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都有清明節追憶故人的風俗，后來中斷了，2005年我給人大寫信，要求把清明節定為公共假日，2008年有了清明假日，我們應該利用這個假日，修复集体記憶，悼念那些為自由民主作出貢獻的故人。
二十世紀的后五十年，中國當權者所建立的集体記憶，充滿着歪曲、篡改和掩蓋真相，他們通過壟斷權力，操控教科書、媒体和文學作品等，建立起一整套為共產意識形態，為一党專政服務的集体記憶，很多堅持正義，堅持民主法制的先知者，被打進地獄之后，他們的事跡、著述、形象，也被埋葬了，隨着時光的流逝，他們逐漸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
現在很多青年人，不知道趙紫陽是誰，不知道他是中國八十年代黃金時期的主要國家領導人，是推動改革開放的闖將，擔任過國家總理和中共總書記。1989年后他從人們的記憶中逐漸消失了。我們要恢复那段時間的集体記憶，就應該悼念這位重要的歷史人物。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文革”中的先知者、抗爭者張志新，林昭，王申酉烈士与“文革”一起，正在從我們的集体記憶中消失。今天，我們應該利用清明節，來悼念他們，修复人們對文革的集体記憶。，
抗日戰爭，也是被當局歪曲最嚴重的一段歷史，為了修复抗日戰爭的集体記憶，我們應該悼念抗日烈士張自忠等人和領導抗戰的英雄人物蔣介石。
1958年后，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餓死几千万人，誰為苦難的農民鼓与呼？是彭德怀，但是彭德怀正在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我們應該悼念他，修复對那段歷史的記憶
1957年春天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很多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具有西方民主思想，要求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在中共當局號召的鳴放期間，發表了大量的見解和論述，針砭了時政，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他們提出政治設計院，批評党天下，現在看來，都有很高的价值，他們很快被打成“极右”。后來他們中有些人，雖然獲得了改正，不叫右派了，但是并沒有肯定他們當時的思想和政治要求。 山東大學的校長陸侃如和我的老師著名物理學家束星北，對如何治理大學，如何弘揚民主法治精神都有很精辟的論述，在他們身上展現出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對自由的追求，他們在57年都被打成右派。后來得到了改正，但對他們的先進思想和抗爭的精神沒有肯定。現在官方的記述里面，只講他們是文學家，物理學家，根本不愿提及他們的政治抱負和先進理念，甚至在編撰的山東大學校史中，也沒有他們被打成右派的記錄，更不愿触及他們打成右派之后，二十二年中，他們受到的屈辱、折磨。當權者，就是要在山大的集体記憶中，消除這些人的正面形象，讓人們忘記反右運動，
我們應該利用清明節的公共假日，去悼念那些，被人歪曲，抹煞為歷史做出貢獻的人物，要通過悼念歷史人物，來修复，人們的集体記憶，澄清歷史真相。
今年，我還要去英雄山，悼念英烈。
2009年4月1日于山東大學
附上：近几年在清明節我的悼念記錄
孫文廣清明悼念英烈記錄
2005年3月我給兩會寫了公開信《建議清明節為法定公眾假日》
2005年4月5日清明節
我与我的妻子及李昌玉夫妻，共四人，一起打的前往濟南英雄山烈士公園山頂紀念塔前，祭奠紫陽，拍照留念，并送上了史若平老師寫的悼念趙紫陽前總書記的詩：“清明祭紫陽，百花獻靈堂。傲菊寒霜打，春色難阻擋。趙紫陽先生永垂不朽！”
2006年4月5日清明節
由于各种原因，我邀請的几位朋友都不愿意与我同行，我只得單身一人去英雄山頂心祭先烈，山上游人寥寥，看到共青團組織的悼念“革命先烈”活動，我繞紀念塔轉了几圈，心中感到有些凄涼。
2007年4月5日清明節
