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地震中的改革大廈

1976年7月28日,中國唐山發生大地震。43天後,毛澤東逝世,一個絕對威權的時代就此結束。兩年後,中共摒棄了「階級鬥爭為綱」,轉而「以經濟工作為中心」,「改革開放」的時代就此開始。

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如果將改革視為一座大廈,則這座營造了一個世代的建築,迄今尚未完工,算得上是一樁「鬍子工程」。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北川的大地震,再度撼動中國大地,也將改革工程中的一切問題推到了桌面上。既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改革大廈」的設計與施工質量,也不得不在此時此刻接受檢驗。

一、地震危情:「豆腐渣工程」PK「一百年不動搖」進入2008年以來、雪災、股災、物價上漲、拉薩騷亂、聖火事件、列車相撞、手足口病直至大地震,三十年來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在天災人禍的觸發下一齊浮出水面。在「家天下」時代,遇有天災,皇帝必定會下詔「罪己」;如今時代不同了,據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關於地震是「天譴」或「報應」之類的說法,一露頭就被鳴鼓而攻之,決不承認是上天降罪。但人禍與天災之間的關聯思考,卻總是在人們心頭縈繞,要想迴避也難。

本次大地震,中共領導人接受今春雪災的教訓,在危機處理上反應迅速,個人形象頻頻得分。但地震現場許多「豆腐渣工程」頃刻間土崩瓦解,特別是大量中小學校舍倒塌以及救災款物管理的不透明,迅速引起了公眾對官場腐敗的問責,並延伸到教育投入、地震預報、水庫與環境安全、「一胎化」政策(對失去一切的受災家庭而言,最無法承受的是失去獨生子女)等諸多領域。官方媒體則推出了大量煽情故事以化解民怨,一時各說各話。

從近期中共高層的表現來看,雖然調動了一切行政資源救災,竭力營造一個高效有為的政府形象,但畢竟積重難返,至今無法擺脫地方及中層以下的尾大不掉之局,現行體制的擁護者,也有不少是改革大廈中的碩鼠與蠹蟲。在意識形態上,宣傳仍沿襲「壞事變好事」的老套路,雖然在歷史上首次為普通百姓降半旗致哀,但在國殤日高呼「加油」也屬世界首例。製造「反華勢力」的假想敵,鼓動愛國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試圖將國人對同胞的哀痛化為奧運動力,「揚我國威」之類政治先行的傳統輿論導向,與「以人為本」南轅北轍。

面對公眾對災害傷亡等「人禍」的問責,災害發生時「公開透明」的高姿態變得曖昧了,一隻看不見的手加快了動作,屏蔽資訊、禁止採訪、發動反擊、圍剿異見……等等等等,這套老掉牙的手法在信息時代能否奏效?是否會起到「為淵驅魚」的反作用?任何有常識的人都心知肚明。不計後果地向「輿論一律」時代倒退,凸顯了主管部門的落伍與無奈,也昭示出當局所處的窘境——一切為了保住執政地位。

鄧小平被譽為改革的總設計師,他將中共的政治權力安危繫於改革開放,視為百年基業,宣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然而,「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在建長達三十年的「改革大廈」,施工質量如何?其間有無「豆腐渣」成分,又有多少「王八蛋」從中上下其手?這不能不從執政黨內部查找原因。以上兩個詞是前總理朱鎔基在1998年水災期間罵出來的,又一個十年過去,貪腐愈演愈烈,基業還能百年不動搖嗎?

二、設計缺陷:「科學發展觀」VS「摸著石頭過河」?

任何一座大廈的建設,皆須有全套藍圖,從最簡單的平面圖到最複雜的施工圖,都不可或缺。「改革大廈」是一個系統工程,雖然在技術標準上允許「與國際接軌」,但從總體設計上又強調「中國特色」,其他國家的方案「不能照搬」。總設計師的指導思想是「貓論」,當初只提出了一個框架草圖,其他要靠主持施工的工程師們臨場發揮——「摸著石頭過河」。按照總設計師的草圖,改革大廈的建設分為經濟和政治兩個工作面,合起來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工程從設計到施工,管理班子換了三批,頭一批除了總設計師,另外兩位主角連名字都幾乎湮沒;第二撥承包商從理論上代表一切,卻只顧悶聲發大財,撇下一個豆腐渣工地走人了;當今的主持者提出「科學發展觀」,承認「民主是個好東西」,比「摸著石頭過河」多了幾分預見性。科學與民主,本應是發展觀的兩個方面,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可偏廢。

