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面的這篇文章是多年前寫的，後來出版幾本講儒學的書，總想把它收進去，雖然盡量喬裝打扮，題目都用的是「《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商榷」，但都沒逃過出版社的火眼金睛，只准魯迅亂放火，不準老夫點煤油燈。混不過去，只好作罷。發在這裡，以示冥頑。
魯迅先生在1935年發表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談了他對孔子的一些看法。筆者上高中時讀到了這篇文章，當時矒矒懂懂，對孔子的情況知之甚少，對魯迅先生崇拜甚深，人家說啥咱信啥。從那以後，孔子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負面的。這些年由於教學的需要，總在搜集和處理儒學的材料，發現孔子不但並不可憎，反而十分可敬。
在今天，魯迅先生的影響力比孔子要大得多，最近還經常有人引用他文章中的觀點，對孔子和儒學進行總體的否定。為此，筆者覺得有必要對他的一些見解談談看法。
一
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
俗話說「情人眼裡出西施」，反推過去就是「仇人眼裡出東施」了。同樣是孔夫子的經歷，經過魯迅先生這樣的描述，就顯得其人處處不受歡迎，和誰都合不來，一事無成，眾叛親離，暗淡悲涼，但筆者的看法卻不是如此。孔子三歲喪父，孤兒寡母，在少年時期一定是吃了很多苦頭的，但長大後在季氏家任職，日子自然會好很多。此後的一生中，他的日子過得並不算壞，在學問上的成就也頗為卓著，受到當時社會的普遍認可，要算響噹噹的國際名人，活著的時候就已經被人視為聖人。魯迅先生對於他的介紹，都顯得味道不對，刻意扭曲事實，明顯地有矮化、醜化孔子的主觀意向。
1。孔子擔任魯國的司寇，由於對魯國的政治失望，主動棄官出走，謀求到其他國家任職。這本來是他自動要跳槽，卻被說成「又立刻下野，失業了」，聽起來倒像是被人炒了魷魚。不提人家主動棄官的情節，整個周遊列國的積極意義就被抹煞了。我的印象是：自動拋棄一個諸侯國司寇的高官厚祿，憤然不和無道的統治者合作，冒險踏上實踐自己救世救民理想的坎坷道路，其人格的高尚是不言而喻的。
2。縱觀孔子的一生，在魯國時，季氏的家臣陽貨倒是在孔子面前趾高氣揚過，但他不是「輕蔑」孔子，反而是想逼孔子出來做官，為他服務。孔子不肯屈節，其表現是正義的。後來他被定公起用，在國內沒有人「輕蔑」他。周遊列國時，他一直被所到之國奉為上賓，雖然不獲實權，但禮遇還是優厚的，也沒有人「輕蔑」過他。晚年回到魯國，被尊為國老，受到哀公和季氏的抬舉，「輕蔑」之事更無從談起。魯迅先生說他「為權臣所輕蔑」，並沒有事實根據的支撐。
3。孔子不滿當時的社會現實，周遊列國，希望獲得權柄，從而實踐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最終沒有能夠如願。他的這種表現確實受到過當時人們的種種非議，例如「耦而耕」的長沮和桀溺、芸田的丈人、衛國的荷蕢者、楚國的接輿、魯國的晨門等。這些人雖然有種地的，有看大門的，貌視地位卑賤，但都根本不是真正的「野人」，而是一些與孔子持不同的處世態度的隱士，屬於有見識的「士」的階層。他們認為當時的社會現實黑暗，在這一點上和孔子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他們主張當隱士，潔身自好，孔子則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體現了一種對黑暗現實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體現了他對社會負責任的態度。魯迅先生說他「為野人所嘲弄」，同樣沒有事實根據的支撐。這裡的「野人」，自然說的是最為基層的平民，這就將孔子放在了所謂「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4。孔子在陳、蔡之間被圍困，餓扁了肚子，但圍困他的人並不是什麼「暴民」，而是陳、蔡兩國大夫們的人馬。《史記·孔子世家》：「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5。孔子學生眾多，出色的有七十二人。魯迅先生卻說成「中用的卻只有七十二」，這是很不公道的評價。一個「中用」，降低了七十二賢的檔次，還把那兩千九百多人都說成不「中用」的草包了。借用孔子的一段「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竟然生髮出「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的獨家見解，以顯示孔子做人的失敗，這是極不負責任的一種「惡搞」。孔門弟子中，孔子最為器重的是顏淵，其次像子貢、子夏、子游、曾參、閔子騫、南容、冉耕、有若、冉雍、原憲等許多人，哪個不是孔子「真可以相信的學生」？孔子去世之後，學生們按照對待父親的禮數，為他守孝三年，而子貢則守孝長達六年，這樣的師生情誼，在整個中國教育史上也十分罕見。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孔子不僅沒有教出好學生，而且學生們對他也很寡淡，這是嚴重地不符合事實的。