仍然找不到与我同行的友人，我的老伴，怕我出事，陪我去了英雄山。事先在家中白布條幅上寫了一些挽聯：“悼念為自由民主犧牲的烈士” 、“悼念為信仰自由犧牲的烈士”、“悼念抗日英雄張自忠烈士”、“悼念民主先驅、思想解放先驅張志新烈士”。
怀揣這些挽聯上了路，到了山頂，我們把這些挽聯系在紀念塔周圍的欄杆上。有人伸頭來看，我問他這個毛筆字寫得還可以吧。他說，寫得不錯。准備照相時才發現，相机坏了，只得請上山的山東藝術學院的兩個男女大學生幫我照了几張相，也与他們合了影。
下山時，遇到了山東大學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的40多個大學生，他們知道我是管院退休教授，對我很熱情，并邀我与他們一起照相留念。我留給他們我的電子信箱，后來他們通過信箱，將照片傳給了我，使我感到了大學生的熱情友好。
2008年3月30日
按照事先的設想，准備今年清明節（4月4日）去英雄山祭奠烈士，送上花圈。后來想到，我多次公開發表文章，表示今年清明我要出門祭奠英靈。因此清明出門可能受到阻攔，所以改變計划，提前在清明節前最后一個休假日3月30日，去英雄山獻花圈。
我們一行三人，帶着花圈去英雄山，而且分頭前往。花圈是折疊的，不算太顯眼，開始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來到山頂，游人不少，還有不少小學生排隊前來祭奠 “革命先烈”。現場只有一個外地送來的紀念“革命先烈”的花圈。我和車宏年，沿着紀念塔轉了几圈，看看有沒有可疑之人。選好一個朝東的地點，一是因為這里風比較小，另外，這不是紀念塔的正面，可以減少過多的注意，以免麻煩。怕被風刮倒，將花圈緊緊地綁在欄杆上。因為怕敏感的挽聯帶來麻煩，所以最后才從口袋里拿出事先寫好的悼念趙紫陽總理的挽聯，將其用鐵絲固定在花圈的龍骨上。這些工作都是車宏年完成的。這是最后一道工序，挽聯可能會給花圈帶來麻煩，所以要把這些挽聯用鐵絲固定，不單是怕被風吹走，也怕有人來故意破坏。
這時有不少游人前來圍觀，大概有20多人。我向圍觀的人說：趙紫陽先生生前在經濟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上做出很多貢獻，我們應該紀念他，踏着他的腳印前進。這時，有一個中年的婦女說，趙紫陽确實也做了不少好事啊；還有一個中年人說，我們應該悼念趙紫陽；有一個50多歲的人突然問我：“趙紫陽死了嗎？”我感到一惊，忙說：“趙紫陽先生已經在2005年1月17號去逝了。報紙上沒有怎么報導，就寫了50几個字，放在不顯眼的地方，很多人都沒有看到。”然后我們就照相，也請游人幫我們一行三人拍了照，然后下山，幸好沒有遇到任何的麻煩。
下午我寫了一篇《孫文廣邀您去英雄山祭奠英烈》，复印了10份，并貼到山東校園的張貼欄上。晚上給海外媒体發出了一篇《今天我們給紫陽獻花圈》，并附了三張照片。
2008年3月31日
校園張貼的几張海報，《孫文廣邀您去英雄山祭奠英烈》，今天上午發現，都已經被撕掉了。
上午，山大管院党委書記打來電話，要我老伴下午去談談，說有省里的人來一起談。
下午，車宏年發短信給我，說他也接到通知，明天市公安局找他談話。
下午3點，我老伴去了院党委辦公室，与公安3人（其中一人為處長），兩男一女，加管院書記共4個人，与我老伴談了兩個小時，5點返回。談話的內容主要是針對我去英雄山祭奠紫陽、和在外网發出的稿件（《今天我們給紫陽獻花圈》），他們還拿出來三張在外媒上与稿件一起發表的祭奠紫陽的照片，給我老伴看，讓她指認另外兩人是誰。老伴說，她有白內障看不清，警官告訴她，昨天在校園內張帖了鼓動學生清明節去英雄山祭奠英烈的海報（《孫文廣邀您去英雄山祭奠英烈》）。老伴對他們講，孫文廣的事情她都不知情。談話持續了兩個小時，老伴5點返回家中，心情不好，把我數落了一通。
警官還用威脅的語气說，煽動顛覆政府罪与海外反動勢力聯系，可能判刑等問題。我老伴問他：‘誰是反動勢力？”他回答不出來，后來改口“反華勢力”。
下午5點整，家里開始遭到電話騷扰。兩個座机和一部手机輪流振鈴，拿起話筒沒有聲音。大約響了30次，來電號碼是13026571069。
2008年4月1日 于山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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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奠日記之二（4月1日——4月2日）
