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怎么教太子平天下?(14)

——《帝范》初学 作者:薛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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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25日讯】

第十四章 崇文第十二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斯二者,递为国用。

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笔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崇高,所谓“经纬天地曰文”(《左传》)。经纬天地,本指以天地为法度,后谓经营天下、治理国政;这本是文武都包括在内的,但历史上文武分途后,文治武功并称,“文”的涵义就缩小了,最后狭义的“文”仅指文教。《贞观政要》全文十卷,其第七卷分“崇儒学”、“文史”、“礼乐”三部分,大体涵盖了“文”的主要内容。

太宗“崇文”,第一好学。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太宗深以为然,说“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好学既是太宗本性,也是治国所需。“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贞观政要·崇儒学》)再有,人才选拔,太宗也明确“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后世亦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说)。好学,既成就了人君,又成就了国家。

第二,复兴儒学。这在历史上的意义就是再度完成文化上的统一。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儒学大兴;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乱世,儒学衰败。太宗复兴儒学,影响深远。主要做法有二。

其一,尊孔子(“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并择历代贤人配享),兴国学,“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崇儒学》)

其二,考定“五经”,编修《五经正义》统一了南北经学之说,成为后世明经取士的蓝本。儒家经学作为“经世之学”再次复兴。“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人)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崇儒学》)

第三,编修前朝史书。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或其主体)成书于贞观年间,其中《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晋书》为官修史,《北史》、《南史》为太宗至高宗年间的史学家李延寿所着的私修史,为官史的总结与补充,都被尊为正史,构建了中华民族历史认同的基础。

修史要求很高,过程极其繁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并非易事。所谓“盛世修史”,是有多种意味的。太宗专门为此作出安排。《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唐高祖)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也就是说,史馆从此成为了一个独立机构,由宰相监督,专门的史官负责修撰,国家负担了修史所需的人力物力,也承担了史书质量的风评。有论者称,贞观史馆制度直接影响了我国史家主流从私修史向官修史的转变,以后各朝史馆制度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和改进,有唐一代乃至后世读书人皆以编修国史为最高追求之一。

太宗复兴儒学,尊孔子,兴国学,影响深远。图为《孔子圣迹图》之《杏坛礼乐》。(公有领域)

第四,重整礼乐。中华文明自黄帝始,就以礼乐治国。六代乐舞(黄帝《云门大卷》、唐尧《大咸》、虞舜《韶》、夏禹《大夏》、商汤《大濩》、周武王《大武》)人神共钦。春秋后,礼崩乐坏,汉朝重建;南北分裂、衰败几百年后,太宗又重整礼乐,中华文明走入巅峰时期。

根据《贞观政要‧礼乐》记载,太宗诏令改革礼制,自身躬行不辍,为天下之表率。其一,修订《氏族志》,重振之前几百年低落的皇权,扶植庶族地主,压制旧士族势力,再配以科举制,为新生的唐王朝提供了澎湃的社会动力。

其二,顺应人情,修改礼仪。例如,“依《礼》,二名义不偏讳······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又如,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再如,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记》上规定有妇人拜见舅舅、姑母的礼仪。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只是自己的荣耀,其实是在成全大唐礼仪之邦的美名啊。”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听说此事后非常赞成。此后,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

太宗以上的“崇文”举措,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太宗“文治”的成就之一。太宗“文治”、“武功”都极其杰出,深知两者兼用之妙,教诲太子“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而《帝范》十二篇以“崇文”压轴,盖对“文”多有寄托也。

太宗谥号“文皇帝”。《谥法解》曰:“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太宗之谥“文”,切也哉!

附录:“崇文第十二”大意

大功告成,国家安定之后,就应该制礼作乐,致力于教化万民。制礼作乐的大事,应该以儒生学者为中心才能做好。宏广风化,导引习俗,没有比用文术更好的了;宣扬教化,训诲民众,没有比学校教育更好的了。原因在于依靠文术,可以弘扬道德;凭借学习,能够光显身名。不靠近深溪,就不会知道地有多厚;不认真学习,就不能明白智慧的根本。出产在吴地的竹竿虽然质量优良,可作良箭。但如果不放在弓弦上,就没法显出它的功用。尽管天资聪慧,善辨有识,但不学习也终究成不了大器。因此设立了明堂,作为尊贤之所,建立了学校,作为学习之地。做君主的,必须博览群书才能积累学问,深入探讨六艺的精髓,才能增长见识。端拱无为,就可以鉴古知今,安然地把国家治理好。要想扬英贤的名声,传嘉美之德行,从而使自己能不朽于世,不靠学习怎么能行呢?这就是礼乐儒术的价值。因此,这两者交互使用,不偏不废,才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所在。

无论兵祸怎么惨烈,但最后决定成败的仍是文术;无论灾乱怎样弥漫天地,兴盛和衰亡也只取决于战争。每当战事降临之时,人们就会追求坚戟利盾的武力,从而轻视了学校教育。等到海晏河清,兵尘不起,天下平定之后,君王必须放弃武功而专修文治,用高尚的道德去感化百姓,用丰厚的物质去养育黎民。每当这样的时候,人们就会丢开兵器而钻研诗书。由此可知,文武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究竟是尚文还是尚武,必须结合时事恰当运用。武士和学者,两者同样重要,丝毫不可偏废。@*#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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