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人物在清朝民国过得很好 最后被中共整死了

作者:朱今天

FacebookPrintFont Size繁体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25日讯】我姥爷,普通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来北京我见过一次。那时候我小,印象中他就是个小眼睛小个子的瘦老头,一口东北话,长的就像张作霖。

我问过我妈,我姥爷到底是什么问题就定成历史反革命了?我妈说就是伪宪兵。

一个宪兵算个什么事啊?那满洲国的时候我姥爷具体干什么?

我妈说:他在特高科。

这个……,还真得算汉奸。

姥爷这辈子没做什么大官,不过什么大风大浪都赶上了:反奉兵变、皇姑屯被炸、9・18事变以及后来的满洲国、国军、共军,直至被置于死地。

01

我姥爷大约1902年出生,是沈阳郊区人,家里有点地,就是普通农民,由他爹管着。姥爷觉得一辈子种地没出息,22岁那年考进了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号称中国四大军校之一,是张作霖为培养东北军专业军官设立的学校。

“进讲武堂”是我妈说的,那能瞎编吗?

不过,在讲武堂各期同学录里都没查到姥爷的名字。他在部队的名字叫王福(王相臣)。

根据后来姥爷的就职轨迹,我判断我姥爷走的是另一条偏路:宪兵。他大概在1923年~1924年考进了东北宪兵教练处的“士兵补充班”,该班是选调陆军各部队优秀上等兵、一等兵和招考高小毕业生。

宪兵,是军队里的警察,是执法部门,所以对文化素质有一定要求。

东北宪兵教练处就是培养宪兵的学校,地点在沈阳大东关二道沟江浙会馆胡同,后来归了讲武堂。

姥爷在宪兵班学期8~10个月,毕业以后为郭松龄部下,正值军阀混战的第二次直奉战争,驻守天津。此时张作霖的奉军风头正劲,编成六个方面军,数十万军队,控制了北京政府,势力还扩展到安徽、江苏。

1925年底,郭松龄发起反奉兵变。郭松龄只是个军长,但是借张学良的名号实际控制着第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七万多人的指挥权,是奉军中最能打仗的主力,许多军官在讲武堂都是郭松龄的学生,包括张学良。

姥爷是宪兵下级军官,以执法为责,不冲锋陷阵,但一切听命于郭司令。郭司令说不打内战了,回东北搞建设,把老军阀张作霖赶下台,扶张学良开创新时代。

兵变很突然,兵变很匆忙,从河北滦州一路打到新民县巨流河边,距奉天已不过60里地。一般认为张作霖大势已去,他已经把家藏细软和家眷用卡车送到日本人控制区保命,并请求日本关东军出手威吓叛军。

姥爷跟我妈说的兵变过程就是一个“冷”字,12月大雪天,没有棉衣就往山海关外打,打得还特别不好意思。那时候也没什么政治观念,就是吃粮当兵,现在你吃着老张家,又翻手打老张家,这说不过去呀。

整个反奉叛军普遍存在这么个心理,越打士气越低落。到了巨流河边,对面张学良一喊话,大家都知道了,人家儿子没想替代老子,郭司令莫非是自己当老子吧?军心就散了。

郭松龄也觉得再无胜算,只好带上一连卫士悄然逃遁,后来很快被捉住,就地枪决,再拉到奉天暴尸三天示众。同时殉难的还有他夫人韩淑秀。被处决时,韩夫人要求先死,被两枪毙命,郭将军则要求“在我死前,不要扒我的衣服,行刑时要往头上打”,很显英雄气概。

又同时被追兵的流弹炸死的有一位郭松龄幕僚,叫林长民。他女儿更有名,叫林徽因。

张作霖虽说是个土匪出身,对兵变部队处理得挺有风度,对中下级军官均照常任职,不予追究。可我姥爷脸皮薄,回奉天老家种地去了。

02

转年是1926年,姥爷在家没待几个月,原来的营长到家里动员,说东北军又开进北京了,控制了北洋政府,还打算统一全国,现在准备在北京建立讲武堂分校,招兵买马,姥爷就上了北京宪兵军官研究班,归在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军官研究班是调训宪兵部队在职校尉级军官,那时候就相当于上研究生啦。“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今夜重又走入风雨。”从头再来。

我妈说在北京那两年是上警察学校,实则,宪兵就是军队里的警察。大概是1927年,我妈让爷爷奶奶带着还从奉天来北京看望我姥爷。我妈说在先农坛,应该是记错了,是旃檀寺(读:zhān tán),张学良的司令部,在北海五龙亭西边,现在是国防部。那时候我妈才七八岁。

一般提及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指的是第七期,含步、骑、炮、工、辎五科,校址在黄寺。其他一些研究班少有提到。我在网上发现有拍卖的一个当时宪兵研究班的墨盒,佐证其与姥爷在京复入宪兵学校的存在。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从学校里要选拔20人的仪仗队,其中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沈阳人,再是要24岁以下的,我姥爷被选中的时候嘴里嘟囔:“我26了”,被上司踹了一脚:“说你24就是24!”

