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夾邊溝記事》飽食一頓(七)

【新唐人2011年10月15日訊】【編者的話】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縣一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教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裡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邊「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時倖存者還不到一半。作者楊顯惠歷時五年,採訪了一百多位當事人,終於完成了《夾邊溝記事》,使塵封四十多年的歷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夾邊溝記事》連載 夾邊溝記事:飽食一頓(七)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講在夾邊溝經歷過的事情當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嗎?」

「對。就我所知,凡是從夾邊溝走出來的人,都有許多難忘的事情。就你個人來說,你認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難忘,刻骨銘心……」

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蘭州市七里河區建蘭市場的一角——花卉市場——高吉義先生開設的花卉醫院里。這個花卉市場不大,大約有四五十家花店圍成個四合院。天氣已經很冷了,夜間溫度降到了零度之下。這是白天,花店的老闆們為了招徠顧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鮮花擺在門外。許多盆花把四合院裝扮得花團錦簇,香氣撲人。

高先生的小鋪外邊一盆花也沒有。他開設的是花卉醫院,專門向那些養著幾盆花但又缺乏養花經驗的人講授栽花知識,如何治療和預防各類花卉疾病,同時出賣花藥和花草肥料。他把對外的櫥窗打開,在臨窗處擺了一張桌子。桌上擺著許多裝有藥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著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門口的一隻矮椅子上。看來這隻小椅是專為客人準備的。小鋪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積,一角上還堆著一堆種花用的腐殖質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賣的,顧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裝好一袋,收三五角錢。是個斗室,坐不下第三個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憶,久久不語。他揚著灰白色頭髮的頭顱,他的年齡並不是很大——才六十四歲——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視著他,啟發他:你想一想,在夾邊溝三年,你一定經歷過很多難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兩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難以忘懷的……

我這是第二次拜訪高先生了。前兩天,一位也是在夾邊溝農場勞教過的老先生領著我來見他,我們相識了,且泛泛地談了談夾邊溝。臨別我曾囑他,花點時間認真回憶一下夾邊溝的生活,過兩天我將正式採訪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說話了:難忘的事情是很多,還真有這麼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裏藏了幾十年,我從沒對人說起過,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時時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時把我從睡夢中驚醒……那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事,幾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錯了呢還是沒做錯……

第一次見高先生,他給我的印象是位性格開朗說話乾脆且善於言談的人,但今天他說話的口氣卻遲遲疑疑,有點欲說還休的樣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項矚目,耐心地等待他說話。就我的經驗來說,聽這些老先生談話是不能著急的,不能催,不能追問。你越是催促急於了解下文,他可能談得越是簡潔,或者乾脆就此打住。這些夾邊溝農場的倖存者真是怕樹葉子掉下來打破了頭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時間……高先生的臉上呈現出努力回憶的神情說。對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領導從全場抽了八九個身體好的人,到酒泉縣去拉洋芋種子……裡邊有農業隊和基建隊的幾個人,還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隊的分隊長,是個「拐棍」 ——我們八個人由他帶隊。還有一個姓魏的二勞改也是管我們的。還有一個理髮員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還黑黑的,我們八個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麵糊糊,然後就坐上卡車出發了……

我打斷高吉義:高先生,問你個問題,拉種子是農業隊的事,怎麼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組的人嗎?金振柱是基建大隊的呀,他怎麼領著農業隊的人出去幹活?

高吉義說,那時間勞教已經兩年多了,右派們都已經累垮了,也餓垮了,有些人死了,活著的也都身體虛弱,農業隊挑不出幾個能裝車卸車的人來;遇上這種外出裝卸貨物的活,就要從全場挑人。我因為到夾邊溝不久就到了木工組當木匠,木匠的活輕鬆,身體雖說比以前虛弱了,但比別人強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說我是全場最年輕的右派,進夾邊溝的時候才二十一歲,身體最好的時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幾歲,可他到夾邊溝以後就當分隊長,管人。不下大田,體能消耗少;再說,領導為了叫他管其他勞教分子,伙食上照顧他,每頓飯都多給他些吃的,他的身體也比較健壯。他長著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紅潤的面孔。你看見過他嗎?

