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2月28日讯】方近二十年前，中共官开始在全社会实施的“网格化”管理，形成异常严密的维稳系统。这套维稳系统的建立，背后是如何运作的了？
中共“网格化”被指假防疫真维稳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城镇街道新花园社区，近日开始打着“防疫情、保冬奥”的旗号，安排网格员入户走访摸底。
来自《张家口日报》的这篇报导称，下花园区将“社区、小区、楼栋、单元”划分为四级网格，实行层级管理，由社区书记担任一级网格长，共选配二级网格员132名、三级网格员531名、四级网格员1421名。推行农村“1+N”网格服务管理，将46个行政村划分为249个网格，由各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网格长，从村里再选配249人担任网格员。
网格员负责查出租房屋及报告所谓特殊人群等，实现“网格全要素、管理无缝隙”，为疫情防控、森林防火、信访维稳、冬奥会筹办等工作搞所谓“保驾护航”。
前述报导提到网格员的多项任务，其中包括疫情防控。
自从中共病毒（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当局使用严厉的防疫“清零”政策，一旦出现确诊病例即全面封控，封小区、封户，禁止出门。而“网格化”管理模式也成为中共宣传“抗疫成绩”和“制度优势”的内容之一。相关信息常见诸网路，如北京8.5万兼职网格员实施“敲门行动”，湖北17万名网格员入户排查，江苏30万名网格员“沉入社区”。
大纪元获得的一份江苏省徐州政法委在2020年2月27日的文件，提到“全面发动全市各级网格中心、2.6万名网格长和网格员”投入疫情防控。文件声称网格员“为群众提供体温测量、生活必需品代买、心理辅导和情绪疏导等服务，保障网格内居民生活需求”。
对中共维稳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中国问题专家、时政观察人士唐敖，今年12月26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大力宣传网格员为民众排忧解难，或冲锋在抗疫一线。这些只是网格员的表面工作，网格员最主要的工作，是监控和维稳，至于搜集、监控疫情信息，则只是网格化管理“重点信息全掌握”的附带效果。
大纪元获得来自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委政法委的汇报文件，则借防疫的名义，强调了网格化管理的监控功能：将全县55个小区的1360路自建监控探头全部收编、接入了县“雪亮工程”指挥平台；并利用全县1100名网格员和雪亮工程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全天候视频巡查，创新了“视频监控+网格员”模式。所谓“雪亮工程”，是中共打造的覆盖县市乡镇区域的视频监控系统。
唐敖认为，中国民众被困家中也是被中共强制的。无论是查体温、统计社区疫情、还是团购食物，中国民众本来都可以自行完成，是中共剥夺了中国人这些公共事务权利，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权，然后再安排网格员在搜集信息、监控民众的同时，顺便提供这些本来完全不必要的“社会服务”。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今年12月2日在党媒发文，自曝网格化的工作目标是维护政治安全。郭声称，要深化“网格化”管理，“掌握维护政治安全主动权”。
中共“网格化”起源于江泽民制造的人权灾难
网格（grid），在地理学、生物学和信息科学中都有广泛应用，但被应用于社会管治上，在现代社会当属中共首创。
百度上介绍：网格化管理中共所谓的行政管理改革，藉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形式。
这套系统的重要功能是中共的综治信访维稳，及时掌握所谓不稳定因素，“对事关全局的重点人群和重大紧急事件进行预防控制和监督管理”。
维稳，全称即维护国家局势和社会的整体稳定，是中共为维持政权稳定，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管控的行动。始于江泽民掌权的1990年代。
据《中国改革信息库》网站，1998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旅美学者、作家吴祚来对大纪元说，中共主要的敌人是人民。
中共搞“网格化”管理的最初的源头，则可追溯到2001年。
中共在2001年9月专门出台《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要求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文件中要求对民众的监控措施“进村入户，落实到人”。这份文件特别提到针对法轮功。
法轮功是一门以“真、善、忍”为生活原则的佛家修炼大法，外加五套炼功动作，可快速提升人的身心健康。但于1999年7月被遭到中共政府镇压，2001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而平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搞所谓的网格化，其实质是为了更加严格地监控百姓的一举一动。特别是中共在1999年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制造了无数悲惨人权案例，包括活摘器官，执政者们非常恐惧，也害怕民众和国际社会了解他们的各种丑恶行径，从而引起强烈反弹。