2008年4月1日
繼續遭受電話騷扰，斷斷續續，每分鐘有三次響鈴，騷扰總時數約200分鐘。
昨日在校園內張貼六張“孫文廣邀您去英雄山祭奠英烈”，當晚被撕。今日開始制作傳單和展板。
共制成六份傳單，每份包括几篇文章，A4正反面，并制作了四張展板，每張展板有多篇文章。除陳奚落外，又有一位年輕朋友來幫忙。展板的標題是：
《孫文廣：祭奠清明專輯——清明祭奠英烈之一》
《清明四五運動的經驗教訓——清明祭奠英烈之二》
《台灣中央廣播電台楊憲宏与孫文廣談清明——孫文廣清明祭奠英烈之三》
《清明節文化宣言——還原中國歷史真相 追尋祖先自由英風——清明祭奠英烈之四》
《為什么祭奠趙紫陽——孫文廣清明祭奠英烈之五》
《孫文廣悼念趙紫陽——清明祭奠英烈之六》
《為什么要悼念蔣介石？——孫文廣清明祭奠英烈之七》
2008年4月2日
今天電話騷扰升級，從早9點開始，一直到午夜23：30。不但持續時間長，而且方式有“進展”。原來振鈴有間隔，一般響5次（有時2次或1次）就停下來。而今天的騷扰電話，振鈴可以連續響30多分鐘，使人非常煩燥，只能拔掉電話，這就接不到來電。這种行為可是新發明，發明者我想非專家莫屬。我准備明天打110報警。
中午約12點，我們三人到了山大新校食堂，展示展板，散發傳單。有的同學說：“孫文廣又來了”。（意指前次的競選人大代表）有的同學對我說，自己思想上感到很迷茫，想找我談談，我表示歡迎。展板上有悼念趙紫陽的文章，很多同學問趙紫陽是誰，多數人都不知道，我向他們解釋。
中間的插曲是，穿着警服的人，一本正經地走到我面前，對我說：“這里不准放這些東西（指展板）。”
我問：“你是哪的？”
他說：“校公安處的。”
我問：“你有證件嗎？”
他說：“學校有規定不准放”。
我說：“拿證件來看看。”相持不下，這時來了一位干部（可能是公安處的副處長），態度比較平和，說：“你放在這里擋了路（指展板）。”我看他態度還可以，就說：“我可以挪一下。”就把展板放到旁邊一點（其實那個地方道路很寬，根本擋不住任何人）。
這期間我的朋友在照相，那位干部對我說：“不能把我們的人（指公安）照下來，你要把照片消掉。”這种事我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為了防備他把照相机搶走，我說答應他的要求。我要朋友把剛才那張照片消去了。
臨走時那位副處長說：“我認識你，你是管院教授，我也是副教授，你愛人我也認識，工作不是在醫院嗎？你要知道，大家都是要吃飯的。”我說：“這個我很理解。”他還問，給我幫忙的朋友是誰，我說是我親戚。他說讓他离開學校，我說：“那不行，我還要請他吃飯哪。”結果只得讓朋友留下。
我的經驗是，在公共場合遭遇執行任務的警察，一是不怕；二是態度文明，不要硬頂，要說理；三要懂得适當退讓，要理解對方。公安走后我們繼續派發傳單，一共發了約1000份。
下午我們去了山大洪樓老校，這里有法學院，哲學院，外文系等，學生明顯比新校更熱情。問了很多問題，包括對趙紫陽、蔣介石的評价，有的同學提出是否搞個社團，討論些問題，問我后天如何去英雄山，我說可以乘75路，我們不集合。
這里沒有遇到干涉，是否因為公安已經下班？
有人在展板上看到《為什么要悼念蔣介石》，向我們索取傳單，我們說明天才能印出來。在這里2000份傳單很快發光，在老校食堂前的展板有很多人圍盾，天色黑下來后還有人在眯着眼看。
2008年4月3日于山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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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日記三——与公安周旋 給學生講人物
(4月3日——4月10日)
2008年4月3日
今天上午，我們三人前后去了山東大學新校區，准備繼續放置展板，發傳單，剛放下，昨天那位公安副處長就走了過來，我仔細觀察了一下，他背后遠處就跟着七八位身強力壯的便衣。那位副處長對我說：根据上級文件，校園里不能撒傳單，擺攤位要事先批准。
我跟他講道理，如憲法的規定等，他听不進去，還說國務院有規定， 我問“能拿來看看嗎？”他說“可以”，并要我跟他去辦公室去看，我說東西很多，不方便，他回答：“我到辦公室拿來給你看，但你現在不要撒傳單，放展板；我們要講誠信。”我說：“那當然！”
