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8日訊】兩千五百年前的中文第一詩人屈原，用他人生和寫作，已經給噩夢的靈感下了定義：追尋——甚至創造更徹底的困境。這是我們真正的思想傳統。他的意義在於提示給人類：如何「發出自己的天問」？從而和偉大的《天問》建立「創造性的聯繫」？這遠遠超越了「中國文化」。我眺望著的是，一個當代的、普世的「諸子百家」，一個全球獨立思考者的大傳統。
一、「這遺言，變成對我誕生的詛咒」
「中國文化是什麼？」這問題貌似清晰，卻令我越想越不著邊際。是否中國人的文化就都是「中國文化」？或凡發生在中國的都叫「中國文化」？有沒有一個哪怕只由中國人所共識共有的「中國文化」？誰來決定什麼「是」、而什麼「不是」中國文化？一旦決定了，這「文化」還有沒有演變甚至超越自身的可能？如果有，我們怎麼去見證它的活力？如果沒有，那個固定的「中國文化公式」，豈不在先天抹煞一代代鮮活的生命？它究竟該被稱為「偉大的傳統」？或只該被實事求是地叫做一個冗長的「過去」？
本節小標題，引自我寫於一九七七年的第一首詩《自白》。它有個副標題：「給一座廢墟」。這裏的「廢墟」既具體又象徵。具體之處在北京的圓明園，彷彿命中注定，我從兩歲起就住在這座被英法聯軍洗劫一空的滿清皇家園林附近。而它的象徵意義，則來自文革結束後，整個中國驚醒時，赫然發現幾十年「革命」之後，一個民族、一個文化淪入了自身歷史上最深的黑暗。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徘徊在那片亂石、枯草、殘雪之間，「死亡」如此觸目，猶如灰暗天空下大塊裸露的黃土。「末日」如此刺骨，正像毫無遮掩的地平線上咆哮而來的寒風。我這一代人，無知得甚至不懂，那幾根被我們當作不屈和抗爭標誌的石柱，恰恰是與中國文化無關的「西洋樓」的殘餘。僅僅因為它們羅可可風格的雕花不符合「社會主義」的需要，才免遭五十年代建設人民公社時大拆遷的厄運。我目不轉睛注視著，一片預設進我們生命起點的荒涼，一種從開始就擺在燒焦的土地上的處境。那些默默的石柱，「彷彿垂死的掙扎被固定／手臂痙攣地伸向天空／彷彿最後一次／給歲月留下遺言……」我們的誕生，直接是死者遺言的最恐怖、最殘忍的形式。
這構成了我對今天「中國文化」認識的起點：一片空白。甚或比空白更糟：一片人為「建設」起來的斷壁殘垣，霸佔著土地，連清除也無法進行。我這一代人的文化特徵，正是「沒文化」，或更可怕，從小吮吸「反文化」的狼奶長大，何來儒雅？直以粗鄙為榮。幾乎所有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如儒家、道家和佛家，都不僅僅被忽略，更被徹底否定。歷史上的「焚書坑儒」來自一個皇帝的偏見，而我們陷入的是一種全民愚昧。我們的「傳統教育」不僅早已扭曲為洗腦一部分，更荒誕得有了點超現實文學的味道：一九七三年，我第一次結識「孔夫子」，是當他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與林彪被並列為我們的「階級敵人」。我並不知道，那一聲聲「打倒」口號，被強橫的反文化歷史邏輯演變得多麼可笑可恨。
