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旅途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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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8月27日訊】一、重慶是藍的,他突然說。車正沿著嘉陵江行駛,窗外是點點的燈光,江水黑逡逡的一片。這城市滿是高樓,是令人驚詫地起起伏伏,公路蜿蜒在你的身下,輕軌火車從你的頭頂經過,你穿越這條小巷時,路過的十六層的住戶的家,那條牛仔褲一動不動地晾在那裡。這也是一座猙獰的城市,一切都突兀、粗大。

我們剛度過一個沉醉的夜晚。一群六十歲上下的人,都質樸、強硬而浪漫,是這「共和國」的同齡人。我們朗讀了莫名詩人的詞句,其中一首是《帝國》。我們談到了俄國興起與衰落,還有遙遠的布拉格之春。當然,還有八年抗戰,這座城市承受了狂轟濫炸,是自由與抵抗的堡壘。他們會說,重慶比倫敦承受了更多的炸彈,是在二次世界大戰這史詩畫卷中被低估的中心。這城市也正因這在轟炸下不屈服的精神而興起,否則誰會在乎這長江畔的山城?成千上萬的人,從中國四處湧來,投奔這自由中國的首都。

他們也都是這城市的局外人,或許也多少認定,在重慶被低估時,他們也被低估了。但現在激怒他們的不是被低估,而是一種新的侮辱。這城市飄揚的紅旗、紅歌,報紙上宣揚的打黑,還有被炮製出重慶理論,都讓他們難掩厭惡。

那個紅色蔓延的年代,他們都經歷過。他們中的兩位的父親都是中學教師。他們看見父親被遊街、批鬥與毆打。輕狂的少年人,喊著震徹雲宵、慷慨激昂的口號,不僅要摧殘年長者的身體,還要羞辱他們的靈魂。一些暴政用人種來區分人群,另一些則用人群。幹部、工農的子女是紅色的,他們則是黑色的,遭受無盡歧視。

暴力也都掩藏在紅色裡。在我們談話的窗外不遠處的沙坪公園裡,埋著幾百具屍體。他們都青春逼人,都熱血沸騰,都揮舞著紅寶書,呼喊著誓死保衛毛主席,然後都長眠於此。他們還是幸運者,這是中國僅有兩個紅衛兵公墓之一。蘇式水泥墓碑高大、威嚴、粗礪,雕成了815的形狀。「815」與「鬥到底」是文革時重慶最大的兩個派系。他們把坦克開到街頭,把江中的輪船改為軍艦,僅僅四十四年前,這座城市是個內戰戰場,那時也紅歌激盪。墓園的鐵門緊鎖,灰色水泥墳墓四周,青草肆意生長。除非你翻身入牆,即使他們的親人,也無法為他們祭奠,鐵門口,一瓶白酒仍孤零零的矗立著。

這些色彩又回來了。蘊涵了無限暴力、屈辱、赤裸裸無知的紅色變成了進步的象徵,是中國未來的另一種可能。人們尚無法想像,倘若一個最大的經濟體配上紅色的意識形態,會開出怎樣的惡之花。它也是新的時髦與性感,姑娘們打扮成江姐的模樣,去渣滓洞表演堅貞不屈、賣弄風情。從這個意義上,紅色又是無害的,它不過是一群虛無主義者的短暫表演,連他們自己也不信劇目的內容。紅色也再度打擊黑色,儘管這黑色已不是從前的黑色。但手段依舊,需要不停的運動,沒有任何規則與程序來保護個體。

聚會後,他驅車送我酒店。他再次提到張勛,袁世凱,他們都要復闢一個僵死的時代,也都必將遭遇可恥的失敗。在這群局外人中,他最為整潔倜儻,如果把他放在下午參觀的周公館的黑白照片裡,似乎更為妥貼。也他們的眼中,中國的一切都在墮落,政治、社會、文化甚至人的面容,高亢的只有物質增長和放肆的貪欲。

