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5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七章嶺南風雲
位於中國南部的廣東省是漁米之鄉，瀕臨港澳，經濟發達。這麼富饒的省份也沒有倖免大躍進以後的災難。餓死的人雖然沒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樣多，但還是給歷史留下了深深的創傷。
一 廣東創造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
研究中國大飢荒的學者都會注意到這樣一個歷史文獻：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的報告作的長篇批示。趙紫陽的報告是反映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毛澤東批示中認為「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註一）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各地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
廣東省這個經驗是怎樣產生的呢？讓我們藉助歷史資料還歷史本來面目。
一九五八年「放衛星」把糧食產量說得很高，因而糧食徵購指標相應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乾飯，三四個月時間，糧食統統吃光了。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徵購任務還沒有完成，要求返銷糧食的告急之聲四起。陶鑄堅信一九五八年糧食大豐收，不信沒有糧食，懷疑農村幹部隱瞞了產量，把糧食收藏起來或者私分給農民了。農民出於自衛，隱瞞了或背著上級分了一點糧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鑄想像的那樣多、那樣普遍。
一九五九年一月中旬，陶鑄帶一支工作隊，到東莞縣虎門公社指揮反瞞產運動。他到東莞是事出有因的。一九五八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斷糧的情況下，廣東省在表彰先進的「群英大會」上再次要求各縣報糧食產量，並且宣布，凡是平均產量達到千斤的縣，命名為「千斤縣」，都獎給拖拉機、載重汽車，還有獎狀、錦旗。來開會的各縣代表，由縣長帶隊。在報產量時，東莞縣長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張，打電話給縣委書記，問要不要報千斤縣。縣委書記告訴他：「先把拖拉機、載重汽車拿回來再說。」錦旗、獎狀拿到手后，縣長不敢明目張胆地拿回東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靜悄悄地送到縣委書記的辦公室里。
東莞拿回了獎品，就意味著承認自己是「千斤縣」。陶鑄反瞞產，就找到東莞縣。陶鑄一行到達東莞縣城的那天晚上，縣委召開了反瞞產大會。幹部們看到來頭不小，就採取了矇混過關的辦法。一個又一個公社書記站起來，說東莞確實豐收了，所謂沒糧食是假象。有個公社書記，理直氣壯地站起來，說他在某村反瞞產，生產隊幹部說沒糧食，他不信，就去曬穀場。他在曬穀場，只見稻草不見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輕輕一撥拉，嘩，大堆大堆的谷，金黃金黃，可喜人吶。另一位公社書記說，他去過好多農民家，農民屋裡、倉里是谷，籮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幹部大會上，只一位老人出來唱反調，她是廣東省省長陳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來反瞞產的工作組成員。她心平氣和地說：「陶鑄同志呀！我也到了農村，看過許許多多農民的家，糧食是有的，但沒有那麼多。反瞞產是反不出糧食來的。」陶鑄同志當場批評了她，說她是不是右了一點。
一月十一日，在東莞縣反瞞產大會上，基於強大的政治壓力，基層幹部承認「隱瞞」了二千多萬公斤糧食。縣委誓言要追出七千五百萬公斤到一億公斤糧食。陶鑄警告大家：「保證三餐乾飯吃到底，全部糧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糧食。」他寫信給省委，宣布了他的調查結果：糧食反瞞產的矛頭，要對準原來的小隊幹部打埋伏，而不在於反浪費和節約。（註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陶鑄的這篇調查報告。（註三）在這篇調查報告中，陶鑄把公社的種種問題，歸結為最重要的一條，即集中統一和本位主義的矛盾。所謂本位主義，就是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有個隱瞞了糧食的生產隊解釋，他們這麼做，是為了確保供給制突然結束時，生產隊仍有必需的口糧。陶鑄斷言被隱瞞的資金，大概占人民公社總投資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門開了一個星期會，從農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五百五十八萬公斤糧食和一點二萬元資金。
與此同時，在省委的統一部署下，趙紫陽率領另一支工作隊，到位於雷州半島最南端的雷南縣調查。一月二十三日，雷南縣召開四千名幹部的大會。趙紫陽認定，雷南有嚴重的瞞產問題，必須緊急動員起來，開展反瞞產運動。自動坦白的幹部可以保留糧食，用來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準回家。
接著，趙紫陽在雷南縣召開全省電話會議，把反瞞產運動，擴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計全省有二十五億至三十億公斤隱瞞的糧食，幾乎是一九五八年公布糧食產量的百分之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指責全省多數基層幹部都捲入了瞞產活動。一場反瞞產鬥爭，驟然爆發了。