自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始，中國文化的命運就和噩夢糾纏不清：首先，當中國和現代世界碰撞，大清朝的滿、漢民族矛盾也捲入其中，一聲「驅逐韃虜，實現共和」，已經混淆了「民族」和「民主」概念：民族主義的偏狹，瞞天過海地取代了民主的平等。接著的「五四」一代，那些曾為中國文化過分自豪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外來文化挑戰下，顯出張皇失措，直接跳到自卑自棄的另一個極端，「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暴露出我們的文化虛無主義達到了可怕的極端。這致命地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型，加上抗日、內戰對各種情緒化的刺激，結果毫不奇怪，四九年後，我們的文化變成了一個非驢非馬——不中不西，又中又西——劣質混合的怪胎：既毀了數千年自成一體的中國文化、又引進不了全面的西方文化，最終兩邊雙雙失控，釋放出人性惡之集大成！噩夢最典型時，濫殺無辜，可以從小小麻雀直到對千萬民眾放肆泛用。只要頂著「主義」的帽子，一切對古今中外人性和常識的悖謬，立刻能變得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我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我的老保姆，她出身平民，幾乎不識字，所以一生保持著古典的純樸。她判斷「好人」、「壞人」，仍像幾千年來一樣，僅憑良心，這看來簡單，卻比許多嘴上掛著「時髦詞彙」、自以為跟上時代的知識分子少犯好多錯誤。歸根結底，所謂古老的常識，就是對人作惡本能的限制。這應驗在私有制的最基本信條「你的就是你的，不能搶來變成我的」上；也驗證在真誠與超越，這古今中外經典文學的通義上。與文革版本的絕對獨裁相比，不得不承認，兩千年前建立儒家大一統的漢儒們，曾經立「天道」以制約「皇權」，實在顯得太富「民主」氣息了。但當「專政」無所不在、歷史進化論的鏈條捆綁一切，別說文人的獨善其身，連道亦無處能「隱」、佛也無世可「出」。精神走投無路，於是只剩極端的實用。仔細想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知恥」訴求何其寶貴，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人格道德上普遍的自我放棄，除了一句「寡廉鮮恥」，哪有其它？
翻譯裡透露的信息也很有趣，一個外文詞「物質主義」，翻譯成中文就成了「唯——物」。「唯」：唯一。僅有。那個從權斗到日常思維的一體化污染。我們的當代中文，充滿了五花八門、卻不知所云的「主義」和什麼什麼「學」，無數一無感覺二無意義的「大詞」，像張開的陷阱，等著我們自動跳入它。想想我們已經以為明白、其實糊塗著，被多少自相矛盾的詞句吞吐過！最後，連自己都分不清了，毒素究竟來自外界、還是乾脆儲存在自己內部？八十年代伊始，我們一廂情願地談論「語言」、「傳統」，卻幾乎沒意識到，其實，我們既無「語言」又無「傳統」。民族虛榮者鼓吹的「古老輝煌」，已經永久性地成了一堆碎片；而把賺錢等同於「現代」，更是一派惡俗的自欺欺人。今天，我們周圍瀰漫的空氣中、被吸入肺腑、融進血液周身循環的，根本不是什麼「中國文化」，強名之，只能叫「有中國特色的沒文化」。它造出的人性廢墟，遠比一切外在廢墟觸目驚心。很殘酷嗎？可還能更殘酷呢——迴避它，所謂「思考」就根本碰不到想談論的現實！
二、「從不可能開始」
