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夾邊溝記事》走進夾邊溝(四)

【新唐人2011年10月5日訊】【編者的話】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縣一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教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裡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邊「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時倖存者還不到一半。作者楊顯惠歷時五年,採訪了一百多位當事人,終於完成了《夾邊溝記事》,使塵封四十多年的歷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夾邊溝記事》連載 走進夾邊溝(四)

我的一席話說得鏗鏘有力。領導還沒遇到過這樣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沒見過這樣的右派,一時間他們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貿然上前抓我,體委的幹部們也都寂靜無聲啞然失色。大概靜了一兩分鐘,領導才說了一句:會就先開到這裏吧,叫李祥年先冷靜冷靜,回去考慮一下,明天再說。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計散會之後他們就要請示上級,如果上級回答對不服從組織處理的右派強行扭送夾邊溝,明天可就晚了!散會之後我就去了火車站,買了車票。傍晚等到機關下班之後回到宿舍,把被褥捲起來,叫個三輪送到火車站,當夜就上了44次列車,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裡,我不敢說實話,就說是回家探親來的。為什麼不敢說呢?就因為我媽思想積極——她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幹部,就是人們常說的街道老大媽。她因為工作積極還戴過大紅花呢。我父親雖說賦閑在家,但膽子小得很。舊職員嘛,唯恐有什麼禍事臨頭。五七年我被定為右派之後,我曾寫過一封信給父親,說反右鬥爭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親回信中就說過這樣的話:只要不定為右派,挨批判沒關係。我在家裡待著,心情不好,又沒事幹,就每天跟著父親出去,會他的那些票友,唱戲,消磨時間。在家裡待了一個月,蘭州市體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設計院黨委了。領導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輔仁大學畢業的,家庭出身官僚資本家,這時在設計院當總工程師,膽子也小得很。領導對他說,林總,你思想挺積極的,政治上要求進步,家裡怎麼養了個不勞而獲的右派分子,還是勞教分子。我姐夫說我不知道這事呀。領導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勞動教養去。姐夫一回到家裡就說了這事,當時全家大驚失色啞口無言,我父親連晚飯都沒吃。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母親和我姐姐跟我談話,說,你還是要回蘭州去,我們給你拿錢買車票。我當時沒說不回去,因為我知道,我住在家裡對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牽連,他們保護階級敵人嘛。可是我心裏的確不想回蘭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兩三天,姐姐和母親沒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來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覺,母親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驚醒了,嚇得驚叫起來,像是魘住了一樣呻吟不止。我母親當時安慰我:祥年,你怎麼啦,怎麼嚇成這個樣子啦?別害怕別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談話,說,你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逃跑呀!我說黨的政策允許自謀生計,我是開除公職了,回家來了,這怎麼叫逃跑呀?警察說,勞動教養是經政法機關審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強制執行的,你還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後母親跟我談,祥年呀,你還得回去呀,政府的決定是不能違抗的。轉天,母親給了我些錢,送我到管庄的汽車站。在車站等車,我跟母親說,娘,我真不想回去。勞教農場吃不飽,每天喝稀糊糊,勞動比勞改隊還要重。母親說哪能呢。共產黨是講人道主義的,是講思想改造的,哪能餓肚子呢。我說蘭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夾邊溝了,親人們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飽,不能去呀。母親說,你不去怎麼辦呀,不能離開組織呀。我說已經開除了,還有什麼組織呀。母親說,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組織會在你改造好之後安排你的出路的。

車來了,離著還有二百米遠,我跟母親說,壯士一去不復還。母親是讀過大學的,她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她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哭了,抱著我的腿說,兒子呀,你要聽黨的話呀……

復還是復還了,但卻是二十年後。蘇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貴在西涼招為駙馬也是十八年,楊四郎失落番邦……我離開家后二十年又四個月以後才得以重返,那時候我母親已經作古了……

我和母親告別的一幕永遠地刻在我的記憶里了。親媽。獨子,我的親媽把她的獨子攆出家去,叫獨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當然沒聽我母親的話。我不能在家裡待了,但我決不回夾邊溝去。我拿母親給我的錢買車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親戚但我沒找。我想,我的母親和姐姐都不留我,親戚們能留我嗎?我找同學去了。我有個同學張金鑄當時在一個中學當老師,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紹我到新華造紙廠干臨時工,一天掙一元八角錢。我幹了近兩個月臨時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親伯父,就是李鶴年的父親。他問我怎麼在天津上班?我說了瞎話,說工作調回天津來了。伯父問住在哪兒,我說暫時住同學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沒去,伯父便寄信給我父親,說在街上見到我了,為什麼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學家?我姐姐看了這封信,彙報了設計院黨委,黨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紙廠找到我,說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來,關到了看守所。過了幾天,蘭州市體委的辦公室主任和射擊教練來了,把我接回了蘭州。在火車上看得嚴,沒機會跑。到了蘭州,回到五泉山市體委的機關大院,藉著解手的機會我翻牆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結果射擊隊的小夥子們提著小口徑步槍追我,子彈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煙,我嚇得腿都軟了,被他們抓回去了。轉天就把我送到了夾邊溝。