形形色色的辯論會、鬥爭會、大字報，有如狂暴的南海颱風，鋪天蓋地而來。雷南縣七個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被迫承認參与瞞產。在被指控參与瞞產的基層幹部中，一人自殺，一人自殺未遂，六人被拘捕，二人被監禁，一百零九人被撤職，大約有百分之五十的基層幹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處分。
反瞞產所到之處，風雲變色。有些地方，基層幹部不報瞞產，就不準回家過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戶搜查糧食，把農民往年的舊糧，也作為瞞產沒收；有些地方，連農民家一罐半罐黃豆、花生、芝麻、菜種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瞞產運動大有斬獲。不僅查出了七千萬斤糧食，還取得了解決農村糧食問題的經驗。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趙紫陽給省委送上了一份報告。報告說：「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經成為農村輿論的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不正常的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召開以縣為單位的生產隊長、分隊長以上的幹部大會，是解決糧食問題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趙紫陽在這個報告中介紹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統深入的思想發動、階級教育同個別突破、個別交待糧食情況相結合。要反覆交待糧食政策和對瞞產幹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
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廣東省委轉發趙紫陽的報告批語說：「許多地方的事實證明，去年糧食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轉批了趙紫陽這個報告。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語中寫道：
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及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各地縣凡是對於這個問題尚未正確解決的，必須立即動手按照趙紫陽同志在在雷南縣所採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決。（註四）
其實，陶鑄在《人民日報》上發的文章，趙紫陽給省委的信，都和實際情況相差十萬八千里。一九五九年廣東的糧食總產量只有一百七十七點五八億斤，比一九五八年減產百分之十五點七一。一九六零年將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由於連年減產，徵購任務居高不下，農民實際比常年減少了六十一點二五零億斤糧食，等於他們八個月的口糧（註五）；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嚴重浪費，能夠留給農民活命的糧食，已經見底了。農村人口，普遍一個月吃不到十公斤原糧，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兩米。肉、油基本絕跡，青菜也非常罕見。到了月底，餓昏了頭的人，靠吃蕉頭、蕉渣、禾稈、雞糠餅、木瓜心、番薯藤，維持著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飢不擇食的人甚至吃起觀音土。省委派到四會縣搞瞞產私分的幹部彙報說，他們到了農村，看了農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沒有一粒米。老農訴苦說，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連給嬰兒煮糊糊的米都沒有。有個工作人員，在一戶農家看見熱氣蒸騰的鍋，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鍋里煮的是什麼，一看，鍋里煮的是野菜。（註六）
農村已無糧可購，城鎮的糧食供應四面告急。省政府的應急措施是：把口糧、食肉、食油，一降再降。一九六零年初，許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九-九點五公斤米，三兩糠油。糧食、薯類、豬肉、家禽、食油、魚等，已從市場上銷聲匿跡，貨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現，便引起瘋狂的搶購，價格貴得驚人。在韶關，一公斤高價豬肉賣二十多元（當時的計劃價格每僅斤只有一元），一公斤南瓜也賣到二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餅，四-五分錢一隻，人們買回來當飯吃。價格是一九五七年的十多倍。（註七）
四月二十日，省民政廳一份報告指出，全省水腫病人，已從上旬的四萬三千一百八十一人， 激增到十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一人，增加兩倍。這是駭人聽聞的數字。從中山、靈山、合浦、從化、新興、梅縣、潮陽、清遠、儋縣、東方、樂東等縣，傳來一片噩耗。據省農業辦公室對部分地區的「極不完全統計」，全省有八十多萬水腫病人。另外還有子宮下垂、閉經、乾瘦病等，成了比傷風感冒流行得還快的病症。陽山縣的非正常死亡比例，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零二。高要縣有的生產大隊的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十三。（註八）