「人在行為上毫無選擇時，精神上卻可能獲得最徹底的自由。」一九八五年，我在《重合的孤獨》一文中寫道。作為一位年輕詩人，我已經感到，我面對著一種深刻的困境。具象地說，現實不停提供「噩夢的靈感」，我們的寫作跟隨著它，劃出的正是一條向自己親歷的向痛苦深處探尋的軌跡。一個輪廓清晰的「追問的歷程」，每抵達一個「形而下下」的現實深度，也同時獲得一種「形而上」的對存在的理解。或許出於直覺，或許是對中國災難歷史的「怪圈」式循環有所自覺，又或許，冥冥中中文動詞的「非時態性」（無論句子的時態如何變化，漢字動詞保持原型，沒有變位）所啟示，我和我的詩企圖抓住的困境，自始就瞄準了一種剝去「時間幻象」的處境——一種徹底的「不可能」。虛假的「進化」深處，一個觸目、不變的人性深淵。這裏詭譎的邏輯是：我們的生命當然在「當下」，但生命流逝了，它們的意義在哪裡？它們的痕迹在哪裡？沒有。於是真實是：存在過無數人，卻沒有「你」。一直在談論古老的歷史，卻找不到哪兒有時間。比「時間之痛苦」可悲得多的，是「非時間之痛苦」，那是一整塊漆黑的、粘稠的東西，只增加重量卻不增加體積，直接把每個人變成了石頭。或許正因為這，杜甫寫於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詩句「萬裡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獨登台」，才跨時空地與我心心相契，成為我漫漫漂流途中的座右銘。
但還得感謝中國古老的智慧，一句「置之死地而後生」，概括了「噩夢的靈感」之真意。是的，這「死地」可怕，但其實也寶貴，它指出了一條可能深刻之途。對中國的命運和中國文人來說，除了筆直地撞向死亡，穿透它，當一回現實中的鳳凰，也或者竟無他途。誰讓中文這般獨特？誰讓中國在地理和歷史上與世隔絕太久，以至於古典文化確實因為缺乏外來文化挑戰的經驗，而像一根銹彈簧，極度欠缺應對那挑戰的能力？過去存在在那裡，我們改變不了它，也無須抱怨它。真的問題，不是有沒有困境，而是你對困境作何反應？壓力，能否產生「自覺」？我想看到的是：噩夢越深、「不可能」越徹底，越在激發出的靈感、思想和啟示。這是本文想表明的「逆向思維」——困境本身正是啟示。它可能變成積極的能量，關鍵在我們是否有轉化的能力，像生命一樣一次次不顧一切地重新「開始」。回顧中，已有一條寶貴的線索：從七十年代末對文革傷痕（「傷痕」？難道傷口曾經愈合過？）的追問，到八十年代從歷史切入對文化傳統的「反思」，再到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用異樣的五光十色，赤裸裸陳列出世界性的思想危機，我們的追問不是一層層地深化著？這令我在接受義大利國家電視一台的採訪時，當主持人問「詩對你意味著什麼？」我幾乎脫口而出：「從不可能開始。」
我這一代人最根本的經驗就是文革。關於它，一個質問「誰該對那場大災難負責？」一直錐刺著中國人。這股潛流，在七八年底的北京匯聚到一起。一道如今已加入鬼魂的灰磚牆，展示出中國文學史等待的名字們。現在讀來，雖然那些「史前期」作品的幼稚清晰可辨，但有一點碰到了要害，我們各不相同的寫作，在凸顯一個急迫的共同要求：「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感覺，」那正是文學最低、也最高的標準。多年之後，我把它稱為我們的第一個小小的詩論。這同一個標準，貫穿了一個個當代版的「怪圈」。它們貶低了進口的「魔幻現實」，而以我們精彩得多的「現實魔幻」——現實比魔幻更魔幻——取而代之。八十年代似乎比「千年」更長久，因為無需變換朝代和旗幟，一個個輪迴，就在我們眼前重演。如果說小時候那場全民催眠術，曾令一個古國在神巫狀態中如痴如狂，現在，我們長大成人，眼睛睜開了，頭腦清醒了，卻清清楚楚看著噩夢撲面而來。一場時間巫術，就像我用「重合的孤獨」那個詞描述過的。讓一切，億萬次「重合」，又絕對「孤獨」。