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中共政治体制改革被终结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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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共“改革开放”进程。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分别在1980年和1986年两次被提出过。但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嘎然而止。

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参会者从多方面广泛讨论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

因为之前中共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全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次理论务虚会开始后,一些与会者比较敢讲话。比如:

时任国家科委研究室副主任鲍彤,作了题为《二十年间》的长篇发言,对1957年反右、1959年批判彭德怀、1966开始的十年文革,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表了非常尖锐的看法。

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洪林,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而不应由前任指定”的发言。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严家其,作了关于“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

这次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为之后中共搞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针对中共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

邓小平一开始就讲: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中央作这样考虑的原因是: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的问题。

起草这篇讲话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他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明确地说: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也谈到这篇讲话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

邓的这个讲话之后,集中在华国锋身上的党政军最高权力,被一分为三: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成功地分了华国锋的权之后,鉴于国内外的一些情况,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专注于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次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当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触及到原有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时候,邓小平发现改革遇到了障碍。从1986上半年开始,邓开始反复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邓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6月10日,邓要求中央书记处“考虑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

1986年9月13日上午,邓听取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的汇报时,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其次是权力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第四是提高效率。

正是在这次汇报会上,邓提出由赵紫阳主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主持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五人研讨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由鲍彤等负责。

期间,经历了1986年底的学潮,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赶下台等重大事件。

赵紫阳领导的团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搞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1987年7月底,赵将这个“设想”送邓审阅,邓看后表示“同意”。然后,提交9月17日的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再提交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获“原则同意”。全会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赵紫阳作主旨报告。报告的第五部分,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等。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此后,赵紫阳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着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被终结

到1989年春夏之际,一场“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民主运动,从北京席卷全国。

面对这场运动,可以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通过民主、法治的办法;一种是通过军队镇压的办法。当时,赵紫阳主张前者,邓小平主张后者。

赵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和做法,令邓不能容忍。邓在决定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同时,决定把赵赶下台。

1989年6月3日晚,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命令,中共军队从不同方向向北京天安门广场推进。

赵紫阳后来回忆说:“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的发生了。”此即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屠杀

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在会上申辩说:他没有“分裂党”,也没有“支持动乱”。尽管如此,赵还是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仅保留党籍。

赵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得力助手、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起草小组负责人鲍彤,1989年5月28日被抓捕。1992年3月,被宣布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同年7月,被控犯“泄露国家机密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七年。

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软禁在北京市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长达16年,直到2005年1月17日,在家中去世。

随着“六四”天安门屠杀,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赶下台,赵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操盘手鲍彤被关进监狱,中共政治体制改革被终结。

从1989年至今,33年来,中共虽然也曾提过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反,出现倒退。

政治体制改革被终结的原因

可以总结出许多原因,诸如国际原因,国内原因,高层原因,基层原因,历史原因,现实原因等。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政党。

早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指出,中共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个讲话为此后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划了一个框框。这个框框的关键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是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完全对立的共产主义价值观。

它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就是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妨碍、削弱、改变一党专政。一切改革措施,都只能改善、维护、加强一党专政。否则,就不行,就要受打击和批判,就要被淘汰掉。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指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是由中共党内的腐败等问题引发的一场体现广泛民意的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群众运动。

这场运动发生后,邓小平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立即支配了他的大脑。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按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去解决问题,而是将它当成敌我矛盾来对待。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学生民主运动定性为:“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然是阴谋,是动乱,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那么,就必须毫不留情地镇压。

鲍彤后来回忆“六四”时说:“1989年,邓小平违反十三大的决定,没有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协商解决,而是调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这样一来,就在全国范围内立了一个规矩:遇到社会矛盾,通过武力和镇压解决。这由此成为一种制度,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今后的影响是不得了的。”(见2019年5月28日BBC的报道)

一党专政的要害是什么?就是个人专断。

1987年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这次全会还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邓小平仍是中共的最终决策人。

当时,邓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邓是以中共党员身份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但是,邓才是中共真正的老大。重大问题,邓一个人最终说了算。

现在经常有人讲,邓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功臣。但是,邓什么时候改变过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1992年春,邓“南巡”时,只是一个中共党员,没有担任任何党政军职务,但是,邓就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未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的讲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必须听邓的。如果江不听话,邓有一句话等着江:“谁不改革谁下台。”

坚持一党专政,就必然坚持党高于法;坚持个人专断,就必然坚持权大于法;党高于法,权大于法,就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有法治,不可能有政治体制改革。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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