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导师”:中国经济有五大寄生虫

【新唐人2016年11月23日讯】被媒体盛传为“习近平导师”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近日再度发表敏感言论,直言中国经济基本症结是社会的寄生性,具体表现在五个环节:一、沉重的税费负担;二、腐败、寻租加重企业的交易成本;三、国企的垄断性获利;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五、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打破了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同时也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

1955年出生的孙立平是辽宁省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大陆知名学者、时评家郭一平曾在博客称,孙立平曾担任习近平的“论文指导教师”,因此,外界将孙立平称为“国师”、习近平的导师。

过去30年滋生大量寄生虫

孙立平近日在微博中提到,众所周知,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环节滋生了大量的寄生物。它们吞噬着社会创造的财富,加重着经济系统的负担。在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候,问题的严重性还显现不出来,因为财富的增量在大量增加。而到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孙立平分析称,这种寄生性表现在什么地方?至少有如下五个环节:

第一,沉重的税费负担。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税负最沉重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之后,不可能长期保持那样的增长速度。现在速度降下来了,政府收入没有那么快的增长了,但养的那么大机构和那么多人员你让谁回家?上到半道的项目不接着投行吗?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能短时间改掉吗?此外,还要准备对外打仗,还要用大量的钱维稳。在这种情况下税费怎么能降下来?

第二,腐败、寻租加重企业的交易成本。

这里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上两个体制方面的原因。一是现行体制赋予有关部门的权力过广、过大、过泛、过于随意有关。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值得重视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背景下的机构扩张问题,实际上,除了财政收入增加的原因,政府本身就有一种机构扩张的冲动,有时甚至会使这种扩张超出财政能力之外。由此就形成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机构建立起来了,但财政只是提供部分经费,余下的部分自筹,包括收费罚款分成等。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寻租现象的发生。

第三,国企的垄断性获利。

国有垄断性企业占据了国民经济中各个优势环节,而且在市场中以垄断性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其结果,是加重了消费者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双重负担。

第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近些年来,实体经济处境艰难,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畸形扩张。但金融资本的收益最终要来自实体经济。按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的研究,现在中国金融资产已经接近200万亿。按5%利息率计算,至少给实体经济施加了10万亿的利息索取,利益过分向金融和地产集中。

第五,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打破了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同时也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

泡沫是虚的,而其造成的结果却是实的。因为在财富泡沫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食利者阶层,对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负担。

中国面临三个最急迫问题

今年6月28日,孙立平在一场公开演讲时称,中国社会面临最急迫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老百姓的希望感。他说,这三个问题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的时候,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孙立平分析,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过去的两个30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潜力基本上释放完毕。现在不是简单地按照哪个30年的道路往前走的问题。现在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30年。这个新的30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30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出13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的普世价值,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这也就是这几年他一直强调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孙立平的上述言论,被认为与习近平当局近期一再释放的危机和变局信号相呼应。并在微博引发热议。有网民跟帖表示,中国“要变天了”,“错过了最好时机就可怕了。”

孙立平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敏感言论均强调,解决中国当前各方面的困境和问题,实现真正的政治体制上的变革才是唯一出路。只有在新的体制下,才可能解决经济的转型问题,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公平正义。

(记者文瑞综合报导/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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