他去拿文件，我就在那等着，來幫我的朋友提着包站在遠處，我裝着閒庭信步，走到他身邊，也不正眼看他，輕聲說：“你赶緊走開，有便衣”﹐我是怕她遇到麻煩﹐當她离開時，立即有兩個便衣跟了上去。
（一）文件說：大學校園不准散發印刷品
過了一會儿，副處長回來了，拿來份《高等學校校園秩序管理若干規定》，國家教委1990年的文件，我問：“這是1990年的文件，過了十几年，沒有宣布作廢嗎？”他不置可否，挑出第十條給我看，其中有“散發宣傳品，印刷品，應當經過學校有關机构同意。”
我問：“條文中還規定‘告示……廣告等，應當張貼在學校指定或者許可的地點。’為什么我昨天貼出的清明祭奠文章被撕掉了？”
他說：“張貼的事我們公安處不管。”我看當時的架勢，一個人無法對付這些“公安”，只得撤退。回頭找不到我的朋友們，我怕他們被抓，就到餐廳內部去找，一位 “公安”跟上來對我說：你找那位朋友吧？他已經出南門回去了，看來他們一直在注視我們，我想在這里久留，“公安”也不放心，于是就騎車帶着物品回家。三個人都先后平安歸來。
既然公安說，張貼的事他們不管。下午我們兩人就打的去了山大老校（洪家樓），張貼“清明祭奠專輯”，共14張，周圍有便衣，看的同學很多。在張貼和与同學們講話時，我把印刷品放在旁邊，用石頭壓着，任同學們去拿，這就不算撒傳單了。
（二）我給學生講趙紫陽
有人問：趙紫陽是誰？我就給他們介紹，人越聚越多。最多時約有30多人。我說，趙紫陽當過國務院總理七年，后來接任總書記，人們公認他在經濟体制改革中起到了卓越的作用，七十年代有句民謠，在全國廣為流傳：“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糧，找紫陽”。當時趙紫陽是四川省委書記，力主改革，四川糧食年年高產。万里當時是安徽省委書記，這兩人都是經濟改革的闖將，貢獻多多。
后來趙紫陽當了國務院總理，提出要政治体制改革，提倡党政分開，在國務院的各部委推行廢除中共党組的改革，以便使行政首長能獨立行使權力。1989年，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支持大眾的民主訴求，反對調軍隊鎮壓學生，主張走民主、法制途徑解決問題。高層讓他檢討，當時如認了錯，即使不當總書記，也可保留政治局常委或委員，能繼續享受高官厚祿。可是他拒絕檢討，宁愿不做官，也要堅持真理。結果被軟禁了十六年，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2005年去世。對這樣一個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出重大貢獻的最高領導人，為了中國的自由民主不惜丟掉高官，忍受軟禁的人，品德是高尚的，事跡很感人，值得我們追思，悼念。
我寫的《清明祭奠專輯之五》《清明祭奠專輯之六》都是悼念趙紫陽的。
（三）我給學生講蔣介石
我貼出的《清明祭奠專輯之七》是《為什么要悼念蔣介石》，學生對此很有興趣，不斷提問，為此給他們講了不少，還講台灣歷史。我說：蔣介石在中國歷史上有過杰出的貢獻，我不是說他沒有錯誤，沒有缺點。有人說他專制獨裁，其實對專制獨裁也要分析，很多國家領導人在特殊的情況下，比如說戰爭狀態下，看起來很專制很獨裁，但這是當時環境的要求，也可以說有一定必要。比如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羅斯福，當時戰事緊迫，有一些重大的事，他來不及讓議會討論，就自己做出決定，好象是獨裁，其實是必要的。美國總統任期是兩屆，但羅斯福卻連任總統四屆，這是不是專制？是不是獨裁？是不是違憲？我認為不是這樣。因為當時的世界大戰那么緊張，如果進行競選，候選人互相辯論造勢，會不會泄密？會不會被日本間諜破坏？所以當時的羅斯福連任四屆，不能說是專制、獨裁。
蔣介石1949年到了台灣，他所遇到的情況和二戰中的羅斯福不盡相同；當時大陸要解放台灣，雙方劍拔駑張。台灣的兵力遠遠不及大陸，要防備大陸軍隊渡海，登陸台灣，他必須用最大的精力去關注軍事。在這种狀態下，當然有些獨斷的行為和專制，也可能會誤傷一些人，對當時的蔣介石，應該放到歷史環境中去評价。