朱學勤先生曾提出:「三十年來中國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他把1978年-1989年視為第一場改革,將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迄今作為第二場改革。我在不久前的一次會議上,曾當面向朱先生提出商榷。我認為:第一,中國改革是一個連續的歷史進程,我不反對將其分階段評述,但從時空上、邏輯上有其連續性,整個進程無法割裂;第二,雖然改革的領導者有更迭,但主導改革的執政黨只有一個,不應以人物劃分場次;第三、將改革分作兩場來評述,可以作為一個新聞話題,甚至可以是一個哲學命題,但不具備歷史科學上的意義。

回顧三十年的改革史,經濟體制改革的工程延續下來了,有改革也有開放;政治體制改革工程則由於某次事故曾長期停頓,如今只是內部小改,不對公眾開放。設計從一開始就存在缺陷:在社會轉軌的進城中,權力從未被關進籠子,並隨著經濟的增長而膨脹,導致權力尋租貪腐橫行,某些利益集團已具備了自立門戶的實力。改革的「怪獸化」,不僅使社會公正受到挑戰,也正在挑戰執政黨自身的權威及合法性。

三、政治輪迴:從革命到改良,從壟斷到放權按中國傳統曆法,明年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花甲之年(六十歲),其間經歷了從革命到改良、從壟斷到放權的歷史循環,中共也經歷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地位變遷。

改良與革命,是社會變革的方式的兩種不同選擇,都具備一定意義上的正義性。前者是用漸進方式逐步化解社會現有的矛盾,後者則是以激進方式一攬子解決社會長期蓄積的矛盾。革命成功之後,需要通過不斷的改良(或曰改革)來調整社會利益的分配,以保持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但如果改良不能保證公平和正義,則革命將會超越它。這也就是我過去常說的「改良與革命賽跑」。要回顧三十年改革,毛時代是重要的參照物。毛澤東的「不斷革命」,是對革命的誤讀。自1949年到1976年這一階段的輪迴,不僅未能實踐建國前的民主憲政承諾,而且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消滅了民間社會,馴服了同盟者。壟斷了一切政治權力;不僅未實現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的承諾,而是提前發動社會主義革命,通過「對資改造」和「人民公社化」,壟斷了一切經濟利益資源。

這種政治和經濟的壟斷,源於一元化的意識形態,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叫做「黨是領導一切的」。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下,只允許全能型的、包辦一切的政權模式存在,社會分工和民主監督皆無從實現,甚至連獨立思考都有罪。對真理的壟斷,最終導致了個人崇拜乃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令全社會失去理性陷入動亂,造成了經濟、政治的全面危機,革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被視為「思想解放」的開始,對真理的壟斷雖未徹底放棄,但已在相當程度上有所鬆動。經濟上的開放搞活,其實是回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原點,允許私人資本主義重新發展。以上兩方面的舉措緩和了社會矛盾,啟動了社會轉型,也有效地維繫了執政地位。就政治權力而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故「四項基本原則」仍必須堅持。

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在總結前蘇聯崩潰的歷史經驗時,總結出壟斷權力、壟斷利益、壟斷真理的三點教訓。「三個壟斷」其實也是毛澤東時代的特徵。提出並主導「改革開放」,是中共對毛時代罪孽的一次成功的自我救贖,也是其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重要標誌。改革開放是一個從壟斷到逐步放權的過程,放權是為了長久利益,壟斷並未消失,而是轉換為比較溫和的形式,歷史的慣性依然發揮作用。

四、經濟輪迴:從「以革命的名義」,到「以改革的名義」縱觀五十九年間中國的財富走向,中共的執政理論至今尚未自圓其說。毛時代通過土改、對資改造不斷製造階級鬥爭,直到發動「文革」廢止憲法,普遍地侵犯人權和財產權,以「革命的名義」集中了民間的財富,其結果只是平均分配了貧困。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財富走向,則是在「一部分人先富」的旗號下,以「改革的名義」重新瓜分這筆國民財富及其增殖部分,其結果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至少繼承了兩項「文革」遺產:一是1956年通過「對資改造」成為公私合營的企業,支付給私方的定息到1966年「文革」爆發就停止了,按年息5釐計算,十年間只支付了50%;「文革」結束後,公私合營企業全部成為為國有,不再承認私方的股權。二是原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土地,「文革」中全部充公,「文革」結束後,部分房屋得以發還或給予了補償;但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的條款,房屋下面的土地變為國家財產,這就使政府成了中國最大的地主。

