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之色变 张春桥在上海笼络“特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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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6日讯】“文革”期间,张春桥曾在上海收罗和驱使反革命别动队——“游雪涛小组”。这个当时在上海鼎鼎有名、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组织,专事跟踪、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审讯和搜集情报等活动,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3月,共搜集、编造中共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绘制了“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提供了100多万字的情报,诬陷和迫害干部达800多人,许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更有多人被迫害致死。

两个小丑“一拍即合”

游雪涛,江苏无锡人,原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文革”开始后,他在《青年报》社内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名叫“扫雷纵队”,总部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由此,开始了一种专业的情报特务生涯。“扫雷纵队”宣称它的主要任务是扫除埋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脚下的“地雷”。

开始,游雪涛的“扫雷纵队”并未引起张春桥的注意。但仅隔了一周,他们通过向张春桥密告一些人策动“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而一下子受到张春桥的赏识。

1967年1月15日,上海街头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游雪涛马上召集“扫雷纵队”成员布置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要摸清来源。”他派人钻到各个造反组织中,收集各方面的情报,于1月27日报告了张春桥。1967年1月30日,游雪涛又向张春桥发出第二份情报,密告复旦大学、上海市电影局及团市委内一些人的“炮打”活动。而后,游雪涛等又通过徐景贤之手,陆续送出几份情报给张春桥。

实际上,张春桥在看到游雪涛送来的第一份《扫雷简报》后,便记住了这个人,他认为游雪涛的做法对实现他在上海全面站稳脚跟、进而影响全国的美梦确有帮助。随后,张春桥即派人秘密调查了游雪涛等人的情况,知道他们大多出身平民、无复杂背景且又是造反派后,便决定使用游雪涛了。

1967年3月,张春桥对徐景贤说:“应当肯定他们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像上海音乐学院‘红革会’和外地学生的一些‘炮打’,我还是从《扫雷简报》上看到的。”3月29日,张春桥又通过徐景贤传话给游雪涛:“前一段时间,你们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做得很好,对领导起了一定的作用。”1967年5月,张春桥又一次表示对“扫雷纵队”工作的赏识,说:“游雪涛还是不错的,做了不少事情,从一月革命以前到现在,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他还“称赞”游雪涛是“我们的福尔摩斯”。

受到张春桥的默许赞扬,游雪涛受宠若惊,便决定要放手大干。从此,“扫雷纵队”成了张春桥所直接指挥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

老奸巨猾的张春桥非常清楚“扫雷纵队”干的是特务勾当,一旦暴露,对他极为不利。于是,在1967年3月29日,他通过徐景贤传话给游雪涛,“你们有点像情报系统组织,做的实际上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家攻起来,这是不得了的事,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大了。”

他要游雪涛改头换面,取消“扫雷纵队”的名称,并又诡秘地说:“今后没有一个组织了,有些情况还可以反映,同样可以起耳目作用,但那已经不是作为一个组织在活动,人家要抓岔子也抓不到什么。”

游雪涛根据张春桥的旨意,1967年4月,宣布撤销“扫雷纵队”。4月20日,张春桥指示徐景贤,把游雪涛安排到“市革会”群运组当副组长,以合法的身份掩护特务活动。

1967年8月,根据张春桥的旨意,游雪涛以原“扫雷纵队”为班底,在上海市永福路244号成立了“游雪涛小组”。游雪涛严格挑选人马,逐步发展他的组织。该小组人最多时达35人。

游雪涛小组名义上属“市革会”办公室,但是它直接听命于张春桥。

罪恶累累的“游雪涛小组”

1967年下半年,张春桥指使“游雪涛小组”了解华东局机关的运动情况。游雪涛马上派小组成员3人通过各种关系,混进华东局机关。经过一番折腾,游雪涛摸到了“重要情报”:华东局农办主任刘瑞龙知道不少关于张春桥的历史情况!

