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五十六）

【新唐人2014年1月23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下篇：綜合專題

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

在短短三四年時間內，非正常死亡三四千萬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觀原因，還是領導集團的主觀過錯？若干年來，中國共產黨都歸罪於客觀原因。

一九五九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飢餓而死說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還煞有介事地在全省開展「愛國衛生運動」來防止「瘟疫」（註一）。這個說法很快不攻自破，后又歸罪於自然災害。一九六零年十月一日《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說：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更加強調自然災害的影響：「在一九五九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一九六零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說「天災在大多數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註二）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進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註三）毛澤東很不喜歡這個說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批評了對形勢估計「一團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完全歸罪於「自然災害」。「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提法是：「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註四）這裏把大飢荒的原因歸結為三點：政策錯誤；自然災害；蘇聯撕毀合同。但強調「主要是『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這實際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具體化，但加上了蘇聯撕毀合同的因素。歷史的真實情況是怎麼樣呢？

一 天災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國疆域遼闊，地形複雜，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少數國家之一,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區發生大大小小的天災。查閱中國的自然災害記錄可以發現，中國自然災害是非常頻繁的。從公元前二零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五十五年內，我國發生較大的旱災一千零五十六次，差不多兩年一次，較大的水災一千零九十二次，平均每兩年一次。（註五）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九七年的四十八年間，平均每年旱災受災面積二千零三十四萬頃，水災受災面積九百八十八萬公頃，二者合計約佔我國農作物播種面積的百分之二十。（註六）

一九四九年長江、淮河、漢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嚴重決口漫溢，水災嚴重；一九五零年察哈爾、綏遠、內蒙古遭受旱災，山東、平原和遼寧省遭受水災；一九五二年黃河下游、長江流域夏季乾旱，淮河上游和漢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澇；一九五三年，長江以北大部分地區春夏少雨，遼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魯、豫盛夏多雨受澇，南方部分地區夏旱較重，北方低溫凍害嚴重，颱風造成了嚴重損失；一九五四年長江流域因持續暴雨而產生特大洪澇災害，淹沒農田四千七百五十五萬畝，一千八百萬人受災，死亡一點三萬人。一九五五年華南和西南地區有冬、春旱，華北地區春旱嚴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決口；一九五六年夏秋在江南地區、秋季在黃河中上游及長江中上游少雨乾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災嚴重，颱風災害也很嚴重；一九五七年晉、內蒙西部春夏秋連旱，黃河到長江北岸夏秋季先澇后旱，江南盛夏乾旱，東北多雨受澇；一九五八年全國大部分地區春夏偏旱，黃河中游出現大洪水，鄭州黃河大橋橋墩曾被洪水沖毀。（註七）儘管年年有天災，但中國的糧食產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後也同樣多災多難，持續性乾旱對農業影響很大，特別是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旱情最重（註八）。在大的自然災害中總是要死一些人（特別是水災）。要把三年大飢荒的原因歸罪於自然災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據的。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肯定是有自然災害的。問題在於，這三年的自然災害是不是比歷年的自然災害更加嚴重，即使嚴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幾千萬人死亡，這就需要將這三年的自然災害情況與歷年的自然災害情況作一個比較。

[一] 用官方的數據分析

據官方數據，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全國自然災害是相當嚴重的。一九五九年受災面積達四千四百六十三萬公頃，成災面積一千三百七十三萬公頃。繼一九五九年大災害后，一九六零又發生了建國以來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六千五百四十六萬公頃，成災面積二千四百九十八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五十年來首位。一九六一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六千一百七十五萬公頃，僅次於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達二千八百八十三萬公頃，為一九九四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百分之八十以上為絕收）。（註九）

【資料來源】災情面積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第一九零頁，糧食產量見《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第一四一頁。

【註】 自然災害指水、旱、霜、凍、風、雹等災害。成災面積指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耕地。

國家統計局的這些數據來自農業部的災情統計。而農業部的災情統計是各級政府層層報的。國家統計局是為政權服務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災害」的調子，國家統計局不可能提供與此相反的數據。連比較講科學的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任國家統計局局長時也只能「上面要什麼數就給什麼數」。（註十）其他人就更難說了。當然，作為職業統計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數據的客觀可靠，這是他們的職業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況在統計系統中還有不少不講職業操守的人，其中層次越高的官員，職業操守越差，而數據要經過高層次官員「審核」才能發布。更為重要的是，各級地方政府層層上報災情數據時，總是誇大災害。誇大自然災害既可以減少上交和得到救濟，也可以減輕官員們餓死人的政治責任。

