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会说话 文革言论禁锢史重要物证

作者: 米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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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0月05日讯】一个遇然的机会,我有幸得到一份三十年前因数篇日记获罪的个人历史档案。以前只是听说或从书中看到,在文革时有人因日记获罪的事情,虽然这些事实毋庸置疑,但我总感觉有些荒唐不可思议。可现在呈显有我面前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档案:有名有姓,有住址,有本人申请复议的报告,有盖着县革委会的大红公章的复议决定,有作为当年获罪“证据”的数篇日记等。

毫无疑问,这份档案是文革时期言论禁锢史的重要物证。目睹这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遭受政治迫害的历史档案,仿佛时光倒流,思绪再次回到那黑暗与罪恶的疯狂年代,一个痛苦与绝望的灵魂重新展现在我的面前。

档案主人,王永江,男,1966年中学毕业回乡劳动,1969年在一所小学任民办教师。在任期间,即1969年6月至10月间,写了数篇对当时现实不满的日记,正是这些所谓“反对文化大革命”日记,使他在“一反三打”运动中,被定为“严重政治性错误”,从而开除团员,开除民师,并遭残酷批斗。

我们不妨看看王永江被定为“有原则错误”的日记中,究竟写了些什么。档案中的“主要案情事实”有如下记载:1969年6月至10月间,王先后写有数篇日记,就其内容,有的是有原则错误的,如:1969年7月2日晚:不知怎的,现在为什么这样贫穷,而且穷不在话下,明天还要忙些政治上的东西,干什么呢?我不明白。共产党的策略,特别是阶级斗争方面的策略,是比较明显的,总想设些圈套让那些坏人往里钻,其实真正的坏人并不往里钻……

1969年7月5日:根据我的看法,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次革命,这个小运动最好的方法是用舆论压倒敌人,而群众是否能发的动,这个不敢肯定……

1969年7月6日:……在革命方面冒了许多次风险,在生活上,我深深体会到,农村广大贫苦大众的艰辛,干到现在不但经济没有收获,而且连一根香烟都吸不起,这是什么人能受得了的啊。我认为像这样在农村接受什么再教育是不行的,必须找一条出路,一条革命路和幸福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当真是错误的吗?我看在现阶段社会中,它的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69年10月8日:近日来,湖冲(地名)似是原样子,涣散,贫穷,落后,黑暗,几乎成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世界,成了于(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立的小小的独立王国……

一个对社会生活有观察、有见解的回乡知识青年,只不过在自己的日记里对时事和现实发了一点议论,说了几句大实话,就被如此“上纲上线”的定罪论错,使一个很有独立思想的青年人的前途就这样被残忍的扼杀。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是多么的恶劣。他们不仅生活困厄,而且连自由说话和发表议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丁抒先生在《风雨如磐的岁月——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中这样写道:“中共建政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王永江,也正是在一打三反中定罪的,且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1978年文革结束两年后,王本人就日记获罪问题向当局申请复议,他在复议报告中写道:因对文革时期现实不满,“联想到自己的前途非常暗淡渺茫,思想斗争激烈,处于极端的悲观和埋怨的状态中,因而写下数篇不健康的日记。就是根据这些日记,‘一反三打’运动中我犯了错误,并受到了处分。”王永江要求组织上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并给予重新定性。

然而,当局并没有完全否定文革时期的对王的错误定论,只是把“严重政治性错误”,改为“思想认识有原则错误,应作深刻检查”。这里的潜台词就是:你写日记流露出对现实不满,也就是对党和政府不满,什么时候有这种思想都是错误的。即使日记里也不容你胡思乱想,必须以党的思想为思想才是正确无误的。

这里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共产党从建政以来的诸多政治运动中,有无数人无辜遭殃,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得到平反纠正和道歉赔偿的呢?最典型的就是50年前的反右运动,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冤案。可是当局并不视反右运动本身是错误的。邓小平的结论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士联名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写公开信,要求彻底平反、正式道歉及经济补偿,而当局始终不理不睬,至今也不给正面答复。与此类似的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局虽然持否定态度,但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不想做认真反思与彻底否定。

事实上,中共向来漠视人权,扼杀思想言论自由,无论是在建政前后,其对思想言论的控制从来就没放松过,即便是号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也莫不如此。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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