陶鑄不是撞到南牆不回頭的人。一九五九年三-四月間，省委召開了專門會議。根據各地彙報和掌握的材料，終於得出結論：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並沒有原來報告的那樣多。省委分析說，一是頭腦發熱，報產報高了。根據報產而制定的徵購糧食的計劃不符合實際。因此，購了過頭糧。其次，農民集中到食堂吃飯，浪費了不少口糧。第三，提倡一日三餐乾飯，敞開肚皮吃飽，造成了大量浪費。省委給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向農民讓步，停止反瞞產。五月六日，省委發出《關於立即全面檢查和採取有效措施消滅和遏止水腫病的緊急指示》，撤換了發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幾個縣的領導。
不久，陶鑄到潮安，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我來潮安是向全縣人民做檢討的。我頭腦發熱，使群眾餓了肚子，幹部受了委屈。我們要共同吸取教訓。今後，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實事求是吃飯。」在省委召開的另一次會議上，陶鑄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誠懇地道歉：「袁大姐，在東莞反瞞產，我沒有聽取你的意見，還說你是不是右了一點。我錯了，請你原諒。我向你賠禮、道歉！」（註九）
但是，道歉不能補償農民遭受的苦難。大躍進和反瞞產私分給廣東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一九五七年全省糧食總產量一千零七點一五萬噸。一九五八年下降到九百七十五點五五萬噸，一九五九年為八百三十點三五萬噸。一九六零年為八百一十四點零五萬噸。一九六零年，全省農業產值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居民消費水平倒退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一九六零年的死亡率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七個百分點。（註十）
餓死人以後只追究農村基層幹部的責任，並沒有改變造成飢餓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飢餓還在發展。
據歷史資料記載，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東莞縣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還有九個之多。有些地方已經斷糧，沙田公社有八十一戶，二百三十四人斷糧；望牛墩公社更慘，從三月開始已基本無口糧的有一千零九十六戶，二千二百二十七人。據揭陽、潮陽、普寧、惠來、大埔、海豐、梅縣、五華等八個縣的不完全統計， 當時已經斷糧的有九千四百六十八戶，外出行乞、逃荒的有七百三十一人，出賣傢具的有二千四百六十三宗，賣小孩的二十五宗，自殺的一宗。（註十一）
據廣州市和九十三個縣的官方統計，一九六二年四月，有三萬五千八百三十四人患上水腫病，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一患上乾瘦病。僅廣州市和汕頭、肇慶專區， 三月份患水腫、乾瘦病的共六萬三千八百三十九人， 比二月份增加百分之二十點四； 海豐縣四月上旬的水腫、乾瘦病人有五千五百五十三人，比三月份增加了二千多人。（註十二）本書第二十三章「大飢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用《中國人口•廣東分冊》（註十三）中提供的數據計算結果，在大飢荒年代，廣東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為四十八萬人，因飢餓而少出生人口一百五十七萬人。曹樹基教授用他的歷史地理方法計算的結果是，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廣東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六十五點七萬人。（註十四）
二 羅定事件
一九九八年，我的朋友、廣東人民出版社何天靜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飢荒，就對我說：廣東有個羅定事件，你要研究大飢荒，必須了解羅定的情況。何天靜是羅定人，發生羅定事件時他在上高中。當時他在郁南縣看到一個法院的布告，一個老太婆把孫子的屁股割下來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靜的伯父到處找稻糠吃，吃進去拉不出來，幾天就死了。何天靜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兩百米就有一兩個水腫病人趴在路邊等死。新東公社整個村子不見人，都死了。不過這些都是小村子，幾戶或十來戶人家。
何天靜說，羅定餓死人的情況引起了上面的重視。到一九六零年九月就開始採取措施。供應糧食，使食堂恢復起伙；對水腫病人以公社或大隊進行集中治療；孤兒以公社為單位集中起來，成立孤兒院。對羅定縣和有關公社的領導幹部時行了行政和刑事處分。何天靜說：在廣州的黃顯標比較了解情況，他建議我採訪黃顯標。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經何天靜介紹，我採訪了黃顯標。黃顯標，羅定人。廣東省監察廳監察專員。他一見我就說：「我不想談這些了。學得文武藝，賣給帝王家。拿它的工資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聽出他說的是牢騷話，他良知未泯，還是談了一些情況。
首先是反瞞產，逼著幹部多報產量。把幹部集中起來報產量，不說多不讓回家，逼著幹部說假話，虛報糧食產量。反瞞產和反右傾結合起來，不多報就是右傾。新惠縣委書記黨向明沒有多報產量受批判：「新惠是糧倉，單季不超千斤，別的地方怎麼辦？」虛報，浮夸，造成糧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著是一九五八年大吃大喝，大鍊鋼鐵。當時的口號：「鼓足幹勁搞生產，放開肚皮吃飽飯。」廣東省全省一天三頓乾飯吃了三個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連吃帶浪費。有人問這麼個吃法夠不夠，就要受批判。
到一九五九年初就沒有糧食了。