张大帅后来和这伙仪仗队有合影,都是头戴鸡毛,腰挎战刀,不过照片在文革的时候让我弟弟给烧了,那是罪证,保命要紧。

姥爷学满毕业后做为宪兵继续在北京保卫中南海。他跟我妈说过:守着故宫的时候真想在龙椅上坐一坐。

03

张作霖大元帅在北京的威风日子没多久,南方蒋介石的革命军就横扫过来,第二年的1928年6月3日,张作霖撤出北京回沈阳老巢,行至皇姑屯被炸,我妈说姥爷也在火车上,前边出事,卫队纷纷跳车卧倒,但不知究竟,后来通知说:“没事了”,才集结返回沈阳。

有劣质网路小说称:第四军一整个战车营死守皇姑屯,顶着鬼子小2000人的兵力进攻。拚死觅活的杀开一条血路,500多人的宪兵打到最后就剩下300人。讲武堂的学生兵伤亡也超过三成!扯得真邪乎。

张作霖死了,张少帅继位,那年代,老百姓认为顺理成章。姥爷跟了张学良,在宪兵司令部公干,因为字写得好,就管军需账目。查当时编制,根据姥爷的年龄资历,职务当在总务课任上尉课员或少校课员。

做军需应该是个肥差,负责整个东三省宪兵部队的后勤需求,所以在沈阳的家里也不愁吃喝,部队里有什么家里就有什么。部队来白面了,姥爷就顺便往家里搬两袋,部队订购榨菜来了一火车皮,先往自家卸下两坛,当然各级首长家是要挨家挨户送的。

1931年,“9・18”前几天,姥爷开始奉命把文件机要装铁箱掩埋,这说明东北军对“事变”是有预感的,不反抗也是张学良司令的指示。

我问我妈,为什么不抵抗?答:“打不过人家”,这就是当时简单的道理。或者说,张学良将军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宁可舍弃大东北,拥兵自重,当他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花天酒地,日子过得挺舒坦。

04

“9・18”之后,张学良把宪兵队撤到北京。我姥爷没跟去,他没那么高志向,还是躲回家想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9・18事变的第二年,满洲国成立了。

一个大男人在家待着没饭吃不行啊,有个“邻居”,是满洲国沈阳警察厅厅长,把姥爷塞进了特高科。入职前身份谎称是小学教员,不敢说是奉军军官。这位帮忙的厅长很难说不知道我姥爷的底细,或是旧知,装作不知,但真的我姥爷有文化,搞个文化工作不脏不累倒也适合。

特高科,什么的干活?特别高级警察,特务啊!

“特高科”这仨字是跟我妈核实的,肯定应该是从姥爷的嘴里得来的。

但是,可能有误解。特高课是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内的一个科室,基本是日本军人,少有中国人。

满洲国宪兵队内警务课设特高系,只有到了1943年下半年,因为扩大业务,特高系改称“特高课”,但满洲国宪兵队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军队。

我姥爷所在部门正规称呼应该是奉天市警察厅特务科,与《悬崖》中的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同级别同职能。很残忍!

我问我妈:我姥爷都干了什么坏事?我妈说就是成天钻书店,查看有没有抗日反满书籍。查了两年也没什么成绩,倒是进戏园子不要钱,没少看戏。反正我姥爷不求上进,如实,倒是好事。

有一年从齐齐哈尔来了个舅舅,跟我妈念叨我姥爷,我大概听了一耳朵,就是说警察厅里抓人、审人、上刑,太瘆人,我姥爷觉得在这种地方上班不是个事,就辞职不干了。

根据国民政府1945年11月23日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案例》的规定:“对于下列人员,视为汉奸,应厉行检举:……

(二)曾任伪组织特务工作者。”

幸亏,辞职不干了。也没人检举。

05

大概在1943年,我妈家、我姥爷家、我二大爷家,各出三十根金条,在黑龙江讷河共同买了一块地,还有院子,大牲口,农具,雇沈阳老家的村民去耕种。地契写的是我妈的名字,实际在讷河经营土地的是我姥爷、姥姥。当时兵荒马乱,战事不停,种地就有粮食吃,生活有保障,饿不死,这在当时合理合法,无可厚非。姥爷万没想到,脱离了伪职总算改邪归正了吧?可是现在买了个地主成分,在共产党眼里就是十恶不赦!

1945年,苏联红军扫平日本关东军,把黑龙江的大片农村交给了关里来的共军。共军立即展开土改扩军运动。

姥爷肯定听说了土改是怎么回事,自己的底又潮,只身裹了件皮袄,连夜从讷河逃亡沈阳,白天睡田埂沟渠,夜间赶路。家里的土地房子留给姥姥一个人看管,心想能把个老娘们咋地?

买了两年的地肯定是要没收了,可是浮财呢?必须打,吐出一些再接着打,这属于阶级仇恨,属于为民伸张,就把姥姥打死了。

06

抗战胜利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沈阳期间,姥爷一直在沈阳城里住,没受什么影响。国府对于满洲的伪职分子,更多的是以其无奈生存做为理解,基本政策是放弃追究汉奸叛国的罪名,所以某国府官员说“中央说东北没有汉奸”。事实上,只处理了一些地位高或有油水的大汉奸。

解放了,政府给姥爷安排了工作,城里人都得有工作,有工资。经过镇反,三反五反各种政治运动,反正姥爷就是个死老虎,历史反革命份子,又没有罪行材料,所以能过普通老百姓日子,没人整他,每月还能收十来块钱的房租,要说过的日子蛮不错,党的光辉挺温暖。

姥爷有个儿子,就是我舅舅,参加了抗美援朝,成了为党立功的人,姥爷儿子的儿子、闺女也是解放军的兵。

1958年大跃进了,姥爷因为历史问题被开除厂籍,工资就没了,才去的哈尔滨阿城市,找儿子,又跟着儿子从阿城到的西安。

1960年4月左右接到沈阳政府通知,责令姥爷回沈阳郊区农村老家接受改造。按四类分子接受管制、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

阶级斗争的琴弦绷的越来越紧。

文革时期,村里人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又是乡里乡亲的,也就是让他在村里扫扫街,1973年病重,医院说不给反革命看病,就死了。

姥爷这一生,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1984年,对全国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完成全面评审摘帽。

姥爷早死了,没赶上。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梅)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