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秘书自杀之谜:丢失重要笔记本?

智效民

FacebookPrintFont Size繁体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2日讯】周恩来外交秘书斯大林的追随者杨刚自杀的真正原因为何?有人说,杨刚去世的前一天参加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大会,大会对丁玲“历史问题”的严厉清算刺激了她。也有人说,她在担任周恩来外交秘书时,丢失过一个重要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这才是她自杀的真正原因……

今天写一下斯大林的忠实粉丝、号称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杨刚自杀之谜。

杨刚原名杨缤,其父杨会康是清朝旧臣,民国以后在江西、湖北担任过政务厅长、财政厅长和代理省长等职务。

杨会康比较开明,为了让女儿接受新式教育,便把她送入教会学校。北伐战争中,杨缤因父亲被农民协会逮捕。曾陷入痛苦的深渊。考入燕京大学以后,她因为崇拜斯大林,改名为杨刚,然后“抱着和亲人永别与去死的心境提出了入党要求”。

1929年夏天,杨刚在燕京大学包贵思教授的家庭朗诵会上认识了萧乾。在交往中,她除了向萧宣传革命外,还帮他弄了一张假文凭考上辅仁大学。

后来,杨刚因为参加游行被捕入狱。萧乾则成了斯诺家的座上客。斯诺得知萧乾已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小说,并且与外国人编过介绍中国的刊物后,便希望萧能帮他编一本介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书籍。萧征得斯诺同意,邀请已经出狱的杨刚也来参加。

1939年,萧正在香港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收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信,邀请他去执教。于是他向报社推荐杨刚接替自己的工作。报社总经理胡政之听说杨是共产党员,准备另选他人。萧力陈己见,终于让胡政之接受了他的意见。

《大公报》是饮誉海内外的一份民间大报。其“不党、不私、不偏、不盲”的办报宗旨为世人称道。但是被夏衍戏称为“浩烈之徒”的杨刚,却对此不感兴趣。假如不是地下党的决定,她是不肯俯就的。

很多年以后,爱泼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国际人士成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目标。为了帮助他们撤离香港,杨刚“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包括把我从我的住所和工作地点秘密转移。”

有人撰文说,在转移过程中,杨刚把爱泼斯坦带到自己隐蔽的一家医院,让医生在他“腿上划上一刀,作为被弹片擦伤的病人,方才在医院安顿了下来。”随后,经爱氏夫妇介绍,她还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前往江浙前线采访。采访中,她克服了常人无法想像的困难,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并以《东南行》结集出版。这些文章既为国人激赏,也被外国人称道。一位美国驻华武官认为,这是“他所读到的最好报导”。

一九四三年,杨刚奉命来到战时陪都重庆,以《大公报》编辑兼外交记者的身份,往来于驻华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中间,并结识了年轻的费正清博士。

当时费正清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负责人,为获得更多情报,他开始与“左派人士”交往,杨刚和龚澎就是其中的两位。在费正清眼里,杨刚身材苗条,容貌秀雅。性格刚烈,她虽然“不具龚澎的魅力,也未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但是却喜欢“以更锋利的笔调”、从“更广阔的哲学背景来探索中国的前途问题。”

交往中,他们建立了书信联系。费正清从杨的来信中发现,她不仅是个“非常严肃和虔诚的观察家”,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分析家。他甚至感到,与杨进行“讨论真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得到这么一位朋友是多么幸运。”

与此同时,费正清认为从名字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因为这个“刚”字是表示“钢”的性格,而所谓钢的性格,正是“斯大林的幽灵”!(在俄语中,“钢”读如斯大林。)

这时候,杨刚萌生了去美国留学并考察美国社会的念头。一九四四年三月。在费正清和包贵思等人的帮助下,她收到哈佛大学女子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并获得为期一年的免费。

根据当局规定,凡出国人员必须进中央训练团受训,但杨刚却宁肯不出国也不去受训。后来在胡政之的努力下,由蒋介石特批,她才免于受训去了美国。在那里,她又写下了一批精彩的通讯,并结成另外一个集子——《美国札记》。

