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的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中，每当喊过“开门吧，芝麻。”一个藏着财宝的山洞就会开门，阿里巴巴和机智的女仆，智慧地打败了四十大盗，保住了山洞中的宝藏。
在中国，有一个说法，叫“国企信仰”，已经不知道叫什么好了 ，因为中共认为只有国有企业才是国家财富的“守夜人”。
“守夜人”，是来自西方古典主义的一个说法，政府在市场竞争中的理想角色是看门打更的守夜人，要维护市场的公平正义，而不是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山洞，中共和四十大盗一样，“开门吧，芝麻。”山洞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财富，已经被别人找到了。
2021年12月24日，中共财政部公布，2021年1～11月，全国国有及控股企业的利润总额4.14万亿，同比增长40%。这一数字貌似很高，但与67万亿的营业收入相比，毛利率只有6.15%。
中国国企的低效一直被外界所诟病，2021年的利润增长主要受益于原油、煤炭、稀土等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也就是说赚取的还是垄断资源、垄断利润的钱。
“国进民退”，是这两年来，大家频繁听到的声音，但是这个中共的“基本盘”、“大本营”，已经肚子吃到胀，撑得走不动了。
资产膨胀超乎想像
事实上，这几年来，国有企业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扔到了一个大头针的盒子里，一下子这块磁铁，就被满满的大头针包裹起来了——这是中国人在七十、八十年代的家庭游戏。
为什么中国的财富会向国有企业聚集呢？
一是国进民退。习近平不论是左转回到计划经济，还是用“国进民退”重构国有企业的生态、打破中共几百名太子党盘踞国企的格局，反正国企是张开血盆大口，四处出击。
2018～2020三年间，全国国有企业（包括非金融类国企、金融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三项）资产规模从2017年的454.5万亿增长到2020年的635.2万亿，三年增加180.7万亿，平均每年增加60.2万亿，这相当于这三年全国GDP总和292万亿的62%。
中共建政后，1949年～2017年这68年间，全国国有资产累计形成的总额为454万亿，而2018～2020年三年新增的180万亿就相当于过去68年总和的40%，突飞猛进的速度令人震惊。
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近期综合业内数据报道，2017年到2020年这三年以来，已有近500家A股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而这个态势还在逐年增长。在这些“易主”案例中，大多数控制权转让涉及民企，而国资，尤其是地方国资，是最主要的买方。
二是银行贷款、财政投资大幅向国企倾斜。
新增的180万亿总资产中，126万亿是负债，44万亿是权益，负债占了70%。
负债，主要是国企大量抢占了银行贷款等社会融资，权益，主要还是靠着财政投资，并非是自己利润累积。
横向比较的话，国有资产这三年年均增幅高达11.8%，这一数字既高于GDP增幅。
2020年，中国GDP比2017年增加19万亿，而国有资产的增加额是其9倍；180万亿的国资增长如果平均到每个人头上，14亿中国人人均增加国有资产12.9万元，而这三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额才9.12万元。有学者曾指出，政府投资、国企投资占比过大，是导致中国居民收入较低的重要原因。
这么大的资产规模，赚钱能力如何呢？2020年资产利润率从2017年的1.58%下降到1.27%，资产税费率也从2017年的2.3%降低到1.72%。简单地说，每百元国有企业资产，创造的平均营业收入不足30元，利润不足1.6元，税费不足2.2元，远低于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
若将中外的国有企业相比较，利润上缴问题像一个笑话：英国盈利较好的国有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法国的国有企业除了上交应交税收之后，它的利润的50%要上缴给国家，还有如瑞典、丹麦、韩国等国家，其国有企业至少要交税后利润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给国家。
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曾经指出，国有企业上缴来的利润90%，但是这些钱又返回到国有企业了，对于民生没有带来改善。
广东发布的国资预算案曾经显示，在2014年广东国企收益上缴给公共财政近16亿元，仅5300万元调入公共财政预算支持民生，约占3.3%。绝大部分将以各种名目返回：约56.2%支持机场等重点项目建设，25.5%用于解决省属煤矿关闭破产遗留问题，11%调整国有经济结构。
中共国有企业，所谓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通讯公司、全球最大的石化企业，对于全体出资人——老百姓来说，除了垄断形成的涨价风潮以及被掠夺之外，几乎没有给百姓任何回报。
“三桶油”的世界记录：三分之一钻机 5%的产量
2020年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桶油”营收总额4.2万亿，但利润合计768亿元，利润率也只有1.8%，在全球能源公司中都是倒数的。
2021年，石油、天然气价格飞涨，受益于需求增长，“三桶油”创造出近年来最好业绩，上半年利润总和就破千亿。但是与投入相比，利润率仍然是“毛毛雨”的水平。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钻机数量在全球占比超过1/3，也就是设备投入巨大，而产出的油气只有全球的5%。
全球原油年产约45亿吨，中国年产近2亿吨，在全球的占比约5%，天然气产量的占比大约也是5%，但是这一巨大的资本支出与回报完全不匹配，资本支出的浪费比比皆是。这不禁让人要问，这钱到底都哪去了呢？钱是怎么花的呢？
外行指挥内行，轰轰烈烈上马大工程，拍脑袋就上马，这就是中共经济的多年以来的特点：
从新疆霍尔果斯到深圳长达9000公里，搞天然气管道输送，但事实上一般来讲管道输送超过3000公里就不具备经济合理性。
