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制裁令下仍驻留新疆的西方企业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Anders Corr撰文/信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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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共糟糕的人权状况及其对国际稳定造成的巨大威胁,以及北京政权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宗教团体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各个民主国家对此表达严正关切的声浪越来越高。然而,在此关键时刻,一些主要的西方公司继续与中共政权进行经济交易,甚至与其军队和警察发展贸易往来。

其中一些公司业务涉嫌违反了美国的一项新法律,该法律禁止供应链进入正在发生种族灭绝行为的新疆地区。而且所有这些经济活动都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

2月2日,《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导了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VOCF)和地平线咨询公司(HA)联合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该报告出于公道和正义,严厉谴责了西方公司对 “北京的军事现代化、监视国民和人权恶行等”的支持,指出此举是道德“错误”。

“报告发现,戴尔(Dell)公司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设有办事处。”据《华尔街日报》报导,“戴尔公司最近在乌鲁木齐发布了一个零售客户经理职位的招聘广告,许诺成功的申请人将加入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团队’,并‘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2018年,戴尔在中国的子公司与中共政权共同撰写了一份关于数字工业化的报告,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AI)等,这些都应用于军事和情报等领域。

戴尔公司远远不是一个孤例。

元旦前夕,特斯拉(Tesla)公司宣布在新疆开设了一个展厅。这家电动汽车(EV)公司在上海设有一家工厂,正在开动马力为中国和欧洲市场增加产量。2021年,特斯拉在中国销售了约48万辆豪华电动车。

德国大众(Volkswagen)汽车公司于2月3日宣布,计划到2023年在中国销售100万辆电动汽车,该公司在新疆设有一家汽车工厂。中国是大众公司全球最大的市场,约占汽车总销量的40%。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门店将从去年的115家增加到2022年的200家。

大众汽车正在扩大其在中国的产品开发和制造,此举可能意味着转让军民两用技术,如互联网(可能是5G)连接和自动驾驶能力等。

预计在2023年,一个新的中国-大众合资电动车制造厂将在安徽省满负荷运转。500多名工程师将驻扎在该工厂,致使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工程师总数超过5000人。

“过去,我们公司的通行做法是德国开发,中国本土化。”一位大众汽车高管在2月3日的采访中告诉《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然而这种做法将发生重大改变,在中国建立更多的本地研发资源,特别是软件资源,以便更快、更独立。”

随着安徽工厂每年30万辆的产能,大众汽车的总产量将上升到100万辆。大众汽车在中国每年大约还生产400万辆燃气动力汽车。

通用电气(GE, General Electric)和英特尔(Intel)等公司在中国也有饱受质疑的商业交易。据媒体报导,通用电气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的合资企业与新疆政府签订了一项商业协议。

据2019年《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共的全国监控系统使用英特尔芯片。另据VOC新闻报导,新疆全域的公安组织购买英特尔硬盘和服务器至少到2021年。

显而易见,微软(Microsoft)公司已经与中国公司合作,为中共的警察和拘留所(包括新疆)提供监控产品和其它服务。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这些产品包括“社交面孔”和“车辆年检”等平台。2018年,微软与一家中国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范围包括机器学习和先进的人工智能(AI)能力,可将无人机的图像分析自动化为“可行的洞察力”(actionable insights,注:是一种分析结果,可为管理人员和组织提供足够的数据以做出明智的决策)。

而该公司就是总部位于深圳的大疆创新(DJI),去年已被五角大楼重点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微软也一直坚持与华为(Huawei)的合作生产与销售,即使在2012年美国指责该公司涉嫌违反法律之后仍未见收手。

美国和欧洲的众多企业娴熟地游走在法律的边沿,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倾销产品,甚至涉嫌违法也在所不惜。毫无疑问,这些公司选择与党魁习近平领导下的、实施种族灭绝和极权主义的政权合作,该政权似乎正在接近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新低点,从而引发了严重的道德问题。

为了追求超高的经济利润,就要不顾道德约束,与一个可能令子孙后代遭受强迫劳动或者更糟酷刑的政权展开经济合作吗?

众所周知,西方各国政府以前选择与中共开展贸易往来,其底层逻辑是,此举将使北京政权自由化。现在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努力是失败的。

德国是对于与中共开展贸易方面的任何道德约束最为抵制的国家之一。而即使是在德国,“通过相互联系寻求改变”(Wandel durch Verflechtung)和“通过贸易寻求改变”(Wandel durch Handel)等信念已经被现实证明遭到瓦解。

2月3日,德国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联合领导人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明智地指出:“我们尚未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与专制国家打交道。我想知道,通过更紧密的人员交往和经贸联系,试图给一个国家带来改变,这个奉行了数十年的原则,在当今的国家关系中是否仍然适用。”

对于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相信读者诸君也是。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2001年获颁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2008年荣获哈佛大学的政府管理学博士学位。他是《政治风险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科尔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总裁,研究领域广涉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他的最新著作是《权力的集中:制度化、等级制和霸权主义》(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Hegemony, 2021)和《大国大战略:南海的新游戏》(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the New Gam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018)。

原文:Big Business Still in Xinjiang, China After Uyghur Sanction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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