……由於有過一次回家的經歷了,這天走到了家門口,我就猶猶豫豫不敢敲門了。我怕過不了姐姐和姐夫這一關呀。上次我媽媽給了我車票錢,我沒聽人家的話跑到天津去了;這次回來沒有任何手續,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來的,還能留我在家嗎?

我在家門口走過來走過去蹓躂,思想里劇烈地鬥爭著進不進家。我的確想進家去呀,想看看親人;我的身心都疲憊了,真想在家裡睡一覺,休息休息,吃一頓飽飯。我卻又不敢進門。我逃出夾邊溝很不容易。可以說冒了很大的風險吃盡了苦,我可不願意叫我的親人們打個電話就把警察叫來,把我逮起來送回夾邊溝去。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說不定要「升級」的。

我在姐姐家門口走過來走過去,整整一夜也沒敢敲門。到六七點鐘天亮了,第一趟從通縣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車開過來了,我上了車。什麼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結束啦。

汽車到了市裡,下了車,我開始琢磨下一步怎麼辦。我從夾邊溝出來的時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錢,雖然整個路途幾乎沒買車票,但我身上的錢已經花光了。在石家莊買了兩隻高價雞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錢住旅社吃高價飯用了。我想找個臨時工干,北京卻沒熟人,而北京的戶籍管理是很嚴格的,市民們對外來人警惕性極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頭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躂,在商店裡站一會兒,暖和暖和身體,夜裡就去蹲火車站的候車室。正是春節運輸的高峰期,流動人口多,我在候車室坐著睡覺並未引起警察的懷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兩三元錢了,我的內心很恐慌:怎麼辦,花完這兩三元錢后挨餓嗎?我想來想去,決定去偷了。我也看見了少數人伸著手向人乞討。這是不犯法的,我卻嫌丟人,張不開口向人乞討,再說,警察看見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還真怕被收容和審查。

我用身上的最後一點錢買了個電筒,又買了一把鉗子,鉗子插在衣裳裡邊的皮帶上。這天夜裡我闖進了北京市教師進修學院。白天偵察好的,進修學院放寒假了,門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門房的門鎖著,沒有人。

我是夜間十二點鐘走進進修學院的,門大敞著,一個人影也看不見。進了院子我就東看看西走走,看能從哪兒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問我幹什麼的,我就說找人。我穿著藍棉布的大衣,長毛絨的領子,裡邊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裝,不像個擰門撬鎖的。

我走來走去到了一棟平房跟前,看見一間房的門口掛了個牌子:教師進修學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這種目標。門上掛著個半大的鐵鎖,我用鉗子鉗緊了,用力一擰,鎖就開了。我推開門進去,又關上門,從裡邊上了鎖。——這樣,就是來人推門,也以為裡邊有人,就不會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張桌子,其中的一張是寫字檯,掛著一個小鎖。我沒用力就把小鎖擰開了。拉開第一個抽屜,裡邊有七八十斤北京糧票,一百多元錢。這正是我需要的。拉開第二個抽屜一摸,有個公章。我用電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邊人看見電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圓形:北京市教師進修學院,中間一個五角星,下邊橫著一排字:伙食科。這東西對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紹信呀。正好抽屜里還有一本教師進修學院便箋,我撕了點紙把伙食科三個字擋住,鐺鐺鐺蓋了五張,撕下來裝進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東西我沒用,說不定還會招惹麻煩。然後我拉開門大大方方走了出來。

有了錢有了糧票,轉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頓館子,又買了二斤點心提著,隨時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飽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連煙都不想吸了。我買了一盒紅錫包香煙,三天才吸完。只是長期挨餓的肚子享受不了豐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兩天肚子。

雖然有了教師進修學院的介紹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為內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紹信上蓋的公章是假的:上邊有弧形的一行字,下邊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積太大了。但我的生活總歸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車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暫地睡上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作者簡介】 楊顯惠,1946年出生於蘭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天津。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 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 1975年在甘肅省家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定西孤兒院紀事》等書。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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