時間這架絞肉機，攪碎、攪拌一切人、一切世代，同樣的語言、同樣的思維，在上演同一場戲劇。這個成人被活生生塞回子宮的經驗，在我們之前已有過、在我們之後還會有。腳本早寫好了。角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恭順的、自欺的、愚昧而樂天知命的，如抖動的花朵，裝飾著一場場「倒春寒」。「歷史」一詞有意義嗎？千年或一天有區別嗎？漢字動詞不隨時態而變，更不隨更換的面孔和名字而變。由是，一行詩句內，現實之思直接兌換成歷史之思。半坡、易經、長城、大雁塔、、故宮，「自然而然地」滑進我們筆下，成為日常意象的一部分。當我的《諾日朗》被批判成「血腥的」，我不得不暗自同意那說辭，只該再加上「遠遠不夠」。因為，沒有哪滴鮮血，不在用死亡的龐大，證明著死亡的虛無。
以上敘述，恍兮惚兮，既像現實更像文學，卻正是「尋根」一詞所標示的，中國文化反思，正是對現實經驗的引申。文革過去很久了，但假如我們想舉出一部中文文學力作，能發掘我們的命運，像《日瓦戈醫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或《古拉格群島》，曾深刻發掘過蘇俄東歐二十世紀的歷史那樣，逡巡之後，可能還得失望而歸。為什麼一個著名的文學古國，在如此深刻強烈的經歷之後，作品上卻交了白卷？我以前說過：沒有淺薄的現實，只有淺薄的作家。而作家，除了成為一個國度的「思想器官」，又能是什麼？歷史不是別的，它正是時間刻在一個人身上的痕迹：大歷史糾纏個人的命運；而個人的內心構成歷史的深度（順便一提，這「對句」正是我新近完成的自傳體長詩《敘事詩》的主題）。那麼，對文革，我們追問過自己在這場悲劇中扮演過什麼角色嗎？整體的黑暗中，誰敢宣稱自己是清白無辜的？當數億人都在出演受害者，誰是迫害者？難道現實竟荒誕至此，一個災難憑空降臨？文革後的「尋根文學」，其實恰與美國黑人的「尋根」一詞反義——我們無須遠渡重洋尋覓祖先，卻要挖掘自己的腳下、內心，去掘出潛藏在一個民族潛意識裡的「大一統劣根性」。不是魯迅傲慢挖苦的小老百姓們，甚至不止是大權在握的當政者們，而是每個人，無論我們有意還是無意秉承的傳統思維方式，先天解除（切除？）了個人的懷疑與批判精神，尤其懷疑和批判自己的能力，一個根系枯萎的「五千年的文明」，能存在嗎？抑或只剩一個集體弱智的事實？
我們真正的「傳統教育」，與現成文化相反，正是大多數同齡人經歷過的下鄉插隊。那個課程：課本是深入血肉靈魂的痛楚，課堂是祖輩依賴又像監牢般的銬鎖人們的大地，而學到的，是喪失反省的能力，會給一個民族帶來何等的災難！我曾站在陝西臨潼兵馬俑坑邊，目睹黃土掀開一角，暴露出那個近在咫尺、又常常慘遭忽略的死亡世界。「怪圈」？或連那也是託詞？事實是，根本沒有「圈」。我們都是死者，面面相覷中，從未離開此地。八七年，我和朋友們在北京組織了一個詩人俱樂部，名稱是一個宛如讖語的詞：「倖存者」。那預言了我九十年代後的漂流生涯。本來的「倖存」之意，是想警戒我們自己，出版和出國的誘惑，不能放棄嚴肅寫作的初衷。但詩比詩人嗅覺更靈。我寫作五年、八八年出國前完成的長詩《》（標題為一個我自造的篆體漢字，讀音「YI」）中，寫下這詩句「天空從未開始／這斷壁殘垣」、「以死亡的形式誕生才真的誕生」，更點題的是「所有無人 回不去時回到故鄉」，詩已經知道，現實會追上來證明詩歌。就在下一年，我們親眼目睹了歷史的背道而馳。
