惧陛下的怒气,诚挚直率地进言进谏的人,就是正直的人,逢迎谄媚顺从陛下意旨的,就是奸佞小人。太宗说,“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光明正大之君,才能有此言!

其二,君臣一体、相互保全。君臣关系相当复杂,妥当处理极要水平。《贞观政要‧政体》记载:太宗读书,每当看到夏桀残杀关龙逢、汉景帝错诛杀晁错时,未尝不抛下书卷叹息;而隋炀帝残暴,死于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有人为他痛惜的,又令太宗警戒。太宗对大臣们说:你们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想想关龙逢、晁错被杀的教训,君臣之间互相保全,岂不很好!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绘二十四功臣,画像比例皆真人大小,且常于前怀旧。这就根本不同于刘邦、朱元璋之杀戮功臣!

太宗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绘《凌烟阁功臣图》所绘之房玄龄。(公有领域)

其三,唯才是举,一视同仁,不论出处。最突出的,很多是出身前隋遗臣或敌对阵营的人,太宗也都坦诚相待。《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袁朗传》记载的隐太子所罗致的人才,如李纲、窦轨、裴矩、郑善果、友贺德仁、魏徵、王珪、徐师謩、欧阳询、任璨、唐临、韦挺、庾抱、唐宪等等,后来几乎都成了贞观名臣。《旧唐书》说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可谓的论。

其四,重视刺史和县令的人选,因为这关系到一方百姓能否安居乐业。这与以往不重视地方官的传统,有很大的区别。《贞观政要‧择官》记载:太宗亲自挑选刺史,县令则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人。太宗担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抚百姓,有时到半夜还睡不着;还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着躺下都可看看,他们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也都记在他们的名下。

正是因为太宗有如此之心性基础和远见卓识,故其知人善任,用人艺术炉火纯青,人才济济,吏治清明。

但是,吏治清明还需要一个制度前提。换句话说,“审官”的“审”,是根据官职、岗位来审,以求做到“人岗匹配”;要想“审官”有效,这就需要职官体系设计得当,而职官体系又牵涉到一朝的基本制度是否合理的问题,在这方面,太宗有卓越贡献。下面略谈两条。

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为有效“审官”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唐制渊源于隋,隋则承北朝余绪兼及南朝梁陈之典章制度,至太宗时斟酌损益,制定完善。其最重要者有四:租庸调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这被称为“唐代辉煌文化的四大柱石”。其中,三省六部制是职官体系设计的基石,科举制是客观选拔人才的制度,于“审官”关系尤大。

先说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设在中央。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秉承皇帝旨意,负责策划国家的大政方针,并起草诏、敕、令等,职在“献纳制册,敷扬宣劳”;门下省负责对中书省策划起草的诏、敕、令等进行审议审核,有“封驳”退回中书省重新起草和对所起草诏、敕、令等加以修改的权力,职在“侍从献替,规驳非宜”。经中书省策划起草和门下省审议审核而成熟的诏、敕、令等,呈皇帝“画敕”认可后,再由门下省钤印,下达给尚书省予以贯彻执行。尚书省是中央行政中枢,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诏、敕、令的具体实施和其它政务的具体执行,职在“统会众务,举持绳目”。

这样,决策和执行相分离,而决策过程中,三省分工、相互制衡、群策群力,最大限度保证了决策的合理性,这是相当高度的制度文明成就,为后朝沿用。

再说科举制。选拔官吏,历来为难,而科举制被称为“史上最公平的选官制”。科举制为隋初创,唐朝予以完善,从下至上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与前朝相比,报考条件与录取标准也更加开放公平。唐朝时的科举,没有财产年龄限制,除少数特定身份之人,如触犯法律者、商优娼及州县小吏不得报考科举,原则上人人皆可“投牒自进”报名参考。唐代科举,科目很多,而以进士科最难,也最为显赫。太宗朝二十三年中录取的进士,共只二百零五人,可见其珍稀。科举制影响巨大、深远,太宗也颇为自得。据《唐摭言》卷一记载,太宗曾“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清 冷枚《养正图册‧唐太宗射箭》局部(公有领域)

“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

人君的责任是设立百官、分封职守、阐明德义、教化万民(“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做好这,就要有“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之心,也就是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代人力资源管理说,什么是垃圾?垃圾就是放错了位置的人才。放对了位置,不就是人才了吗!可以说,人才处处皆有,关键是你能不能发现。

《贞观政要‧择官》记载一则故事:太宗要封德彝荐人,封说还没有发现,太宗说哪个朝代没有人才,难道你要我借才于异代吗?(“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的确,一世有一世之人才,一世之人才足够一世之用,关键是能不能充分、有效的发现、选拔、培育、使用人才。

不过,“知人善用”就连尧帝也感到很难,故太宗说“则哲惟难,良可慎也!”但正因为深知其中甘苦,故太宗“审官”尤有见识:“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而要做到这,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君自身的修为。如果人君如“君体”篇所说的“宽大”、“平正”、“威德”、“慈厚”,可能就是另一番天地了。从这个角度讲,古人所说 “身在公门好修行”,对人君尤其如此。

附录:“审官第四”大意

一个国家设立百官,分封职守,是用来阐明德义,教化万民的。所以圣明的君主任人选官,就好像能工巧匠制作木器一样:直的就用它做车辕,曲的就用它做车轮;长的就用它做栋梁,短的就用它做栱角;无论是曲的、直的、长的、短的,都能派上用场。圣明的君主任用人才,和能工巧匠选用木料是同样的道理:智慧的人就采用他的谋略,愚笨的人就使用他的蛮力,勇敢的人就运用他的威武,胆小的人就利用他的谨慎;无论是聪明、愚笨、勇敢还是胆小的,都会全面考察来任用他。

所以,对于一个良好的工匠来说,没有无用之材;对于一个圣明的君主来说,没有无用的人。对于一个人,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坏事,就忘掉他所做过的好事;也不能因为他有一点小的过错,就抹杀掉他的功绩。应该根据不同的政务,分设不同的职能部门来管理,尽量发挥他们所具有的能力。不过,能装下一头牛的大鼎,就不适合用来煮鸡;狸猫只能捕鼠,就不用它去与猛兽搏斗;只能放三十斤东西的容器,不能让它去容纳长江和汉水;能装一百石粮食的车,如果你只放几斗粟米,那么它就不能装满。这么说来,大的东西不能用小的标准来衡量,轻的不能当成重的用。今天,人与人的智慧各有长短,能力有大有小。有的人兼作很多事务还感觉少,有的人只承担一项事务却觉得很多。对于才能疏浅的人,不能让他担当重任;对于能力不大的人,不能把要求能力大的职务托付给他。如果委任的官员都能够胜任,不用过分操劳就能把国家治理好,那说明设官分职、任用人员是妥当的。用人得当还是失当,这是国家大治或是动乱的根本原因。

治理国家和万民,要依靠忠良之臣共同的德行;宣播仁风,教化良俗,要寄托在明哲贤能的人的身上。众星布列在天空,增加了夜晚月照的光芒;百川流入大海,增添了大海的深广。大海那么深广,月亮那么明朗,仍然需要借助其它的东西来壮大自己。作为国君统治天下,总统三极,循理四时,单以自己的方寸之心,来料理整个天下的事务,如果不去借助众人的力量,怎么能够成功呢?所以必须明辨职位大小,审识贤俊可否,选择材能短长,据此分颁他们的爵位和俸禄。如果用人得当,就会仁风流行,教化得施;如果用人不得当,就会教化不行,有伤人伦。所以说知人善任非常重要,就连尧帝也感觉到知人很难,一定要慎重对待啊!@*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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