在他心中,藍色,青天白日的藍色,變成了精神寄託,浪漫化的幻想。「是的,蔣先生是個君子」。這個昔日的獨夫,曾被一代青年人唾棄的獨裁者,又成為了民主與自由、謙謙君子的象徵。

我們聽了柴科夫斯基,鄧麗君,還有七十年前的國歌,歌詞都是四字的短語,清雅脫俗。那個時代,政治的中國危機重重,文化的中國卻仍令人嚮往。這才是我的國家,他說。

我們的車駛向解放碑。一切詞彙似乎亟待重新定義,這「解放」真是「解放」嗎?

「黨」無處不在。街頭花圃被雕成了鐮刀與斧頭,大學校園的牆壁上刷著「一心跟黨走」的標語,小巷的活動中心傳出了紅色曲調,公共汽車站燈箱上是「建黨大業」的海報。

在六月的上海,「黨」和那些穿入雲霄的玻璃大廈、用香奈爾的漂亮女人、弄堂裡的吵鬧聲、馬路上簇新的跑車、電腦屏幕上的股票曲線圖、還有連綿的梅雨並存。

九十年前,「黨」從這座城市誕生。那個上海,是中國最時髦、也最野性的城市,充斥著來自各方的冒險家和想要改變命運的人。他們開辦工廠、到交易所試運氣、看電影、喝咖啡、體驗大都市的生活,創辦雜誌、書局、加入黑幫,也創辦政黨,人們在這裡嘗試人生的各種可能性,追隨不可思議的理念。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共產黨也是上海的多元文化的產物,一個中央權力崩潰的中國,也給個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這個在租界裡誕生的小小政黨,最終執掌了整個中國。最初,它寄託了很多人的希望。中國孱弱,它聲稱要讓她富強,國民黨政權腐敗、專制,它竭力表明自己的廉潔、倡導民主。舊社會充滿罪惡,它要使它清潔、健康。

它的表現卻與人們期待的大不相同,而上海也改變了模樣。外國人被驅趕,私營企業收歸了國有,舞廳、馬場、交易都被關閉了,成功的商人、知識分子、藝術家、生活優越的人被關押、流放、致死,他們代表的生活方式則成了新政權首要摧毀的目標。再沒有莫扎特、青花瓷器、英國紅茶、線裝書,上海的多元性、國際化、享樂主義、蜂擁的機會消失了,曾令上海人驕傲的外灘則一片死寂,古老的建築上插滿了紅旗。狂熱的青年沖入了博物館、私人住宅、寺廟教堂,他們聲稱只有摧毀所有的舊事物、清除所有的外來影響,才能建立一個新中國。一次次運動幾乎摧毀了整個國家,幾代人陷入絕境,上海則喪失了所有的魅力。

坐在和平飯店裡,這些往事顯得如此遙遠。這座古老的飯店剛被裝修一新,與外灘其它老建築一樣,再度變成了上海的驕傲,最時髦的Party,最奢侈的物質、最光鮮的人物,都在此間出沒。曾被唾棄與埋葬的歷史,也變成了新的榮光,人們讚歎這些外來者的遺產是多麼漂亮、持久,它們通往上海的另一個黃金時代。而渾濁的黃浦江對岸的更耀眼的高樓則似乎在表明,上海又處於另一個黃金時代。它是中國崛起的象徵,是不斷積累的財富與權力。你也一定會感慨與讚嘆上海人的靈活性,他們似乎輕易就忘掉了過去,擁抱了新時代。這座城市仍以政治冷漠著稱,九十年前的多元性只剩下了享樂主義—— 如果你可以成為Party animal,何需再在乎那個高高在上的「 黨」,你只需要不理會它,服從它,假裝它不存在,或者視它是另一個金主。但一切真的如此嗎?

