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释放三个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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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共开放金融吸引外资进入。根据中共官方数据,2018年到2021年,外资累计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超过7000亿美元(如2019年接近1300亿美元),年均增速34%。不过,外资在中国股市和债市中的占比仅为3%至5%,和日本、韩国、巴西等经济体相比处在较低水平。

例如,据央行数据,截至2021年末,境外机构在中国债券市场的托管余额为4.1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的比重为3.1%(而中债登于2014年6月首次披露的境外机构持仓数据为4368亿元,在银行间债市总托管量中占比不到1.5%)。

又如,据证监会数据,截至2021年10月末,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3.67万亿元人民币,占比约4.97%;其中,2021年北向资金连续12个月净流入,累计净流入约4322亿元,创年度净流入历史新高。

因此,中共还想继续提升外资在中国金融市场中的占比。但是,2021年以来,中共政策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衰蔽,使外资在中国金融市场遭受重大挫折,并深刻影响着外资对中国金融、经济与政局走势的判断。本文列举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释放的三个危险信号。

第一,中共政策引发股市动荡,2021年海外10大中国股票基金,竟有9只亏损。

中国股市是“政策市”,2021年中熊冠全球。举例而言,7月当局出台政策培训机构不得资本化,加速市场恐慌情绪,光在上海A股两日来蒸发掉4兆人民币,还造成外资出逃、私募被动减仓。牛年全年来看(到2022年1月28日止),A股三大指数均以绿盘收官,沪指下跌8%,深成指跌近17%,创业板跌近15%。

在这个背景中,全球金融市场数据信息及基础设施提供商路孚特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29日,海外规模最大的10只中国股票基金中9只,2021年呈现亏损,其中3只2021年以来的亏损幅度超过20%,5只亏损幅度超过15%,排名前4、规模超过400亿元的中国股票基金全部亏损。而这些基金是安联投资、摩根资管、施罗德投资、富达国际、瑞银资管、法国巴黎银行等全球资管巨头的旗舰基金,其中不少由投资年限超过20年的老将执掌。

进入2022年,中国股市依然动荡。例如,1月25日,上证指数跌破3500点,同时创了单日首次下跌股的数量超过4000的纪录;深证成指(SZSE Component Index)跌幅2.83%。26日,中共四大证券类官媒一起喊话,尤其《证券日报》头版喊话机构投资者要“挺起A股的脊梁”。27日,上证指数下跌1.78%,深证成指下跌2.77%失守3400点,两个交易所4389支股下跌,百余只股票跌停,上涨的个股不到300支,A股单日外资撤逾146亿元人民币(约合23.36亿美元),创近期新高。

第二,中国企业债券违约。

2021年以恒大违约为标志,中国企业债券违约震动世界。经统计,2021年中资美元债违约集中爆发,违约金额合计274.3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163%,涉及违约债券63只,首次违约主体14家。其中,房地产企业占据了中资美元债违约的绝大部分,违约金额244.78亿美元,占比90%,涉及违约债券55只,占比87%。 2021年10月26日,中共发展改革委外资司会同外汇局资本司召开部分重点行业企业外债座谈会;但问题并未缓解。

进入2022年,爆出多起违约事件。例如,1月19日,中国奥园公告称,其将不会为即将于2022年1月20日到期、本金总额为1.88亿美元及1月23日到期、本金总额为5亿美元的美元票据支付余下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此外,在30天宽限期届满后,其也将不会支付于2023年6月到期本金总额为2亿美元、2024年6月到期本金总额为2亿美元的美元票据项下的最新一期利息。

而Wind数据显示,2022—2025年是房企美元债兑付高峰期,房企海外债到期余额分别为273.25亿美元、182.8亿美元、190.32亿美元及179.94亿美元,其中2022年偿债压力集中于上半年。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上市房企共有43只存量美元债券到期,涉及41家房企,发行总额超157亿美元。换言之,偿债高峰来临,中企违约风险大为增加,对国际投资者信心的打击不言而喻。

事实上,美元债是内地房地产行业的重要融资渠道。自2012年首只地产美元债面世以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地产美元债存续规模不断攀升。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初,中资美元地产债存量为616只,规模达2094亿美元,占所有中资美元债规模(9744亿)的21.49%,是仅次于金融债的第二大中资离岸债品种。

第三,外资银行在华难发展。

2021年4月15日,花旗集团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的个人银行业务(包括财富管理、信用卡、个人信贷)。这是外资银行在中国难一突围的表现之一。

事实上,这些年来,外资银行资产在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占比是下降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7年末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2.4%,2019年末降至1.6%。截至2021年上半年,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5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39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总数达930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73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371.26万亿元)的1%。不仅如此,外资银行的盈利能力也相对较低,根据银保监会官网的数据,2019年4季度外资银行的资产利润率(ROA)为0.63%,低于城商行,而且还明显低于农商行、股份制行、民营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等各类银行。

原本期待外资银行能在产品创新、管理理念、经营方式等方面,为中资银行起到的作用,但这些年来外资银行几乎无声无息,不要说是“狼”,连鲶鱼都不是。问题在哪?固然有外资银行水土不服、中国金融市场部够成熟的原因,但是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不公平待遇是一大主因。

例如:在负债端,外资银行的存款来源面临约束(长期以来,外资银行分行吸收中国居民定期存款的金额一直有100万元的下限限制;2019年10月15日发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才将这一下限降至了50万元),难以像中资银行那样获得低成本的居民储蓄。

又如,在中间业务:市场准入因素使得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外资银行在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比(2019年为1.6%),甚至明显高于同期利润占比(1.1%),表明原是外资银行竞争优势的中间业务,其发展也面临着约束。诸如在一些资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其参与度较低,由此导致资质标准向中资机构倾斜,外资银行获得债券主承销商的资格就较难。

这就使外资银行的优势难以发挥。事实上,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优势是明显的。举例而言。根据中共银保监会2019年末的数据,外资银行的不良率仅为0.67%,低于商业银行总体不良率(1.86%),也低于其他各类银行机构的比率。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截至3季度的数据显示,外资银行的不良率仍稳定保持在0.67%。

结语

2021年中共政策的打击和中国经济的跌宕,已经使外资在中国金融市场大吃苦头,国际金融界对中国金融和经济走势的判断也出现了分化现象(可参见笔者“世界四位金融巨头与2021中国”一文)。

而据经济学人智库2021年10月的预测, 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及通胀情况带来最大风险的10个情景中,最大的四项情景分别为“中美关系恶化使全球经济脱钩”、“中国房地产崩盘导致经济急剧放慢”、“新的变种新冠病毒出现并证明对疫苗有对抗性”及“中国与台湾爆发冲突,迫使美国介入”,中国因素占主导。换言之,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成为2022年世界的最大变数。

在这种情势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实在是个高风险的事。路透报导,虽然2021年全年外资累计增持人民币债券7,487亿元人民币,但同比降三成。这或许意味着外资有所调整。问题是:调整的速度能否超过风险爆发的速度?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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