魯迅先生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不同於文化大革命中盲目批孔的年輕人，他這樣「戲說」孔子，不尊重事情的本來面貌，其做法是不可取的。
二
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又說：「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們的聖人，終於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眾並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
歸結起來，這些話能給人這樣的印象：孔子是統治者的代言人，一點也不為民眾的利益著想，他為虎作倀，是統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人民群眾早就看清了其走狗本質。照此看來，五四時期的「打到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顯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了。
儒家提倡統治者是「民之父母」，要求他們全心全意地為民眾服務。在儒家經典中，充滿了對黑暗現實的批判，充滿了對統治者無道行為的譴責。他們的立場從來都是站在民眾利益方面的，是民眾利益的代言人，其主張已經明確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地步了。魯迅先生說孔子設計的治國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筆者認為他從根本上顛倒了黑白，這也「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
晚清以來，中國積貧積弱，積愚積腐，激怒了有血性的國人，對權勢者恨得咬牙切齒。在這種背景下，原來官為「父母」、民為「赤子」的上下關係理念被掃蕩，取而代之的是階級鬥爭的理念。仇官心理、仇富心理、仇知心理被發酵膨脹，人際關係的連續統自然地斷裂為不共戴天的兩大陣營，社會進入了激烈動蕩的無序狀態。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人們的理性和良知往往被熊熊燃燒的仇恨之火所焚毀，投入了你死我活的鬥爭。
自古以來亂世出英雄，亂世也興學術。學術在亂世應運而生，其產生和存在的價值就是要給社會開出撥亂反正的藥方。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黑暗動蕩，因而促動了孔子主動救世的熱情，倡導儒家的思想體系。這一體系的服務對象是整個社會人際關係的連續統，其立足點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要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來規範整個社會，首先是約束那些破壞公理和秩序的統治者，其次也要約束那些破壞公理和秩序的被統治者。追求社會競爭方式的有序性和合理性，這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流價值觀。為實現秩序和公理的回歸，社會付出的作戰代價往往非常慘重，結果往往是得不償失，誠所謂「兩朝號易千州覆，一將功成萬骨枯」。
正因為儒學具有普遍真理的價值，具有「得人心」的效用，任何人都不敢真正地站在他的對立面，所以才有了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整體尊孔現象，儒學才會成為人們的「敲門磚」，也就有了袁世凱、孫傳芳、張宗昌之流的尊孔表演。
階級鬥爭的仇恨之火焚毀了人們的判斷理性，人們採用了這樣簡單而荒唐的做法：既然歷代統治階級都尊孔，那麼我們就要反孔。進而將儒學的「民本」性質也直指為「官本」性質了。說什麼「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樣歪曲儒學，割裂民眾和儒學的「親密」關係，造成了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這是筆者所不能認可的做法。對於政治流氓們打起尊孔旗號的偽善行為表示憤慨，其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因為恨流氓而也恨儒學，其做法就不可理解了。難道可以認同「既已厭惡和尚，恨及袈裟」的做法嗎？和尚自己破了「八戒」，難道是「袈裟」所標誌的佛學道理的罪過嗎？人們懲罰了破戒的壞和尚，難道還要進而去拆廟燒經嗎？
魯迅先生這樣來介紹孔子，既不尊重事實，也缺乏理性思辨的說服力，還為後來的不懂儒學卻又猛批儒學者提供了狂轟濫炸的炮彈，不能不令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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