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表兄從共產主義者到回歸孔子

【新唐人北京時間2018年10月31日訊】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學家余英時,最近出版回憶錄。歷時12年寫作,細述余英時的心路歷程思想理念。余英時多年來站在學術界的高位,解讀共產主義和剖析中共。其觀點明晰,見解深刻。

「職業學生」煽動學生上街遊行

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說:我最早正式接觸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在從瀋陽遷回北平以後。1947年年底,瀋陽已在共軍包圍之中,我們不能不離開。在北平住了11個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在北平這11個月期間,我失學在家,無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學生偶有來往。

回憶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須特別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長10歲,當時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三年級。其實我們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後便已參加了共產黨的附屬組織–「少年先鋒隊」。但在1949年以後,我才發現原來他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而且是北大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北平的學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發動起來的,不過每當大批學生在街上示威遊行時,他卻從不參加,往往在我們家中喫茶聊天。我們當面戲稱他為「職業學生」,他也付之一笑。

我記得他在瀋陽時,常常約朋友多人到我家聚會,在大客廳中關起門來談話,一談便是3、4小時。1949年8月,我回北平時,他才告訴我當時在我家開會的都是中共重要的地下領導人,因為當時北平風聲很緊,保不住身,因此轉移陣地到瀋陽活動。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輸共產主義的人。由於我很尊重他,因此才開始研讀並思考種種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便是他介紹給我的。就這一意義說,他是我的一位「啟蒙者」。

但我自己探索的結果並沒有讓我完全接受共產主義。我當然反對社會財富由少數資本家壟斷,因此傾向於一種分配公平的體制,同時也願意接受某些涉及全體人民生活的大企業(如鐵路)應由國家經營,但是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當時許多人都討論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共產主義追隨者悟:全是一場「誤會」

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過程中,我發現他並不屬於非常激進的一群。例如對於他的校長胡適,他並不像多數左傾學生那樣一味譴責,有時也能持平看待。他當然責難胡適親美,但胡適在1947年提出「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他卻不只一次加以稱許。

另一方面,在企圖說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時,他也偶然使用辯證法、唯物論的思想武器。然而,他畢竟只是一位實踐者而不是理論家。我記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揚「宇宙一切皆變」的「真理」。我問他:這條「真理」也應是宇宙間之一事,它本身變不變呢?他冷不防有此一問,便很坦率地說,他的理論修養還不能立刻對這個問題作出滿意的回答。這是他「不知為不知」的具體表現,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並不建立在理智的認識上,甚至可以說,他對「共產主義」的整個體系實在不甚了了。若再參考和他同時代的黨內知識人的例子,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後有了新的覺悟,也無不異口同聲地說當初對信仰的選擇多少不免出於「誤會」。

1949年8月,我從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學時,表兄已是北京市長彭真手下的一個重要幹部。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學,順道訪我而未晤。事後有人告訴我:項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說是你的親戚。我初聞「項子明」之名,為之茫然。幾分鐘後我才省悟,原來這是表兄的黨名。後來在文革初期,海外報刊有關於所謂「北京暢觀樓事件」的報導,記述了他反對毛澤東的言論。不用說,他必已變成了「革命」和「專政」的對象。

重晤表兄:大悔不言 回歸「孔子」

我最後一次和表兄汪志天聚會是在1980年代初的紐約。那時他以北大代書記的身份到美國訪問大學。我們在紐約暢談了兩天,這是分別30多年以後的重晤,彼此都不勝感慨,而且他的意氣相當消沉。

談話中我發現,他對早年信仰顯然已發生根本的動搖。他自己沒有說出來一句悔恨的話,但他的夫人很率直地對我說:「你們(主要指我的父親)看得遠,幸而早出來了。」他在一旁也默認了這個說法。我不願再深入挖掘這個問題,以免觸及他的傷痛,而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

最後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們到紐約唐人街去吃飯,途中經過一座很大的孔子銅像。他看見了,忽然十分興奮,一定要和我在銅像前留影,作為紀念。在他早年信仰誠篤的時期,這是不可想像的事,可見他確是出於內心不可抑止的一種衝動。

很顯然,在早年的信仰徹底幻滅之後,他的價值觀似乎向兩個源頭回歸:一是「五四」以來流行的西方主流價值,如民主、自由。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他所參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著「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識青年的。二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主要表現在對於人的尊重。這是他對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

余英時1930年生,祖籍安徽。燕京大學肄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時多年來堅持反對共產主義,其在2014年接受臺灣《聯合報》採訪時表示,中共將很快垮臺。他認為民主思想從儒家「以人為本」思想發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嚴,但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完全被抹滅,從1920年代開始就極力破壞,僅以暴力統治國家,人活著失去尊嚴;領導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敗,變成「最壞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黨的資本主義」,看不見改變的希望,共產黨政府一定「很快會垮臺!」。

(記者李蒨蒨報導/責任編輯: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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