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青年给邓丽君写了一封信 结局他未曾预料

【新唐人2014年2月24日讯】(新唐人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1985年大陆一青年男子收听广播歌曲后,给台湾当红歌星邓丽君写了一封信,结果丧失政治前途,从此整个人生命运被改变,但他并不言悔⋯⋯

时年51岁的一大陆男子何军,2月24日在台湾《旺报》刊登一篇文章《我给邓丽君写过一封信》,当年21岁的他喜欢在广播中收听邓丽君的歌曲,以为邓丽君是一名普通歌唱演员,“应该写封信鼓励鼓励她”,于是写了一封信。几天后中共国安人员气势汹汹找上门来严厉审问,斥责他收听敌台还给敌台的邓丽君主动写信,成了巨大的政治污点,最后“以工转干”的机会就这样彻底的画上了句号。

大陆网民敬称为“国民歌后”的邓丽君,2009年被中共《中国网》评选为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但在1983年前后,中共领导人积极推行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宣称邓丽君的歌曲是“黄色歌曲”“靡靡之音”,认为歌词里的“男欢女爱”是重大的精神污染,在舆论界展开严厉的批评。邓丽君的录音带被彻底清除,当局恐吓说如果发现有私藏,绝对没收并且罚款。作者当年所处的正是那场运动的高峰期。

其实邓丽君是文艺界公认的德艺双馨华语女歌星,她的唱片销量达4800万张,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她的正义勇敢精神也没有那个港台艺人可以相比。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后,邓丽君在香港参加了抗议集会,颈上挂着“反对军管”的牌子,在30万人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中,演唱她特创歌曲。她还当众宣布过:“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她说到做到,至死没有登上中共独裁的大陆土地。

她也非常关爱大陆人民的命运,1991年在金门前线马山观测所时,邓丽君向大陆喊话说:“我希望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够自由发挥聪明才智,国家的未来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

邓丽君的许多情歌现在大陆已经是家喻户晓,可她那些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歌曲,至今在大陆文艺舞台上被禁唱,这些歌曲有《梅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中华民国颂》、《台湾好》等。

以下附上何军的《我给邓丽君写过一封信》全文:

1985年5月的一个初夏,那时,我才21岁,像往常一样,到了晚上,又打开家中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一个叫《为你歌唱》的电台节目,这个电台播出的都是台湾歌曲,那天晚上,电台刚好又播了邓丽君的歌,播音员还告诉大家,如果喜欢邓丽君的歌,可给邓丽君写信,她会寄歌碟给大家,并播出了收信的地址。

那时,对邓丽君的了解并不多,知道邓丽君,还是一次偶然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她的歌,当时还以为她只是一位很普通的歌唱演员,正因如此,自己常常想,应该写封信鼓励鼓励她,告诉她,她的歌是如此的动听,好多人都喜欢听。于是,在1985年5月的一个初夏,我给邓丽君写了一封信。

爱听小邓唱歌

信中,并没有向邓丽君索要歌碟,从小父母都教导我们,不要随便向人家要东西,虽然播音员告诉听众,邓丽君会将歌碟寄给大家,但我仍没有去索要,我只是想写信鼓励她,告诉她,不仅我很喜欢听她的歌,我周围的许多人,也都很喜欢听她的歌,是她的歌声,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快乐,并希望她再接再厉,唱出更好听的歌。

信寄出不久后的一天上午,单位的书记,叫我去他办公室一下,我以为,我的转干被批准了,心中大喜。

当时在单位,我一直是以工人的身份,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工代干”。干部家庭出身的我,一直都将进入政府部门去从政,努力工作争取当领导,视为我人生最理想的工作奋斗目标,但没有干部身份,是进不了政府部门,更谈不上去从政当领导了。但就在给邓丽君写信的不久前,单位给我说,准备向上级为我申请干部指标,并说,这是国家最后一批的“以工转干”指标,以后不会再有。

兴冲冲的走进门,却发现两个陌生人很严肃的看着我,气氛也有些紧张,书记说,这两位是国家安全部门的,说完,就离开了办公室。

“国家安全部门的?”我正在纳闷,对方发话了:

“为什么给敌台写信,是自己主动写的,还是有人教唆你写的。”

“给敌台写信?”我听到之后,脑子一下都懵了。

“你父母的姓名,工作单位,兄弟姐妹的姓名,工作单位?”

双方一问一答几个回合后,他们也觉得,我还真的不像给敌台写信的特务,于是,善意的提醒我,是不是给国外的地址写过信?

这下,我忽然想起,给邓丽君写信的地址,是日本东京,中央邮局的某个信箱,于是我将给邓丽君写信的事,如实的告诉了对方。

给敌台写信

审问持续了数小时,临走时,他们告诉我,我不仅收听敌台,而且还主动给敌台的邓丽君写信,属于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本是准备来我们单位,抓我去国家安全部门审问的,但我们单位的书记说,我在单位表现不错,也很有发展前途,来单位抓我去审问,对我影响不好,于是,才改在书记办公室对我进行审问,对我的处理结果,到时会通知单位。

于是,我在惴惴不安的日子里,等待着处理结果的到来。

几天过去了,数十天过去了,处理的结果没等到,反而听到了,与我同时填转干表的同事和同学,都已经正式转为国家干部的消息。我匆忙找到党办具体办事的同事,他告诉我,转干,对政治审查很严,因为我收听敌台,还主动给敌台的邓丽君写信,属于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我的转干指标取消了,并且还告诉我,这是国家下发的最后一批“以工转干”指标,以后不会再有了。

我不相信,这是最后一批的“以工转干”指标,总以为,等我给邓丽君写信而遭到审问这一风头过后,单位会给我转干的。我痴痴的,仍旧满怀希望的等待着。

从此人生转向

一年过去了,数年也过去了,我终于忍不住了,便找对我还不错的书记询问,书记很吃惊的说道:你还在等呀,不是给你说了吗,你的转干指标早就取消了,继而又很心痛的对我说,你不该给邓丽君写信,那可是最后一批的转干呀。

转不了干,就进不了政府机关,更谈不上去从政,去努力工作争取当领导了,自己人生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工作奋斗目标,算是彻底破灭了。

怎么办?从政的路堵上了,那就从商吧,痛定思痛,我毅然从内地去了广东,投入了商海。

如今,与我同时填转干表,并成功转干的同事和同学,许多都已是局长或书记了,偶尔相见,他们都会感慨的说:“如果你当初不给邓丽君写信,现在也是书记了”。

至今不后悔

是呀,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写信时,我还是一个21岁多的小青年,如今,已是51岁的中老年人了,但我并不后悔,我为自己至今仍保留着,年轻时面对社会和陌生人都充满着真诚的感情而骄傲。

只是,难免觉得一些遗憾,遗憾的是,邓丽君并没有收到这封信,她并不知道,在三十年前,有一个大陆的小青年,曾经为了鼓励她,而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中告诉她,她的歌,很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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