他说：“中共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流氓政权。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监控手段，纸包不住火，中共的罪行不断地被揭露和公开化，他们逃脱不了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厄运。”
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率先实行城市管理网格化。网格化管理初期由原建设部推动，随后在上海、长春等数十个城市试点。之后，中共各地政府都成立了相关机构，组建规模庞大的网格员队伍来执行中共的社会综合治理。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将网格化与社会综合治理相结合、升级为中共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向全国推广。
目前全国各地都设有网格化工作机构，如上海市黄浦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武汉市武昌区社会管理网格化服务中心。
大陆媒体曾报导河南许昌魏都区的网格化案例：该区把全区划分为408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网格长、网格管理员、民情信息员、网格警员、网格监督员，网格长配有掌上网格手机，随时向上级信息化平台上传搜集、发现的问题。社会有信息员、网格监督员，及时报告“问题”。
大纪元获得黑龙江省政府2015年上报中共中央综治办的内部报表，报导显示，当年黑龙江全省划分了42,640个网格，配备了51,295名网格员，其中22,707人是专职网格员，另外28,588人是由社区、村两委成员、村居民小组长等兼任的网格员。
北京的“朝阳群众”也属于这类组织，官方定义这类组织，是所谓“群防群治”力量。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形容“朝阳群众”是“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组织。
据大陆官媒《法治日报》今年11月1日报导，“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
法轮功学员仍是“网格化”主要受害群体之一
相关报导显示，中共大力搞运动式网格化，实际上最主要是针对社会管理领域，主要用于监控和镇压民众。
明慧网2012年8月的一篇报导曾揭露，长春市南关区成立社会服务管理局，试点网格化管理。每个网格员配一台GPS定位手机，手机和控制中心电脑联网。网格员的任务之一就是监控法轮功学员，包括将网格内“未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信息上传到控制中心。所谓“转化”，是指中共使用暴力等手段，强制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
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寒冬》杂志2019年9月披露了中共网格员的重点任务，就是监控包括异议人士、宗教信仰者和上访人员在内的不稳定因素。网格员每天都要在自己管辖的网格内巡逻，小到邻居纠纷冲突，大到民众抗议等等，事无钜细都要用手机上报。
据《寒冬》还披露说，若网格内民众有上访、抗议等行为或发生群体性事件、而网格员未能在2小时内上报的话，网格员就会受到惩罚；若未能监控好异议人士、人权人士或法轮功学员等所谓敏感人员，网格员还会被加倍惩罚。若网格员举报法轮功学员或上访线索，每拘留1人可获奖励1000元人民币。
中共还用金钱和利益鼓励举报。如2021年8月，山西省太原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布了《群众举报非法宗教活动奖励办法（试行）》，其中第七条规定，“举报奖励金额一般为200元至1000元。提供重大非法宗教活动线索可提高奖励金额，最高限额2000元。”
专家揭中共“网格化”与历史上的保甲制根本不同
时政观察人士唐敖对大纪元做网格化的解密分析。他说，中共以前对社会的控制，是沿着市—区—街道—居委会的体系，对中国人实施管控。而如今的“网格化”则是从居委会进一步延伸到“网格”，渗透进社区的家家户户，从而实现了对民众前所未有的控制，因此也被媒体称为“新保甲制”。
但唐敖指出，中共的“网格化”与中华民国时期乃至更早的“保甲制”，有着根本区别。过去的“保甲制”一般是政府基于特定目的（例如军事或治安），发起的以民众为主的基层自治。而中共的“网格化”管理，虽然被冠以“基层治理”的名义，其实是披着“公共服务”外衣的特务模式。中共“网格化”管理其实并非“群众管群众”的基层自治，而是中共的基层特务机制，是政府直接操控网格员，对网格内的每家每户实施监控。
唐敖说：“将中国社会分割成牢笼式的网格，再把中国人关进网格里，这就是网格化管理的实质，也是党媒自称的所谓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