蔣介石在台灣的功績我覺得有几個方面。其一是，他在台灣主政二十余年，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台灣成了亞洲的四小龍之一有蔣介石的功勞，這是很不容易的，當時的財政開支有50%用在軍費上。我問同學，你們知道亞洲四小龍是哪些嗎？很多同學不知道，有些同學答對了。
蔣介石在台灣的另一項工作是進行改革。比較著名的有：推行台灣的和平土改，推動台灣的地方自治， 50年代初，台灣的鄉鎮長已經直接選舉。后來又實行縣長的直接選舉。
蔣介石在台灣的第三個功勞，是他捍衛了中華民國的法統，法治比較獨立，新聞比較自由，有很多私人的媒体可以表達民意。
第四，他加強軍備，防止外界的的武裝攻占。最近馬英九講到蔣介石的功勞時說：“如果沒有蔣介石，台灣早就進入了鐵幕。”這也有蔣介石的功勞。
同學們提了不少問題，我都一一問答，根据他們的要求，我也介紹了自己。
（四）公安和平民在照相上的不平等
“公安”在不斷地尋找角度，從遠處給我照相，我心想：我敢貼，敢講，還怕你照相嗎？我出現在公共場合，公安可以隨意照相，如去年選舉，這次的宣講清明，祭奠先人，他們都給我和我周圍的人照了很多相。但是平民照相的權利，卻受到很多的限制，有很多不准照的講頭。如昨天在山大新校我們的照相只因為其中有一個便衣 “公安”也被照進去，他們就一定要把那張照片消掉。有次我去山東省委辦事，在門口的出租車里給大門照了個相，結果被警衛強迫消去了相片。再如2006年我們在沂南聲援陳光誠，攝影留念，警方說我們的照片中包括了警方的人，硬是搶走相机。中山大學的艾曉明教授，在武漢給一些在公園講法律的維權人士照了相，結果也被收走了相机。几天前濟南維權人士張金鳳，也因為在維權現場拍照，不但被收走了相机，而且還被關押了十天。
凡此种种，都說明了中國大陸的警方具有一般公民所沒有的特權，他們借由自己的特權，可以任意照相，并且肆無忌憚地侵犯公民權利，要求公民消除相机中，他們認為不合适的照片，他們可以搶走某些公民的相机。
他們要達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無非是害怕公民把他們的惡行拍照下來，公布出去。
警方強迫拍攝者消去照片，甚至搶走相机，這种現象，不但多次出現在濟南，還出現在武漢，沂南，由此分析，這很可能是中央某個部門統一下的令，看來在將來的立法中，應該把保護公民的采訪權，記錄權，做為一項內容固定下來。
（五）和公安周旋
我与同學們講了好一陣子，那位副處長又來了，說：“孫老師，你到我辦公室，和你談談。”我說我不能去，有什么話你在這里當大家面講吧。他一定要我去，我就說：“你有逮捕證嗎？你有拘留證嗎？有傳喚證嗎？”他說：“哪里的話。”就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又回來，看來有點火，對我粗聲粗气地說：“我要你到我辦公室，告訴你，我只等二分鐘。”我裝沒听見，繼續講，過了一段時間，他出來對我說：“孫老師，你講話，圍了很多同學，會妨礙交通”；我對站在后面的大學生說：“后面的同學都往前站，讓出路來，不要妨礙交通。”這時，几個公安一起出來，哄走了同學，但很多學生還是站在遠處不愿离開。我看天色已晚，收拾東西准備回家。這時不少同學走過來，要求和我一起照相，留念，我都一一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有同學一直送我，并索取專輯。
二位白發蒼蒼的老者，一直在听我講話，出了老校校門，還一直送我很遠。一位山大老師要了很多“專輯”，他說，明天代我散發；另一位畢業于西北大學數學系，是57年的老右，對我的觀點表示支持。回到家里，天色已暗。
（六）四壯漢騷扰民宅
我進家已經很疲勞，剛坐定一會儿，突然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有四位彪形大漢，自稱是“网友會”的成員，要和我“交流”，還不等我回話就進了屋，東張西望，要拿走我的資料，我一看不對頭，就請他們出去，他們竟說：“我們是來和你交流的，你网上發表的觀點很不對頭。我們不同意，要和你交流。”我說：你要交流我歡迎，但要先約好，今天沒空，我還要去會朋友。他們說：我們和你一起去。我說：請吧。等他們出來，我關上了防盜門，他們在門外又嚷嚷了一陣。
這顯然是一次騷扰民宅的行為，是違法的，是誰指使的，也可想而知，但是到哪里去講理？我還是休息要緊，明天還有去英雄山祭奠英烈的重要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