第二年,为了采访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萧乾从欧洲战场来到美国,与杨刚在旧金山重逢。想当年,由于走得太急,萧在赴英之前都来不及与杨见面,没想到阔别十年之后,竟会在异国他乡相见。对此,传记作家李辉这样写道:“在旧金山,一走下火车,萧乾就听到一声兴奋的喊叫。多么熟悉的女性声音,一下子把萧乾带进一种仿佛喝醉了酒的境界。”

在这次采访中,萧乾敏锐地发现,尽管联合国的成立和纳粹德国的投降为中国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如果国共两党还要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斗的话,那就很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为此,他在散步中向杨刚倾吐了心中的忧虑。杨刚告诉他,“共产党是不会打内战的,关键是要看国民党愿不愿意实行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在当时,尽管杨刚非常乐观,非常自信,“她的情绪似乎感染了萧乾,但仍不能完全打消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肃性的忧虑,甚至恐惧。”

在后来的接触中,细心的萧乾又发现:在杨刚的眼里,有一丝不太容易觉察的伤感和忧郁;在她的谈吐中,也夹杂着几声轻微的叹息。萧不知道她究竟是内心有什么矛盾,还是在其他方面遇上麻烦。

萧、杨二人的再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八年夏天。当时,刚从美国归来的杨刚准备策动《大公报》起义,而萧乾却被郭沫若指责为“黑色”反动文艺的代表人物。在杨刚的劝说下,一贯以“不带地图”自居的萧乾,终于“按图索骥”地逃到香港,准备参加《大公报》起义。正在这时,英国剑桥大学专门派汉学家何伦教授来找他,请他前去执教。

何伦是捷克人。他列举发生在东欧的大量事实,希望萧乾慎重行事。与此同时,有人给萧乾送来《斯大林传》,让他看看苏联肃反运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也有人帮他分析目前的出路:上策是去英国,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返回大陆。

经过彻夜不眠的思考,特别是想到杨刚在他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萧乾终于选择了“前途危机四伏”的下策:回大陆成为共产党的干部。

新的生活开始后,萧乾虽然还是从事编辑写作工作,并决心以满腔的热情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他却被一种严重的不信任所包围。比如五十年代初,他正准备参加一个代表团赴英国访问,却在临行的前一天被无缘无故取消资格,这与当年《大公报》送他们出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相比之下,杨刚正深得周恩来器重,忙得不可开交:她先后在外交部、总理办公室和中宣部等部门工作,协助周恩来处理朝鲜问题和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1955年,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的对外宣传,周恩来调杨刚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评论工作。

当时,杨已经是年过半百,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为了消除疲劳,她一天要吸四五十支香烟。出乎意料的是,半年以后一场车祸突然发生,给她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经过一段疗养,杨刚恢复工作,主管《人民日报》的文艺副刊,并聘请萧乾担任文艺部顾问。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单纯的萧乾于五月底写了一篇长文寄给《人民日报》。文章寄出以后。萧夫人文洁若放心不下,让他打电话追回,但是该报负责人却说他的文章对党整风有益,不要有什么顾虑。

文章见报后仅仅一周,《人民日报》就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因此,萧乾就几乎成了最后一个自投罗网的“右派”。

在此期间,我不知道杨刚是否了解事情的全部。就是了解,恐怕她也爱莫能助。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我看到就在上述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文艺版上有一首署名金银花的长诗——《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据说它是杨刚的手笔。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此之后不久,杨刚突然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多年来杨刚孑然一身,只有远在苏联留学的女儿是她唯一的亲人,她不可能因为家庭原因而自寻短见,所以有人都把她的自杀,归咎于那次令人生疑的车祸。理由是事故发生之后,她的精神就有点反常。

也有人说,杨刚去世的前一天,曾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大会。因为她早年与丁玲有过交往,而大会对丁玲“历史问题”的严厉清算又刺激了她,再加上她在30年代初因为与党小组长意见不合,曾经赌气脱党,才使她作出如此选择。

还有人说,她在担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时候,丢失过一个重要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这才是她自杀的真正原因……