但甚至這，也從未令我感到意外，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證實詩的深度。如果說文革後，是「人的自覺」喚醒了「詩的自覺」，那現在，則是「詩的自覺」在引領「人的自覺」。《》的第二部，標題是《與死亡對稱》，靈感來自中國歷史，刻意篩選的八個歷史人物，像八塊歷史面具，戴在我臉上，「歷時」界限一舉被突破。形式上，發揮中文性的「共時」可能，現代抒情詩語言、敘事性語言和摘錄的古文，直接拼貼到一起，詩歌文本取消了時間，觸摸到人之命運的千載不移。「每一隻鳥兒逃到哪兒 死亡的峽谷／就延伸到哪兒 此時此地／無所不在。。。」這些句子，難道僅僅在寫中國嗎？或其實概括了今天這個沒有社會理想競爭、沒有政治抉擇、不同政黨就像公司的空話世界？連「雙重標準」都成了奢望、全球化意味著只剩一個標準：利益。人為什麼活著？文學為什麼存在？它除了也被變成無聊的裝飾品，還能成為什麼？一切已有定論的，突然又成了問題！我們的「尋根」，到這時是不是反而找到正解了？其實，我們一直尋找的，正是屈原、杜甫的根，那個古往今來折磨詩人命運、也讓詩句璀璨滋生的根。二零一一年，我時隔三十年後，又一次漫步成都杜甫草堂，寂靜竹叢，細雨深潭，我突然感到，幾十年過去，我不是把自己「寫進」了傳統，而是「活進」了它。翻看唐詩三百首就知道了，那些流傳千古的傑作，幾乎都是流亡之作。就連「流亡」這個詞，也是偉大的屈原頻頻用在他的《離騷》中的。誰如此天才地把它挪用到了今天？有這個「根」在，我們無論在哪兒，都足以安身立命，而不需要依託民族、文化這些空泛的群體，不必借劃分東、西方模式給自己定位。我們要的，是清醒：「沒有天堂，但必須反抗每一個地獄」。在柏林「光流」藝術節上，一位觀眾問我：「你的詩這麼黑暗，光在哪裡？」我回答：「詩歌黑暗，但我在——寫，這就是光！」
三、「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動」
至此，什麼是「中國文化處境中的逆向思維」，是不是已經有了個清晰的定義？「逆向」，是指必須不迴避困境，恰恰相反，迎向它，且堅信越黑暗之處，也是光源潛藏最深之處。「惡夢」中一定有靈感。只要你夠真誠、夠敏感、夠——「深」，就能激活它。這其實是從「國家不幸詩家幸」一路延續下來的思維方式，我們繼續的，只是古今中外從未間斷的詩歌血緣。
自私，冷漠，玩世不恭——三個詞，畫出了一幅今天世界的肖像。這困境，既不止是詩人的，也不只是中國的，這是地球上每個人的現實。有這個語境，哪裡是今天「中國文化」的位置？它有什麼意義？其含義的模糊，正與它的被濫用成正比：那些對儒、道、釋的談論，大多只是文化觀光，人云亦云地抄襲套話，卻與我們每天的生存現實絕緣。文化，如果不意味著「思想」，則只是「商業」的代名詞，就像那些招財進寶的廟宇、避凶免災的「風水」、坑蒙世人的假古董。當代「華老栓」們，聚集在國際政治、經濟交易所周圍，佐餐式地舞龍舞獅，噢，撲鼻一股實用的銅臭氣！
那麼，還有沒有出路？一連串否定之後，還找得到肯定嗎？回答是：找得到。這裡有個必須明確的前提：沒有任何一種「現成的」理論，能套得上今日中國的現實。我們的困境和我們的活力同樣深刻，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黑暗中一寸一寸挪出一條路來。以詩歌為例，中國古詩精美絕倫的形式，已和今天的語言相去太遠了，它們提供的是一個中文詩曾經發育得多麼成熟充分的範本。但同時，僅把西方詩歌視為模特也是「不夠的」。且不說經過中文翻譯的「變異」，我們讀到的，只是某些意象和觀念的縮寫與改寫（這正解釋了大批翻譯味兒十足的「中文詩」之淵源），更可悲的是，儲存在中文性內部、對當代人類有益的思想啟示，也因為在西方文學市場上太陌生而一併遭到了忽略。於是，當代「中文詩」，總淪為用中文寫成的（更差的）西方詩。不，從極端困境走出的思想，必須是極端「原創」的。它的基點是獨立思考。它的強度在不依賴任何一個已有的文化套路。它的能力，是「為我所用」地自由取捨一切人類思想資源。