然而，即使從官方公布的數據中，我們也難以得出餓死人的原因是天災。

我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歷年糧食產量也列在表十五•一中，可以看出，糧食減產和受災嚴重程度並不呈正相關關係。

從表表十五•一中可知，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零年、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的成災面積都超過了一九五九年，都沒有出現大飢荒。在這十一個年頭中，有九個年頭糧食產量超過了上一年，其中有六個年頭糧食產量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

就從表上列出的一九六五-一九六一年三年數字來看，也看不出糧食產量和天災的正相關關係。一九六一年的成災面積比一九六零年高出百分之十五點四，但一九六一年的糧食產量卻比一九六零年高出百分之二點八。

退一步來說，即使是糧食大幅度減產，只要中國門戶是開放的，只要有糧食市場存在，就不會發生飢荒。當糧食稀缺的時候，糧價就會上升，外地糧食就會流入，中國沒有糧食，外國糧食也會流入。中國當時是對外封閉的計劃經濟國家，沒有糧食市場，更沒有融入國際糧食市場之中。

由於中國疆域遼闊，地形複雜，各地的氣象情況是很不相同的，這個地區有災，可能另一個地區豐收。雖然區域性的災害頻出，但總體上還是過得去。即使沒有糧食市場，政府可以從豐收地區調糧救濟災區，老百姓也可以到豐收地區投親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國歷史上只有區域性的飢荒，幾乎沒的出現像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期間這樣全國性的大飢荒。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一九二八-一九三零年全國二十二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一千萬人。從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六年，十七年災荒合計死亡一千八百三十六萬人。（註十一）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一九二八-一九三零年的死亡人數不到六百萬，是最嚴重的一次；一九三一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十四萬。（註十二）

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三年之內就餓死三千六百萬人，少出生四千多萬人，就是按官方公布的天災數字，把這個歷史上罕見的人口大規模減少歸罪於天災，顯然說不過去。

[二] 用三百五十個站點的氣象資料分析

由於中國的一切數據都由國家統計局壟斷，除了統計局以外，很難找到其它的數據。然而，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總是千方百計尋找和利用其它數據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國的農業氣象學家們還有自己的統計和研究。為此，我先後五次到國家氣象局向專家求教。我不僅在國家氣象局圖書館找到了不少資料，還經專家指點，找到了一本能回答我的問題的書，這就是高素華主編的《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註十三）

這本圖集是農業氣象學家根據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間全國分佈大致均勻的三百五十個站點的氣象資料作出的分析。這本書不僅資料來源於非官方，而且用曲線形象地描述了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中國的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和其它年份的比較，不懂氣象學的人也能直觀地了解這三年的氣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別。

我們從這本書中的幾個指標曲線來看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災害程度。再從其它書中引用有關知識對這些曲線作出簡單的解釋。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據對自然災害評價的需要，氣象學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來劃分乾旱等及。他們認為，這個指標能夠反映乾旱的本質特點。它反映了該年降水量與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離程度。如果當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則不論是降水量多的地方還是少的地方，都不會發生乾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計算：D＝（B－X）／X×百分之百

【資料來源】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著：《中國自然災害區劃研究進展》，北京，海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四十四頁。

山東一九五九年就餓死了不少人，當時說是山東大旱。把死人歸罪於旱災。當時山東的乾旱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氣象資料表明，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全省平均降雨量為二百七十八毫米，比常年同期（三百六十毫米）偏少百分之二十三。即降水量距平為負百分之二十三。（註十四）從表十五•二中可以得知，負百分之二十三在一般乾旱線以下。而山東省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九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達負百分之四十四，屬一般乾旱，這時還在混亂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也沒有餓死人。

高素華採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來分析全國情況。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某年降水量－四十年平均降水量）／四十年平均降水量×百分之百

他們採用全國分佈大致均勻的三百五十個站點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的降水資料。四十年平均降水量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曆年降水量之和除以四十。由此算出每一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他們繪出了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間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隨年代的變化曲線。曲線圖的縱座標是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橫座標是年。圖十五•一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與四十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從圖中可以看出，一九六零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約為負百分之三十，為一般乾旱。其乾旱程度遠遠低於一九五五、一九六三、一九六六、一九七一、一九七八、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等年份。一九七八年的旱災遠比一九六零年嚴重，還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沒有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百分之八十，是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一九五四、一九七三等年份。氣象專家將澇災分為澇、大澇兩個等級，連續一個月降水距平大於百分之二百，連續二個月降水距平大於百分之百，連續三個月降水距平大於百分之五十為大澇。（註十五）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只能算一般澇年。一九五四年澇災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的現象。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五十頁。