除此而外,她本人对自杀的看法也许更有助于后人探明事情的真相。抗日战争时期,杨刚在写给费正清的一封信中说:“我想,中国人在生活上坚持不懈的信念可以阐明某种道理。……我们极少有人自杀”。

1950年,她得知自己的老师马蒂逊教授在波士顿自杀后,又写下这样的话:“通常我们容易把自杀归咎于自杀者的软弱。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对的。尤其是当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作生死斗争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进步力量的个人或由于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斗争激烈、胜负不分、形势混乱而产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见前途的情况,便决心以一死来解决一切。这种事情总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但是单纯地从个人的因素来解释那一个人不愿意活下去的原因,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尤其是马蒂逊,本质上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优良继承者。他死,是因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他未能取得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而又失去了他旧日的精神依据。”

这两处文字足以证明,杨刚既不可能成为她所谓“极少”数中的一个,也不至于“软弱无力”到“以一死来解决一切”。倘若这一判断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杨刚之死,就只能套用她对马蒂逊的分析来解释了:她的死,是因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她既没有洞悉“阶级斗争”的真实目的,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杨刚去世的时候,萧乾已被打成右派,正在听候发落。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杨刚的名字加了黑框框时、真想用自己的“戴罪之身”来换取她的新生。这时,他难免会想起两个月前与杨刚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杨在谈话中时有叹息,脸上还露出悲戚的神情……

上世纪70年代末,杨刚的独生女儿郑光迪与萧乾取得联系。她说,七七事变后,母亲要离开北平,曾把她寄养在包贵思家里。这使萧乾想起了多年来潜藏在心中的一个哑谜:“共产党员杨刚怎么会与笃信宗教的包贵思那么亲近?”

不久,萧乾重访美国,曾为解开这个哑谜作了努力。在美国,萧不仅找到了杨刚写给包教授的部分书信和杨的英文自传,还发现包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萧乾说,尽管这部小说从文学的角度来讲难以卒读,但是他却发现,在包贵思心目中,杨刚究竟是怎样一种形象。

小说中,作者以自己和杨刚为原型,塑造了女传教士简和女革命家柳两个形象。柳出身于官僚家庭,她虽然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却因为生来就是一个叛逆者和探索者而皈依了革命。在简看来,柳虽然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为之献身的“主义”,但是却陷入一个严重的误区:她把“主义”所标榜的政治制度当成一种宗教的教义。这让我想到费正清对龚澎和杨刚的评价:“他们向其同胞传播自己的信仰时,已具备了赢得信徒的条件。”

小说中的一些细节与现实也很接近。为参加革命,柳曾经把刚出生的女儿寄养在简的家里。简表示:只要孩子在我身边,我就要用我的爱和智慧来对待她;但是柳却强调说:“孩子的前途要掌握在我的手里。”简认为柳的想法不可思议,便对她说:“在这一点上,咱们的见解又不一致了。孩子的前途既不掌握在我手里也不掌握在你手里。”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倘若柳的父亲也像柳一样,为了掌握她的命运,就不能容忍她所做的一切,那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想到这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杨会康先生的“开明”。

萧乾还看到,简在一封信中对柳作了如下介绍:“她是我多年前的一个学生,和我十分亲密。……我们长谈过。我就好像暴风雨中的一株孤树。我倾听她对我们时代种种罪愆的愤怒谴责,我无可反驳。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志们变得冷酷无情。我感到她这个充满活力的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中。她没有一点悠闲心情,永远也达不到恬静的境地。”

有意思的是,北平易手以后,杨刚曾经带着女儿拜访过包贵思教授。当时,杨已经是新政权的高级干部,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是她的衣着用度却极其俭朴。包贵思看不下去,想送她一条皮褥子,她说不要;给她冲杯速成可可,不仅被拒绝,还遭到她的讥讽:“我是中国人,我只喝白开水。”这使包教授非常生气。她觉得,“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不至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得这么彻底呀!”

大约在2000年前后,郑光迪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时因为接受贿赂,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杨刚地下有知,对女儿的这个下场又会作何感想呢?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梅)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