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8)

【新唐人2017年01月05日讯】5 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1927~1928年 33~34岁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亲自制定对华政策。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八月一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M. F. Kumanin)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八月十五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十八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喝,只好喝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着拼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十四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全世界都以为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是农民起义领袖的神话也大半起源于此。毛一手制造了这个神话,对美国记者斯诺编了套有声有色的故事。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未来燎原烈焰的火星。(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 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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