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高文謙:我所見證的「六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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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4年6月1日訊】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丹,謝宗延報道) 十五年前發生在中國北京規模空前的公民示威, 在坦克, 槍彈和鮮血中結束,中國官方把它稱爲“平息反革命暴亂”,十五年後的今天,面對爲”六四”平反正名的呼聲,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把這場震驚世界的屠殺稱爲是“一場嚴重的政治動蕩”。 時間似乎可以沖淡人們的記憶,然而“六四”這一難以癒合的傷口。 並不僅僅是遇難者家屬的痛, 更是中共的痛, 也是我們民族的痛。 在紀念“六四”十五周年之際, 《透視中國》節目推出紀念”六四”專題節目, 讓我們“回顧六四, 反思歷史, 拒絕遺忘”。

【林丹】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 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 《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先生, 十五年前曾因起草致中共中央公開信, 要求肯定學生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 而遭到撤職的處分。 他以一個曾是中共體制內學者的獨特視角, 見證了”六四”這一中國現代史上的悲劇。 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紀念“六四”專題節目中, 高文謙先生將和一起回顧一下“六四”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

【高文謙】六四發生的原因, 可以說不是一個簡單的原因。 它是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十年之後 中國的社會, 經濟和政治各種矛盾集中的一次爆發。 一九七八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它確定了中國的改革的方針, 即把這個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 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領域, 在思想領域又不斷的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 反對自由化這些運動。 雖然中共自己在總結文革歷史經驗教訓時候說, 以後再不搞運動了, 但實際上這句話根本沒兌現。 八二年的清除精神污染, 八四年 八五年的反自由化, 到了八七年最後把中共的縂書記胡耀邦用一種非正常的手段撤銷他的職務。 當時給他加的罪名是支援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 反自由化不力。 那麽具體講就是胡耀邦在處理八六年學潮的時候, 手太軟弱。用鄧小平的話叫軟弱渙散。

【林丹】那八六年的學潮是怎麽囘事呢?

【高文謙】當時中國十年改革最大的問題就在於, 這是一種跛腳鴨式的改革, 經濟改革這條腿長, 政治改革這條腿跟不上, 不能夠彌補經濟改革中的不足。 相反使得腐敗的問題, 使得社會不公的問題, 使得黨內民主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 那麽學生就是希望國家能夠走上一條長治久安的道路, 這條道路需要有制度來保證。

【林丹】是什麽樣的原因, 直接的原因, 學生開始沖出校門走向街頭了呢?

【高文謙】六四的發生的導火索是胡耀邦之死, 最先走上街頭的是學生, 學生爲什麽要走上街頭? 他們就是覺得對胡耀邦這麽冤死感到忿忿不平。

胡耀邦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心臟病突發在北京去世的。 在此之後天安門廣場就不斷的象滾雪球一樣, 不斷的有送花圈的, 貼標語的。 當時給我的感覺就是“山雨慾來, 風滿樓”。因爲我當時在體制內, 我看到很多《簡報》, 新華社的《動態清樣》報道說, 有一小撮壞人在挑動學生反黨反社會主義。

學生到新華門前去請願, 要求給胡燿邦平反。 四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胡的追悼會, 學生們是頭一天晚上就已經趕到廣場去參與悼念胡燿邦。 學生們派代表到上面去跪著, 遞交請願書。 這場面我都看到了。

【林丹】爲什麽這場學生運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一個廣泛的支援呢?

【高文謙】八八年的時候, 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根據鄧小平的指示進行物價闖關, 結果引起物價飛漲。 這就形成了社會的一個廣泛的不滿。 那個時候買什麽, 甚至於手紙都沒有地方去買去, 什麽東西都一搶而光。 有很多人一輩子攢的錢,兩千多塊錢, 最後物價那麽一上漲之後, 兩千塊錢在銀行裡已經不值什麽錢了。 這是他一輩子的血汗錢。

【林丹】那什麽叫物價闖關呢?

【高文謙】原來中國大陸的物價是由國家來控制, 現在就是要讓它歸還市場, 由市場來決定這個價格, 但是這件事情必須要有步驟的, 但是那個時候走得過猛, 也傷害到了老百姓的切身的利益。

那時候有很多人走到天安門廣場去, 但是每個人走到天安門廣場的具體的原因是不一樣的。 但是縂的看呢, 它是個歷史的合力。 這個合力有政治的因素, 有經濟的因素, 有黨內民主的問題, 有真是為中國今後的發展擔憂, 種種的因素攪在一起, 發生這麽一場巨變。

【林丹】 我們看到六四的時候好像走上街頭的人不僅僅是學生, 很多的國家幹部也走上了街頭, 支援學生運動。 您對這個問題怎麽看呢

【高文謙】我也是其中之一了。 在後來清查的時候, 開我批判會的時候, 有人就給我上綱了,說我這是從背後捅了中央一刀子, 哪有共產黨的幹部上街反對共產黨的。

我是這麽看的。 共產黨實際上, 他跟整個社會民衆的脈搏是息息相關的。 那麽共產黨的幹部同情和聲援學生, 這恰恰説明在當時那種歷史條件下的黨心和民意的向背。

民心可用, 民氣可用, 爲什麽最高領導人不能夠利用這麽一個機會, 把原來阻力重重的政治體制改革往前推一步, 相反的是一個頂牛, 最核心的就是鄧的四月二十五號的講話。 鄧在講話中就公開提出來, 不怕流血, 不要怕什麽國際上什麽輿論, 我們就按我們自己的方針辦。 這話裡面已經是露出殺氣了