“必须封住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发出指令。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游雪涛小组四处活动。11月2日,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了《关于刘瑞龙初步审查情况汇报》。

张春桥在这份材料上亲自“批示”:“刘瑞龙是个大坏蛋,华东局机关造反派不应把这个人放在那里不管。要认真地组织力量批倒批臭,并把问题搞清楚。”之后,刘瑞龙遭到无数次的残酷毒打和批斗。

游雪涛一伙人还炮制了一张《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由游雪涛亲笔写信并附图,直送张春桥。这张图上挂中央,下联市委,诬蔑华东局主要领导和局、处级105名干部,并逐个扣上“叛徒”、“走资派”、“托匪”、“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为“四人帮”阴谋打倒大批领导干部提供“炮弹”。

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张春桥恨透了拍桌子大骂他的叶剑英。

1968年3月底,游雪涛闻风而动,向张春桥密报:钢琴家刘诗昆之父刘啸东在上海。当时,刘家是叶剑英的亲家。显然,从刘啸东身上可以找到诬蔑、攻击叶剑英的材料。

经过一番侦查,一份关于刘啸东的材料送到了张春桥的手中。张春桥看后,指示:“拘留刘啸东。”4月3日,刘啸东即被拘留,由游雪涛亲自审讯,妄图拼凑诬陷叶剑英的材料,结果未能得逞。不久,叶剑英陪外宾到上海,竟成了游雪涛小组窃听、监视、跟踪的目标。那几天,简报不断地送到张春桥的手中。

仅仅一年多时间里,“游雪涛小组”在张春桥的指挥下,其触角伸向各个方面,疯狂地施展盯梢跟踪、美人计、打入挖出、绑架抄家、秘密拘捕、刑讯逼供等法西斯手段,收集情报,诬陷和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制造了一大批冤案。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制造的冤案有26件,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达816人,其中183人遭到残酷迫害,有5人被迫害致死,不少人致伤致残。

历史的惩罚

游雪涛有张春桥的支持,胆子越搞越大,胃口也越来越旺,结果,他将手伸进了军队,对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空四军也搞起了特务活动。

只是,游雪涛这次遇了个强手对头——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王维国依仗他与林彪系统的密切关系,不仅不买游雪涛的账,而且,他还对游雪涛来了个反特工反侦察活动,也搜集了不少游雪涛搞特工的情况,准备报送中央军委,这让张春桥惊吓了一阵。

另外,“游雪涛小组”的成员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但是这些人在原单位很少露面,行动鬼鬼祟祟,到处刺探各种情报。日子久了,难免引起这些单位的怀疑。这些情况陆续传到张春桥等人的耳朵里,他们感到游雪涛等人锋芒毕露,已露出了破绽。

更要命的是,“游雪涛小组”秉承张春桥旨意,经常收集王洪文及其小兄弟的情报,向张春桥打小报告。王洪文知道后大为不满。一次,王洪文向张春桥表示了这种不满,并请张春桥考虑“游雪涛小组”尽快收摊。同时,徐景贤也觉得游雪涛等人再继续如此猖狂活动下去,于张春桥及其党羽不利,也有意促使张春桥撤销这一小组。

因此,张春桥虽然对游雪涛等人死心塌地为其“效忠”有“特殊的感情”,但也不得不在1968年9月下令撤销“游雪涛小组”,全部人员撤出永福路244号。

“游雪涛小组”奉命“停止”活动后,游雪涛心里愤愤不平,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感觉。两个月后,游雪涛向张春桥写了一封长信,送去一份《一年工作总结》,向张春桥摇尾乞怜,邀功请赏:“过去的一年,是我‘最幸福的一年’,时刻都感受得到领导的温暖。”

张春桥看后,大笔一挥:“已阅,谢谢同志们。”随后他设法把游雪涛塞进“市革会”专案办公室担任领导成员。不久,张春桥又一次接见游雪涛,表示慰问,并问:“你那些同志现在还经常来往吧?你觉得最近的运动怎么样?社会上有些什么动向?”要游雪涛继续刺探、搜集情报。因此,游雪涛等人在小组撤销后,在张春桥的支持、怂恿之下,依旧进行各种特务活动,直至1972年被隔离审查为止。

1972年1月21日,由徐景贤、王洪文两人出面,以“隔离审查”的名义,将游雪涛、夏云开等5人庇护起来,演出了一场假审查、真包庇的丑剧。当时,张春桥对于“审查”游雪涛有一个奇妙批示:对游雪涛“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最后的一句“大家主动”,十分耐人寻味。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1977年4月29日,游雪涛等人被宣布正式逮捕,对“游雪涛小组”的反革命特务活动和罪行展开了全面清查、审理工作。游雪涛及其同伙终于站到了被告席上,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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