这样的超长线路的运输，已经在高铁的大部分线路，国家电网的长距离输电，被验证都是赔钱的。
真正到了新能源转型，“三桶油”靠得住吗？
靠着如此低效的三桶油，中国能完成能源转型吗？一位业内人士称：“现在搞双碳，三桶油都不发声，不接招儿，没有任何实际动作。国家能源局特别着急，等着他们上报新能源投资方案，报了就能批，但没有人报。”
业内普遍认为，三桶油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设备投资，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效益如此之差，让它压缩传统业务去搞新能源投资，亏损会更大，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承受。
房地产将是国企天下
2021年12月28日，广东省住建部门发通知，第二天要召集十余家房地产公司开会，一类是中海、保利、广东越秀集团这样的国企，一类是佳兆业、花样年这样的暴雷企业，会上要让暴雷企业介绍他们的情况。市场普遍认为，这是政府要出手撮合交易，让国企接盘。
这一消息迅速在市场上传开，但不知何因，第二天的会没有开成。但很快，12月30日，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就公开表态，金融要为房地产并购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此前，央行、银保监会还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明确并购贷款不受地产公司“三道红线”负债率的限制。
今年9月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万科、融创等头部地产公司销售同比下降30%～40%，中共当局要限房价，但又不愿意降低地价，只能让房地产公司让利，房地产公司的净利润率将从10%以上降低到3%～5%，甚至更低，在2021年第二轮土拍中高价拿地的恐怕都很难赚钱。随着房地产严控，一些民营地产公司将被迫出局。
从四季度土地拍卖来看，国企已经成为主角，中海、保利、中铁建、华润等排名靠前，民企中只有龙湖、碧桂园、旭辉还有能力零星拿地，绝大部分民企不是躺平，而是已经趴下。
《证券时报》2021年12月28日引述申港证券的消息说，长春、长沙、沈阳、天津、北京国企、央企取地占比分别为100%、82%、75%、72%、75%。
很多人认为现在房地产政策开始宽松，预期2022年下半年会市场会修复。这一预测可能过于乐观，一位头部房企高管称：“以前我们秒光售罄的房子，现在降价还卖不出去，市场恢覆信心需要时间，现在消费不行，我们发现购房者年龄往后延了两年，显示年轻人购房能力下降，这与收入下降、缺乏稳定预期都有关系。”
民企认为，虽然房贷有所放松，但在这种市场情况下，银行贷款主要给国企，因为“看民企觉得谁都危险，而给国企贷款出问题也没责任。”
国企正在从市场上“吸血”
国企虽然效率低下，但却利用国企身份抢占到更多资源，“国进民退”已成事实。一位从事环保投资的人士称：“长江治理国家要投资千亿，但主要是国企中标，我们想干就得与国企合作，让国企分包给我们，跟着他们才能喝一杯羹。”
他还称：“之前河北雄安新区建设招标都是国企中标，连种树都得找国企，结果地方政府没钱，欠了这些国企很多钱。”
一位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人士表示：“现在就国企有钱，政府有钱，民企都被打趴下了，谁能拿出钱来？所以我们融资必须得找他们，他们没钱也能从银行融来钱。”
一位市场人士评论称：“民企围着国企转，这种情况非常危险，世界上没有哪个领域是靠国企与政府投资搞好的，政府配置资源肯定是不行的，它天生是和市场经济相悖的。但现在国企还要把民企‘吸附’过来，就非常可怕，它有资金，有政府支持，你不跟我干拿不到业务，这就像从市场‘吸血’一样。”
危机四伏的“国企信仰”
国企可以从银行贷到便宜钱，可以放高利贷给民营企业，可以拿到政府工程。
但是，在中国有句话，温室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
国企频频爆雷。
2021年的各种统计也出来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公开消息，仅在三年时间内，国企违约规模增至此前的3.6倍，违约发行人数量增至此前的2.3倍。这是国企违约首次超过民企，“国企信仰”被强烈冲击。
据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的数据显示，2021年1月至10月期间，大陆国有企业违约了创纪录的400亿元人民币债券。这大约是过去两年的总和。
上海电气、河南永煤、华晨汽车、清华紫光、天津房地产集团、青海盐湖，接连爆雷。
说到国企，被称为“国企信仰”，连养老金亏空了，都去找国企来补充，好像国企是共产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藏宝库，但是，现在，国企的“家底”突然一下子揭开，是这么的浮肿。
广发证券表示，相比民企，国企债券违约的不确定性较大，取决于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相关方的博弈，而一旦违约，由于之前金融资源的过度倾斜，导致长期风险的积聚，往往会给债权人带来更大的损失。
《金融时报》指出，北京在20世纪90年代曾关闭数万家亏损的国企，度过了经济衰退期，但中共当局不愿意再次这样做。
《金融时报》据公开资料指出，自2021年以来，中国已有六个省向国企保障基金投入了至少1,100亿人民币（约合170亿美元）。省级救助基金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地方政府为恢复债权人的信心所做的努力。但分析人士警告，这一策略反而可能使中国的债务问题恶化，他们认为，提供救助基金无法改善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对中国经济来说，反而是一颗颗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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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希望之声／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