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导论之一:共产主义罪行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生命无法抗拒死亡,但记忆却在与虚无的抗争中日益深沉。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记忆之伤》(Les abus de la memoire)

有文曰:“历史学就是描述人类灾祸的科学。”我们这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世纪(译者注:指20世纪)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前几个世纪里,鲜有民众和国家免遭大规模暴行的蹂躏。欧洲主要列强都曾参与非洲奴隶贸易。法兰西共和国曾进行殖民活动,尽管有过一些善举,但殖民仍因一系列丑闻而声名败坏,这些丑闻一直延续到最近。美国依然深受暴力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深深植根于两大历史悲剧——对非洲黑人的奴役和对美洲土着的灭绝。

事实上,就嗜血程度而言,我们这个世纪与过往世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快速回顾一下过去,就可得出一个确凿不移的结论:这是一个充满人类大劫难的世纪,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更不必说更多地区性惨剧了,诸如亚美尼亚、比亚法拉(译者注:尼日利亚东南部一个由分离主义者建立的国家,于1967年成立,至1970年灭亡)、卢旺达等地发生的惨剧。奥斯曼帝国无疑卷入了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德国则参与了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灭绝行动。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统治下,屠杀了埃塞俄比亚人。捷克人不愿承认,他们1945年和1946年对苏台德德意志人的所为,绝非可效仿的典范。就连瑞士近来也卷入了一场丑闻,因其参与管理纳粹从被灭绝的犹太人那里盗取的黄金,只是该国的行为与种族灭绝不可相提并论。

共产主义在这个充满悲剧的历史背景中,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它占据着最具暴力性和最显着的位置之一。共产主义是“短暂20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最典型的特征,这段时期自1914年于萨拉热窝开始,至1991年于莫斯科落幕。共产主义就处于这段历史的中心舞台。它的出现早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比二者历时更久,且在四大洲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共产主义”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区分共产主义的学说与其实践。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共产主义已经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千年。柏拉图不就在其《理想国》(Republic)里介绍了理想城市的概念,其中的人们不会被金钱和权力所腐蚀,而智慧、理性和正义会占上风吗?再来看看学者、政治家、1530年时任英国大臣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他是《乌托邦》一书的作者,书中也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后来,他被亨利八世下令用斧头处死。作为评估社会的一种方法,乌托邦哲学可能有其一席之地。它从世界民主国家的生命之源——思想中汲取养分。但我们所关注的共产主义并不存在于思想之超验领域(transcendent sphere)。这个共产主义完全是真实存在的;它存在于历史的关键时刻和特定的国家,被其知名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约瑟夫.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以及法国的莫里斯.托雷斯(Maurice Thorez)、雅各.杜克洛(Jacques Duclos)和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赋予生命力。

且不论共产主义理论学说在1917年以前的现实共产主义(real communism)实践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正是现实中活生生的共产主义,实施了大规模镇压,最终导致国家支持的恐怖统治。但是,其意识形态本身是否无可指摘呢?总会有一些吹毛求疵的人断言,现实共产主义与理论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诚然,声称在耶稣基督诞生前、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在19世纪阐述的学说,需要为20世纪发生的事负责,将是荒谬的。但正如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所写的:“革命就像树木一样,要靠所结果实来识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历史上以“布尔什维克”这个名字更为人所知)1917年11月决定自称为“共产党人”,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有理由,在克里姆林宫为那些他们视为前辈的人——托马斯.莫尔爵士和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树立纪念碑。

共产政权的所为,已超越个人犯罪和为特定目的的小规模杀戮。为了巩固其对权力的掌控,它们将大规模犯罪变成一项完善的政府制度。经过各个长短不一的时期,从东欧的几年到苏联和中国的几十年,恐怖逐渐消退;这些政权形成了一套惯例:每天实施镇压性措施、审查所有通讯方式、控制边境和驱逐异议人士。然而,对恐怖的记忆,继续使人们相信镇压的威胁依然存在,这种威胁因此继续发挥效应。目前在西方颇有市场的共产政权,无一例外——“伟大舵手”的中国不例外,金日成的朝鲜不例外,甚至“胡好老叔”的越南,以及以个性张扬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强硬派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为辅领导下的古巴也不例外。我们也不能忘记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统治下的安哥拉,或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统治下的阿富汗。

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从历史还是道义的角度,共产主义的罪行都未得到公平和公正的评价。通过聚焦在其统治中心及全球最遥远地区的罪行之规模,来研究共产主义,已有率先尝试的案例,本书即为其中之一。有人会说,这些罪行中大多数是按照法律体系所采取的行动,该体系由共产政权的官方机构来执行,而这些机构已被国际认可,其国家元首继续受到热烈欢迎。但纳粹主义当时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将曝光的罪行,不是用共产政权的标准来判定,而是用人类自然法则的不成文规则来判定。

诚然,作为政权和政党,共产党的历史、政策,及其与本国社会及国际社会的关系,不完全是犯罪行为的同义语,更不用说是恐怖和镇压的同义语了。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和那些“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在毛泽东死后的中国,恐怖变得不那么显着了,社会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旧常态及“和平共处”,哪怕是为了“寻求以其它手段进行阶级斗争”。这已成为国际现实。然而,很多档案和证人结论性地证明,恐怖始终是现代共产主义的基本成分之一。让我们彻底摒弃这样的想法:行刑队处决人质、屠杀起义工人以及强行饿死农民,都只是某个特定国家或时代所特有的短期“意外事件”。我们的研究方法将涵盖所有的地理区域,并聚焦在罪行上,将其作为共产主义制度自始至终的典型特征。(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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