「他們一定要讓我移民」,J說。她是個精緻的女人,四十歲上下,在一家時尚公司工作。我們在和平飯店的九層餐廳喝咖啡。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師,五年前移民往澳大利亞。她父親不僅堅持要她離開中國,甚至還堅持交黨費。在文革中,他的英國教育背景成了巨大的負擔,他被下放、遭遇種種虐待。如今他生活在異邦,已經七十五歲,也不打算葉落歸根,更不擔心被迫害。但他卻仍覺得,黨費可能會影響到他的女兒、孫子,他們仍在中國。

我突然覺得一陣寒冷。J不理解父親的憂慮,但很有可能,父親比她更了解中國,更了解黨的殘酷、荒誕而不可預料,可以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指控你,誰知道這未交的黨費,是否會成為理由之一。他這一代人,倘若要存活下去,必須小心翼翼。

H比J更年輕。一年前,她從一家雜誌社進入體制內的工作。「我在這里呆得越長,越奇怪這個國家是怎能維持這麼久,它遲早要出事的。」她是這城市再常見不過的姑娘,漂亮、聰明、沉浸於日常生活的瑣碎快樂。純粹出於偶然,她成為一個黨員。對她這一代來說,黨和信念可沒什麼關係,它是便利與安全,在面臨同樣的競爭時,黨員的身份可能意味著更多的。

這不是刻意的鑽營,更是思維的慣性,人人都這樣。她們沒有切身的恐懼,卻有一種新的不安全感。整個國家在按照一種反常識的規則運轉。她所在的政府部門,像是黑社會般運轉著,他們都知道如何靠威嚇與賄賂來獲得利潤,商家們最懼怕的黨的新政策。但她感覺到,這樣的生活則沒有未來。她的父母已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旅行,尋找可能移民的目的地。中國是個賺錢的好地方,卻不適合呼吸、生活、養育子女,保持內心鎮定。

H與J都是這城市在普通的故事。一個繁榮的中國也是建立在這普遍恐懼之上的,在飄揚的頌歌裡,是一心要逃離的渴望。

說到興奮時,她手臂向上伸展,流露出另一個時代的烙印。那是一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跳「忠字舞」的時代。控制無處不在,它進入你的頭腦,改變你的眼神,也塑造你的行動姿態。

在台北潮州街的一幢老房子裡,我見到陳若曦,她熱忱、爽朗,樸素,滿是與年齡不相稱的活力,她出生於1938年的台北,已經73歲了。我們無拘無束也毫無章法的談話,從台大外文係到李登輝的弊案,從三峽工程到反核運動。我最希望了解的還是文革中的中國。

從1966年至1973年,陳若曦與她的丈夫生活在中國。他們都在美國留學,都是狂熱的理想主義者,具有強烈的民族主情緒,都憤怒於國民黨的統治,也都在紅色中國看到民族與人生的另一種可能。

一旦踏上中國的土地,玫瑰色的夢旋及破裂。社會主義許諾解放與平等,帶來的卻是禁錮與壓迫。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時刻,壓迫不僅限於你的肉體,還要進入你的靈魂,壓迫也不僅存在於掌權者與人民之間,也來自於來自人民的內部,除去最高領袖,每個人都是施暴者、每個人也都是受害者。所有傳統的保護,家庭、社區、宗教都被摧毀了,孤立的個體不但被剝奪了外在的保護,其內在的自由也蕩然無存——不敢運用自己的觀察與判斷,不敢保有自己的良知,要磨平個人的性格,只有與他人一樣,才可能是生存下去。

僥倖離開中國後,陳若曦把自己的見聞與感受化作一本小說集。 《尹縣長》轟動了台灣與世界,它是第一本描述文革中國的內部生活的文學作品。一批批的外來者被北京政權的花言巧語迷惑,陳若曦戳破了這謊言。與中國後來湧現出來的「 傷痕文學」不同,她的文字簡潔、凝煉。她旁觀者的身份、她在台大與美國的文學訓練,讓她節制了憤怒與控訴的慾望,這節制恰又表現了那令人窒息的恐怖與難以描述的荒誕。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則以最熱烈的姿態歡迎了它,再沒有比這更好的「反共教材」,以至於我向台灣的朋友提及這本小說時,它的政治意義超越了文學。