一九五八年叫羅南縣（羅定和郁南合併的），餓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四個公社最為嚴重：榃濱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為最。山區餓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腫。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動，一般都是死在家裡。有的趴在路邊等死。我們生產隊長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個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發現死人後開始搶救。大人餓死了，留下不少孤兒，民政局收容的孤兒建立孤兒院有幾棟樓。對將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療，調糧食吃稀飯。集中起來后，稀飯吃得太多了，又撐死了一批。
省委書記陶鑄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過一定的比例。這實際是讓下面在統計餓死人數字時要控制。
事後，羅南縣委書記傅正時被判死刑，但沒有執行。一九八零年代平反后當肇慶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榃濱公社黨委書記陳文被判無期徒刑。羅定事件后重新核實田畝，減輕負擔。周恩來給榃濱公社發了慰問電報。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到了羅定。
黃顯標不願詳談，第二天從廣東省資料館里看到不少關於羅定事件的歷史資料：
據中共江門地委書記張進齊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日向地委的報告（註十五），從一九六零年一月到八月二十日止，佔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二十七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不正常的水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一-八月統計，死亡達一萬七千多人，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點六二，其中純水腫死亡的三千四百三十六人，水腫加其它疾病死亡的三千九百一十八人，其它病死亡的一萬零五十二人。在死亡人數中，勞動力六千二百二十三人，占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九。最嚴重的地區是原郁南縣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榃濱、泗綸六個公社，共死亡八千五百六十六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六。桂圩公社死亡率達百分之六點九二，建城公社為百分之六點四九。另外還有因瘦弱不能勞動的有三萬多人，身體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的有二十萬人左右。從發生時間上看，這六個公社一月死亡七百一十一人，二月死亡九百三十二人，三月死亡一千一百六十二人，四月死亡一千六百二十三人，五月死亡一千零二十七人，六月死亡八百八十四人，七月死亡六百零七人，八月一日到十五日死亡三百零一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較多的一個公社，據地委調查組調查，這個公社一九六零年一月到八月死亡一千二百七十八人，其中勞動力五百八十九人，占死亡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五，占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五點六。在全公社的一百二十九個生產隊中，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百分比是：百分之十五以上一個，百分之十二以上九個，百分之十以上七個，百分之八以上十四個，百分之六以上二十六個，百分之六以下七十二個。另據三個大隊調查，全家死亡的有十戶，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兒的家庭六十五個。榃濱公社留下孤兒一百八十人無人照管，情況極慘，解決羅定問題的工作組來了以後，將這些孤兒集中撫養。
建城公社永高大隊社員曾北數臨死前兩天，躺在床上哭喊：「共產黨，給我一點糧食吧！」叫了兩天得不到一點糧食而死去，群眾談起來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憤。棄兒一度極為嚴重。縣委、縣人委和各機關門口都發現被棄的小孩。半年以來，全縣先後發現劏小孩，吃死屍，吃人肉的事件七起。劏牛腿，割豬耳朵、割豬尾巴的現象也不少。偷竊和兇殺事件增多。
由於浮腫、瘦弱、餓死等現象發生，勞動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種植面積的百分之五十五，大片田地丟荒。插下秧的田有百分之四十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一九五七底有生豬一萬一千多頭，一九六零年八月只有一千多頭。
當時還有食品買賣，但價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個小圩鎮，每逢圩日，有一百多個扶著棍子來做小買賣的人，東西很少，價格之高是從來沒有過的，魚仔一斤達二點六元。一個雞蛋三角，一隻雞五元，連小蛇仔、蚱蜢、小蟲也有人捉來賣，有人生吃小蛇、螞蟻、蚱蜢。肚子餓，能吃的東西都吃。農民出賣家私、衣物現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隊有百分之四十四點七的家庭出賣過家私衣物，其餘是無東西可賣的（本書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來，廣東還是比較開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許做小買賣）。