第二天, 根據鄧的四二五講話就起草了一篇 “四二六社論”。 “四二六社論”就給學生定了性, 說這是一場動亂, 學生們就不幹了, 所以才有一個 “四二七”大遊行。

四月二十七號大遊行的時候, 當遊行隊伍要從中關村的當時武警, 公安設的幾道封鎖綫沖出來的時候, 那真是一股洪流啊。 我當時就站在復興門的立交橋上, 我看到清華大學的隊伍, 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幾位白髮老教授, 他們擧著一個白顏色的一個條幅, 條幅上寫著: “跪久了, 站起來遛遛”。 當時我一看這幾個字, 我心裡面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我的眼淚不由自主我就掉下來了。 因爲我是搞歷史的, 我知道中國在這幾十年的的風風雨雨中, 中國知識分子是處在一種什麽樣的境遇。 用毛的話說呢, 知識分子是附在工農這張皮上的, 換句話說呢, 你必須要聼我的呵兒, 你不聼呵兒的話呢, 就沒你的飯吃。 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從建國以後實際上是十分悲慘的, 一直是在給黨, 實際又是給毛一個人在下跪。 “跪久了, 站起來遛遛”, 這是一種黑色的幽默, 但是這裡面的是五味俱全。

再往下呢, 雙方就準備要對話。 但是說句實在話, 依我來看呢, 從我當時心情上講呢, 我一方面同情支援學生, 我知道中國真要走上長治久安的道路, 學生這些要求是完全正確的, 是非常合理的。 但另外一方面, 我也知道中國畢竟太大, 歷史的積怨又太深, 不能夠操之過急。 所以我是非常希望雙方的事情趕緊了了之後呢, 把這個事情作爲一個動力利用起來, 利用這個民心把改革往前推, 這對中國來説是非常之有利的。 但最後的發展呢卻恰恰相反。 導火索就在五月十三號的絕食。 這是用生命來為一個政治的訴求抗爭, 這一下子就是學生把自己的命就擺到上面去了, 那就等於是要逼著政府做出讓步。

五月十八號李鵬和學生代表開始進行對話, 但是雙方談得是不歡而散, 雙方誰也不讓步。 而實際上內部 “八老”已經在開會了, 已經確定趙紫陽下臺。 所以到了五月十九號的時候, 在總後禮堂就開了黨政軍大會, 宣佈戒嚴。 原來以爲大概是比較快的就可以控制局面, 但實際上戒嚴之後整個北京市的市民就動員起來了, 所以各路的軍車統統進不了城。 最後他們只好化整爲零, 穿著便衣, 走地道, 各種渠道往天安門走。 所以大家看得已經非常清楚了, 最後的這麽一場攤牌已經勢不可免了。

【林丹】六四以後各單位都有一個清查, 那在這清查的過程中您的是什麽樣的境遇呢?

【高文謙】我是機關裡面被審查的重點, 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我當時和其他人一塊兒帶領機關幹部到街上去。 第二點, 是説關於我起草了一封公開信, 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 內容就是要肯定學生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 而且我們曾經還有類似這種話, “清除腐敗要從最高領導人做起, 大義滅親”。 中直機關互相之間都是串著的, 我們這封公開信後來就被人貼到中組部的報欄裡面去了, 後來在清查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成為中組部的一件大案了。 其實我當時並沒有具體的所指, 就是當時作爲一個普通黨員, 希望共產黨能夠肩負起歷史的這麽一個責任, 反映民心, 整治腐敗, 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所以六四之後我就把我自己関起門來“閉門思過”, 這個“過”是加引號的過, 不是過失的過。我自認為在六四中我沒有做錯任何的事情。 “過”是過去的過, 反省自己的角色, 過去在文獻研究室作爲一名官方的禦用學者, 給官方寫史, 很多情況下並沒有把自己所看到的所有情況都真實的都給寫出來。 那麽我從那時候開始起, 我就萌下了這麽個願望, 就是: 不再做禦用學者要寫一本真正忠實于歷史的書。 儘管我的父母包括我本人跟共產黨曾經有過千絲萬縷的關係, 但是到這個時候緣分已經盡了。

【結語】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長達近兩個月的天安門抗爭活動, 在人民軍隊的武力鎮壓下結束。 中國官方稱它爲“平息反革命暴亂”,而國際媒體稱其爲“六四大屠殺”, 那麽究竟是“平息暴亂”, 還是“血腥屠殺”呢? 在下次《透視中國》的紀念“六四”專題節目中, 高文謙先生將以他在的親身經歷, 爲六四作證。 請您注意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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