一年前,我偶然讀到這本小說,並很快被它的平淡而壓抑的情緒所吸引。這也是個陌生而奇特的閱讀旅程。一個無意說出了「毛主席壞蛋」的小孩子,只在吃涮羊肉時才放鬆的留美學者,試圖保持個性與風韻的女人,當然還有糊里糊塗的送了命的尹縣長……在荒誕而殘酷的歷史洪流前,自然天性、個人良心,都會帶來危險。倘若你要活下去,不僅要殺死自我,還要對他人的不幸保持麻木,甚至加入迫害別人的行列。從一個四歲的孩子到一個閱歷豐富的縣長,都是如此。這種傷害是如此之深,一個少年會變得兇殘無比,而無辜的老人在死亡前還高呼「 毛主席萬歲」。

這次閱讀也是對現實的回應。幾年來,一場紅色浪潮再次席捲中國,文革變成了理想與激情的象徵。人們似乎輕易地淡忘了它的殘酷與悲劇。而這遺忘與細節的丟失相關。當細節沒有被充分呈現時,記憶也就不牢固。即使那些高聲反對文革的人,如果沒提供更細緻的分析,也經常變成另一種口號,而口號是沒有生命力的。但藉又一個台灣人的眼,我感到這些細節。

我們在7月2日的早晨見面,中國共產黨剛剛度過了90歲的生日。台灣是藍色與綠色的世界,紅色是遙遠的記憶。對與我同行的台灣青年來說,陳若曦是個歷史性人物,與白先勇、王文興、葉維廉、李歐梵一樣,是六十年代初那個傳奇的台大外文系的一員,他們的探索奠定了台灣的現代文學。幾天前,她剛剛獲得了「國家文藝獎」,在報紙上佔據了一個偏僻位置,但這更像是對昔日成就的肯定。

過去20年來,她不是以作家的面貌示人的。她是一名積極的社運分子,推崇綠色環保、反核、伸張女性寫作。她在此前的最後一部重要作品有關宗教與信仰。台灣解嚴已然24年,誰還會感興趣她對於共產黨體制的批評。況且,中國正呈現另一幅面貌。

我們真的逃離了《尹縣長》的時代嗎?對我來說,這本小說從未過時,甚至煥發了新的生機。當然,此刻的尹縣長不會被打翻在地,他會腦滿腸肥,依靠出賣土地、強行拆遷,大發其財。但這個黨與政權的核心從未改變,它仍是建立在對個人尊嚴的蔑視上的,不管它是以政治狂熱還是經濟狂熱的面貌出現。當中國對於台灣的影響日深時,這種特性同樣會作用於台灣。

不過陳若曦對此探討沒太多興趣。甚至提到中國的紅色熱時,她僅僅說,這是人們對於腐敗的不滿,她理應知道,文革時的「清廉」可比這糟糕得多。她不是深思熟慮的思想家,而是行動派。她更願意談論環境問題。從一名社會主義者,到沉浸於宗教的冥想,再到一名環保分子,她似乎一直執著於尋找一個烏托邦。

幾個黑臉的漢子正一頭扎進湖水,他們把一截截藕塞進污泥,他們在種荷花。

他們喜笑顏開、身材勻稱,說著我半懂的南京話。玄武湖旁的茶館清靜無人,我一個人呆坐著,不知為何,突然想起《老殘遊記》。或許因為老殘的遊歷是從濟南的大名湖開始,它也荷葉豐盛。