在死亡發生的時候，縣委書記傅正時在電話會議上強調「清醒頭腦，科學分析，劃清界限，分清水腫，不要大驚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斷糧才叫因水腫而死。並說：「報多了水腫、死亡，你們（指公社黨委書記）也有責任，不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嗎？」五月三日，在羅平召開的公社第一書記戰地會議上，各公社認為水腫、死人情況嚴重，根據傅在電話會議上提標準統計，有水腫病人八千九百四十七人，死亡九百一十五人（實際遠不止此數），但傅正時認為數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實」，結果，將水腫病人壓縮到二千三百二十五人，死亡人數壓到六百零六人，其中與營養有關的僅十四人。事後總結教訓時有人說：「羅平會議是殺人不見血的罪惡會議。這個會議不是採取有力措施對飢餓進行搶救，反而千方百計地捂蓋子。」
誰要說真實情況，就說誰被扣上「個人主義」、「否定大躍進」、「看成績一團黑」、「居心不良，別有陰謀」、「想叫縣委坐牢」、「想搞垮我們，叫壞人上台」等帽子。縣監委書記崔德志到榃濱公社去檢查，發現有幾個食堂斷糧停伙，情況嚴重，回來向縣委彙報，傅正時不相信，反而批評崔德志「以後看問題要全面一些。」榃濱公社第一書記王淑宜於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七日在一次會議上彙報了自己在羅圩大隊調查的情況：死二十四人，水腫八十六人。話還沒說完，傅正時就頂了回去，說：「王淑宜給高要七區事件嚇壞了。」並說「這是陰謀」，「這是否定前任書記的成績」。王淑宜是一九五五年高要七區死人事件受處分，一九六零年七月從高要七區調到榃濱公社當書記的。四月底，另一縣委書記肖軒風去榃濱公社，發現死亡一千三百七十人，其中直接與糧食有關一百零九人，向縣委彙報，又受到批評。與此同時縣民政科長把同樣的書面材料送給縣委書記楊樹槐，楊不僅不重視，反而說：「這是嚴重右傾，立場不穩，觀點不明。」還說：「全縣與糧食有關的死亡才二十個人，你榃濱公社怎麼會有一百零九人？」硬要公社黨委把一百零九人改為六人才接受這個報告。
傅正時在地委開會時得知省委尹書記、地委張書記要到羅定縣檢查工作，於七月三日打電話給縣農業辦公室主任劉德風交待，水腫人數、死亡人數、糧食數要上下一致，前後統一，按羅平會議的數字為準。縣農業辦公室按這個意思給各公社打電話，要求各公社按縣委的數字向省委彙報，並把數字一致落實到大隊、小隊。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后，公社黨委開了四個會，按縣委分配的死亡四十七人非正常死亡七人（其實當時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隊。
令人不解的是，一邊大量餓死人，一邊大量的糧食放在倉庫里不給老百姓吃。直到一九六零年六月底，羅定縣糧庫里仍存有一千一百萬斤稻穀。但是，除了縣委第一書記傅正時和分管財貿的書記楊樹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這些糧食。加益公社黨委書記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哭訴說，過春節有幾個大隊斷糧，曾三次打電話給傅正時，請求每人給半斤米過春節，傅不接電話。
羅定是蔡廷楷的家鄉，蔡廷楷的親屬中也有餓死的。據當地傳說，是蔡廷楷的親屬把真實情況告訴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訴周恩來，事情才得以揭露，問題才得到解決。其它地方沒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這些人物並不關心家鄉，蓋子就揭不開了。
註解：
[註一] 《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十二頁。
[註二] 林里：《向中央作檢討的陶鑄》，載張湛彬等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七零-一七一頁。
[註三] 陶鑄：《虎門公社調查報告》，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註四] 《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十二頁。
[註五] 魚米之鄉的大逃亡——廣東三年大飢荒情況》， [新觀察/xgc2000.com] 。
[註六] 林里：《向中央作檢討的陶鑄》，張湛彬、劉傑輝、張國華主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中國商業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第一七一頁。
[註七] 魚米之鄉的大逃亡——廣東三年大飢荒情況》， [新觀察/xgc2000.com] 。
[註八] 同上。
[註九] 林里：《向中央作檢討的陶鑄》，張湛彬、劉傑輝、張國華主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中國商業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第一七一-一七二頁。
[註十] 彭建新：《六十年代廣東省經濟調整概述》，載《當代中國史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三期，第三十七頁。
[註十一] 魚米之鄉的大逃亡——廣東三年大飢荒情況》， [新觀察/xgc2000.com] 。
[註十二] 同上。
[註十三] 朱雲成主編：《中國人口•廣東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註十四] 曾樹基：《大飢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一三九頁。
[註十五] 張進齊：《關於羅定縣出現嚴重水腫、死亡事件向省委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日。本節內容除另有註明外，都是取自這個報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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