生長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四-十月是農作物生長期（簡稱生長季），這個時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高素華等採用全國分佈大致均勻的三百五十個站點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的降水資料，制出了圖十五•二所反映的「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從圖十五•二中可以看出，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與年降水量距平變化曲線大體是一致的。由於各地區在不時季節降水量分佈不同，各地的生長季降水量距有所差異。但從總的趨勢上看，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這三年，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四十年來最小的幾年，遠遠小於一九五四、一九六五、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一九七八、一九八九等年份。從偏離幅度看，這三年是一個常態年份，不能說是大災之年。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五十三頁。

年平均氣溫距平時間變化曲線

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有重要影響。我國氣象學者利用全國大體分佈均勻的三百五十個站點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的年平均氣溫的平均值繪出的全國氣溫距平時間變化曲線，如圖十五•三。可見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一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歷年來最大的，即年景比較正常。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四十一頁。

從此曲線可以看出，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氣溫偏離常年不是最大的，沒有出現超常低溫。

「降水生產力」（TSPn）和「氣溫生產力」（TSPt）都屬於「氣候生產力」。所謂氣候生產力就是以氣候條件來估算的農業生產潛力，即在當地段的光照、溫度、降水等氣候因素的作用下，假設作物品種、土壤肥力、耕作技術等作用都得到充分發揮時，單位面積可能達到的最高產量。這是自然條件影響糧食產量最直接的科學表述。降水生產力（TSPn）和「氣溫生產力」（TSPt）都有科學的公式來計算。（註十六）由於過於專業，本處從略。

氣溫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TSPt）

農作物的自然生長力與氣候有關，主要是與氣溫和降水有關。從氣溫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上可以看到所選的年度與歷史平均水平的偏離幅度。偏離幅度小的即正常年景。圖十五•四中可以看出，從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氣溫生產力的偏離不是最大的。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五十六頁。

降水生產力時間變化曲線（TSPn）

【資料來源】高素華主編：《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第五十九頁。

寫完了這一部分以後，我心裏還不踏實，想找高素華當面求教。高素華是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已退休。經多方周折，我於二零零五 年八月三十日在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採訪了她。一見面，就感到這是一位很有科學素質的女性。講話很客觀，不偏激。她說：「我們的研究沒有政治影響，是純自然科學研究。客觀情況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高素華一九六三年畢業於瀋陽農學院農業氣象專業。畢業后一直在國家氣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認為我的理解是正確的。她說：「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在全國範圍內沒有出現大面積的旱災和澇災，也沒有出現大面積的低溫災害。這三年是正常年景。」

金輝先生髮表了《風調雨順的三年》一文，其中提供了一份《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一八九五-一九七九）》，該表是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專家根據全國一百二十 個水文站點歷年的水文氣象檔案資料編製的，逐年記錄了這八十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最後得出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三年風調雨順的結論。金先生的這篇文章被人廣為引用，影響很大。

我請高素華看了金輝先生的《風調雨順的三年》一文。高素華看后說：「我們搞農業氣象的不用水文站點的數據。水文數據和農業氣象數據不可比。水文數據對研究徑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來對農業氣象作出判斷。」她還說，旱災和澇災對農作物的影響不同，一度旱災和一度澇災是不對等的，所以，把上述水文站點的旱澇度數進行數據處理是不合適的。高素華說：「我們氣象學者不用『風調雨順』這種帶有情感色彩的說法，我們只是用數據證明這三年是正常年景。」

註解：

[註一] 見本書「天府飢魂」一章。

[註二] 劉少奇：《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辦法》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三三七頁。

[註三] 見本書「大飢荒對中國政治的深遠影響」一章。

[註四]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七五四-七五五頁。

[註五] 孫廣忠等：《中國自然災害——獻給「國際減輕自然災害十年」活動》，北京，學術書刊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五-六頁。

[註六] 張曉、王宏昌、邵震：《中國水旱災害的經濟學分析》，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十六頁。

[註七] 孟昭華：《中國災荒史記》，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七六五-七七九頁。

[註八] 張曉、王宏昌、邵震：《中國水旱災害的經濟學分析》，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二十二頁。

[註九]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十五頁。

[註十] 薛暮橋：《苦戰三月，改變全國統計工作面貌，實現全國統計工作大躍進！》，《統計工作》，一九五八年第十四期，第三頁。

[註 十一]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三年，北京，第一四二-一四三頁。

[註十二] 李文海主編：《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註十三] 高素華主編：《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北京，氣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註十四] 魏光興、孫昭民主編：《山東自然災害史》，北京，二零零零年，第一三五頁。

[註十五] 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著：《中國自然災害區劃研究進展》，北京，海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四十四頁。

[註十六] 高素華主編：《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說明部份。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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