見過。我採訪過他。和你說的一樣。

卡車在路上跑了一個小時,到了酒泉,進了一個大院,從一間大房子里裝洋芋……

我問,哪個大院?是在酒泉勞改分局的大院里嗎?

不是,那不像個機關。除了看大門的,院子里再沒有什麼人。

為了印證我以前的採訪,我又問,大院在什麼地方?是在酒泉縣城鼓樓的西北角上嗎?那裡曾經是酒泉勞改分局的服裝廠,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車間。

不知道。我只記得院子很空,沒啥人,像是倉庫。

你們進城從哪條路走的?那時的酒泉縣城就是個大十字,有東南西北四條街,大致的方位總是知道的。你說的大房子,沒啥人,是不是在城郊農場?城郊農場的庫房?

不是,就是在城裡。在城裡什麼地方沒看下。那是早晨天剛亮的時間,風颳得很冷,我們坐在車槽里根本沒往外看。

我不再問了。高先生繼續說,那洋芋我判斷是從外地調來的種子,因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連點麥草都沒苫嘛。我們就從大堆上往麻袋裡裝,往外抬,裝車。四個人抬一麻袋,提著麻袋的四個角;第五個人鑽到麻袋下頭再扛一下,我們才能把麻袋裝上車去。

到十點多鍾汽車裝滿了,車要走了,那個二勞改叫我們從裝好的麻袋裡稱出十六斤洋芋來,說是一人兩斤,煮著吃。自從進了夾邊溝,近兩年了,我就沒吃過一頓飽飯。剛到夾邊溝的時候伙食最好,也才吃個半飽。看著一汽車洋芋吃不進肚子里,我實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勞改說,你把那多稱出幾斤來,叫我們吃飽一頓不行嗎?你的肚子不餓嗎?二勞改在農場里的地位比我們高,人家是掙工資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問題上比我們辦法多,但他們也是吃不了太飽,所以我才大著膽子那麼說。可是那個二勞改說不行,不是不叫你們吃,是怕你們吃得太飽下午幹不成活。結果我們就一人吃了兩斤洋芋。肚子雖然沒吃飽,但比起農場伙房的伙食來強多了。

我說,庫房裡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嗎,煮著吃不行嗎?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員——就是那個看大門的,不叫我們動庫房的土豆。裝麻袋都是過秤的,人家要記數。

我們裝了兩天洋芋,一天兩車,裝了四車。我們只管裝不管卸,晚上不回夾邊溝,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間空房裡。第二天傍晚,最後一車洋芋裝好了,行李都捲起來裝上汽車了,二勞改說話了:今晚上叫你們吃一頓飽飯——卸下一麻袋來,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盤不知什麼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鍋,我們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還是挑裝得最滿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滿滿一鍋。我們確是餓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開了。

洋芋燙得很,一時間吃不進肚裏,我們就一邊吃一邊把洋芋掰開,放在地上涼著,一邊涼一邊吃。

長期挨下餓的人,可有一頓吃飽的機會了,吃的時候連嚼碎都來不及,人人都是嚼兩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圇吞棗。吃呀吃呀,肚子吃飽了,吃脹了,但還是接著吃。大家都知道,這樣飽吃一頓的機會是很難得的,可能就這麼一次,今後再也不會有的。結果呢,我們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結果,我們九個人——包括汽車司機——把一鍋洋芋吃完了。

吃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壞事了!那時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現在的柏油馬路,是土路上鋪了點沙子,再加上保養不好,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車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顛老高。我們本來就吃得太脹坐不下也站不成——裝了一車洋芋往哪裡站呀——汽車出了城遇上坑一顛就都吐開了,每顛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還脹得痛。越顛越痛。我們都怪司機把車開得太快了,就砸車棚,叫他開慢些。開慢了吐得少些,但胃還是疼。沒辦法,只得忍著:挺著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著,兩手在身後撐在麻袋上竭力減緩汽車顛簸帶來的震動。

【作者簡介】 楊顯惠,1946年出生於蘭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天津。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 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 1975年在甘肅省家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定西孤兒院紀事》等書。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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