上述兩項資本與土地所有權上的變更,是在「文革」剛剛結束、權屬尚不明晰的狀態下悄然實行的,由於公民的權利意識已被摧毀殆盡,無人敢於公然提出異議。直到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制拍賣和城市開發拆遷開始後,矛盾才逐漸暴露出來。政府成為這兩項「文革」遺產的受益者和拍賣莊家,各種官商勾結的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是當今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所在。

20世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實現民主憲政。進入21世紀,中國的經濟命脈掌握在「血酬」權力、跨國公司和權貴資本手中。建國時「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共同綱領》中由全民普選產生全國人大的規定,歷時59年仍未實現。

五、政黨輪迴:從革命黨到執政黨,從會黨到現代民主政黨當中共領導人正為地震危機高度緊張之際,一位恩怨糾葛多年的兄弟、曾經的友黨和宿敵——中國國民黨,卻完成了從革命黨——執政黨——在野黨——現代民主政黨的轉型,於2008年5月20日在台灣重掌政權。

中國近代政黨往往帶有濃厚的封建會黨色彩,家長制與派系、陰謀與暴力的魅影,長期揮之不去。國共兩黨曾同是「以俄為師」的黨,同樣靠「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從體制到觀念極其相似。國民黨因獨裁和腐敗失去了大陸,到台灣後長期實行威權統治,直到蔣經國時代才開始接受普世價值。歷經兩次選戰敗北之後,終於浴火重生,完成了向民主政黨轉型的歷史輪迴,並在民意選舉的背書下再度贏得了合法性。

天下究竟是國民的公器,還是政治集團的戰利品?武力可以維持統治,但無法贏得民心,國民黨從「打出天下」到「天下選出」,昭示了從「黨天下」向「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回歸。越是為了黨派利益拚命壟斷權力,越是可能失去權力;只有將全民和社會的利益放在黨派利益之上,人民才會賦予權力。

中共將改革視為維護權力的重要手段,自稱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如未能完成向現代民主政黨的轉型,它就仍然只是一個政權。沒有真正的民意支持,最擔心失去的,也許就是最可能失去的。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最近參謁中山陵時,題寫了「天下為公,人民最大」八個字,足以發人深省,「百年老店」國民黨的失敗與成功,是中共最現實的參照系。

六、歷史選擇:公民社會,或「二次文革」對三十年來改革的反思,從去年就已經開始。進入2008年這個「奧運之年」後,社會持續震盪迄今,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社會前途的深切憂慮。必須承認,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社會意識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商品經濟的活躍喚醒了中國人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作為納稅人,有權過問政府收支;作為公民,有權監督政府行使權力。

地震似乎使社會在一夜間走向成熟:公眾一反以往的聽任態度,開始認真監督官方救災機構的善款、物資使用;而民間NGO及大量志願者出現在救災第一線,也是一種世人矚目的社會現象,反映出國人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往中國官方總是習慣於「為民作主」,並對民間社會的成長心存疑懼;本次地震中公民社會責任感的勃發以及民間組織的活躍,是今後中共政權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

十九年來,民間蓄積著一股民粹主義的社會能量,如何釋放這股能量,各種政治力量都有盤算。主流長期習慣於借左打右,借右打左,以維持政權的穩定,但一段時間以來,這種平衡開始被打破:製造仇富、排外心理,發動對自由主義學者的圍攻以及對某些新聞媒體的討伐……,對真理的壟斷在回潮。將民粹主義情緒引向狹隘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以圍剿自由主義者,否定普世價值。這種策略很容易奏效於一時,因為前三者天然可以形成群體,而後者往往是天然個體。

某些官方媒體一再揮舞棍子出招,「和諧社會」反倒不大提了,這是一個危險信號,折射出失去平衡的社會有可能走向裂變。玩弄民粹之火的失算在於,民粹主義從骨子裡就帶有反精英和不信任政府的屬性,它和烏托邦主義一樣,最易被現代化進程中的受害者及邊緣化人群所接受。現實中的暴力維權者和虛擬世界中的網絡暴民,都有可能成為民粹主義或鼓吹「二次文革」之新老「左派」的信眾。回顧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大小官僚們的命運,就該明白這把火最終會燒到誰頭上。

地震中的改革大廈,如今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突發事件有可能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也未嘗不是擺脫困局的最後機會,這就需要政治智慧。是走向分裂動盪的「二次文革」,還是走向民主憲政的公民社會?中共要選擇,中國國民也在選擇,最終是歷史在選擇。

--轉自《公民》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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