那是一九零三年的中國,是舊秩序瓦解之際。這舊秩序不僅是政治的,經由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一八九八年的夭折的維新、一九零零年的拳亂,滿清政權正岌岌可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它更是文化與社會心理上的危機,中國人失魂落魄,他不僅相信自己在軍事與政治上的失敗,也開始對來自西方的一切東西頂禮膜拜。

中國是一艘龐大的破船,不斷的下沉,但誰也不知道如何補救。這是老殘喜歡的比喻,他要觀察、記錄下船沉前的百態人生。

是不是又到了《老殘遊記》的時刻?它也是催生吳沃堯與李寶嘉的時代?十年的冤獄、全家自焚、偷情的貪官、炫富的情婦、冷血的鋼琴師、嗜血的網民、追尾的列車,「怪現狀」與「現形記」層出不窮,是與非、黑與白,都不那麼清晰。

在南京的朋友們的餐桌上,照例是政治、色情笑話,層出不窮的抱怨。從中國經濟何時崩潰到最近一期的「非誠勿擾」,從重慶的紅歌到江西的爆炸案,還有對下一屆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單的猜測。比起南京板鴨,它們是更好的下酒菜。它們表達憤怒,發洩不滿,自我排解,似乎現實越無力,我們在語言上就越肆無忌憚。

該怎麼理解這一切?現狀真的令人深感絕望嗎?這可不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它不僅沒有民族危機,還空前強大。當年紫禁城面對著各省士紳的請願束手無策,而如今誰又敢公開挑戰中南海?但你卻又感到了同樣多的相似。這也是個意義與價值崩潰的時刻,是道德與倫理破產的時刻,所有匪夷之事都浮現出來了。

距離北京的喧鬧的奧運會已過去了三年,你感覺得到整個國家情緒的戲劇性轉變。那股盲目的自豪與信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滿與躁動,而在過去的半年中,這不滿越來越轉變成憤怒與暴力化的衝動。人們似乎終於意識到,那個標榜給他們帶來民族自尊的政權更是一個掠奪成性的政權。從前,人們迴避談政治,如今卻不得不談政治。

人們同時覺得停滯與躁動不安。一些人覺得現狀會長得沒有盡頭,另一些人則覺得未來即將浮現,它可能崩潰、可能重生,總之現狀很難維持。倘若你生活在一九一零年的中國,該怎樣想像未來?即使未來發生了又怎樣,它也不過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嗎?那深層的危機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

人們越迷惘、越無力,中國就開始變得越神秘,似乎它從來如此,也將永遠下去。一艘沉船、一壇醬缸、一間鐵屋子。在南京,我聽到了兩個最新的比喻,「中國就像是一輛正開往懸崖邊的公共汽車,沒人知道該怎樣讓它停下來,有能力的人紛紛選擇跳車」,一位歷史學家說。而另一位則說中國就像一頭即將垮下的駱駝,四周擺滿了稻草,不知哪一根會最後壓垮它。

比喻給人安慰,它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它也是推卸個人責任的方式,因為不敢面對個人的困境,害怕承擔個人責任,我們要不斷重申集體的困境。一百年前,人們要辦雜誌、報紙,出席公開演講,分享這些憂慮,現在人們發微博,在瞬間體驗同樣的悲觀、荒誕與歡樂。

這些笑話、抱怨還有憂慮可能不過是另一種自我沉溺與消費,一種身份確認,我們沉浸其中,自我滿足,無法使它轉化成更深入的思考、更具體的行動。

在一九五七年到蘇聯的旅行中,思想史家以塞亞?伯林(Isaiah Berlin)這樣描述這個剛開始鬆動的極權系統下的人民——他們興奮地談論政治,但「他們也就像學生討論那些超出他們理解能力之外的嚴肅公共問題一樣興奮、好奇而又不負責,是為了好玩,別以為他們會拿它太當真,他們不過是說些膽大的、觸碰禁區的話而獲得某種快感」。

很有可能,這正是我們談論中國的真實水準。

文章來源:《FT中文網 》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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