爭論已久的「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其實全無意義。這裏，唯一的「體」是活著、感受著、提問著、思考著的個人。他／她無須任何鎖定的來源或去向，唯一仰仗的是自己的真誠。既然「純粹的」中國文化，在今天根本就是一種向壁虛構，那麼，避免中、西劣質混血的辦法，只能是尋求另一種良性「雜交」——穿越自我內部的隧道，在層層追問中，讓世界四通八達！這裏，取捨思想的標準，與是否「中國的」無關，只與是否對人類認識自身之「有效性」有關。一切有助於建構思想深度的就「用」，否則一概不「用」。
當我們肯定思想的「個人性」，就溝通了一切文化傳統的原動力。誰說個性自由是西方文化的專利？想想徹悟語言極限的老子、風塵僕僕周遊列國傳播自己主張的孔子、悲憤「天問」投江自盡的屈原，那是對「自我」和「自由」怎樣的張揚！今天的中國，恰在一個觀念上、形式上充滿創造性地時期，這創造性，一面敞開向未來，另一面也在銜接中國古老傳統的源頭。儒家的人格修鍊和社會關注，道家的反觀自身和精神超越，包括佛家對生命虛無的體悟，都能納入一個人思想的內在層次。「中國文化」，就在這個意義上，成為開放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當我們肯定有一個「中文文化傳統」在，那其實是在談論一個到來太晚的、對自己語言和思維的自覺。過去一個世紀，從五四運動的文化虛無，到文革，再到今天潮水般掃過的各種「後學」，中國人對自己寶藏的無知和對外來時髦「理論」的追逐同樣觸目！以至人們至今仍在誤以為中國只是個意識形態案例，而非深邃得多的文化轉型案例。但為什麼不承認，與只有單一文化資源的西方思想者比，我們本來多麼富有：那個綿延數千年、自成一體且被無數古典傑作證實過的傳統，並非因其「古老」、而是由於其思想和美學上的「深刻」，給我們一種先天的多元文化參照體系，讓主動的比較、對話、互動成為可能。
當我們肯定從中文的共時性獲得了啟示，也沒必要否認，這個哲學內涵，能更深地把握人之根本處境。其目的，並非尋找一個與「西方」對立的「東方」，而是要在諸多「他者」（包括我們自身的「他者」）之間，成為那個「主動的他者」。想想這迷信「進化論」太久的世界，是多麼亟需從萬古如一的共時層次上，反省人性深淵。一個重新激活的中文傳統，提供給所有「主動的他者」一個思想資源，供其篩選，良性雜交。無論樂意與否，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球村內，同一種遠比經濟危機深刻得多的思想危機，令每個人腳下（而非「遠處」），都是懸崖絕境。「共時」，穿透歷史幻象，讓人類的「不可能」清晰可見，又因此把每個生命還原為源頭，再一次重新開始。認識現實徹底無出路，恰恰逼迫每一剎那打開成我們的精神出路。
我的詩句「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動」，也是一種肯定——繼續去背叛，任何既定的模式，且為這背叛沾沾自喜。當代中國文化的「無依無靠」，實在是千載難逢的機遇。站在諸多文化的匯合點上。雜交反正在進行。它成功與否，只能由造出的「個性品種」去衡量。也正因此，國家、文化、一切「政治正確」都不再判斷我們，反而成了被判斷之物。文化的再生，就是個人精神活力的再生。
兩千五百年前的中文第一詩人屈原，用他人生和寫作，已經給噩夢的靈感下了定義：追尋——甚至創造更徹底的困境。這是我們真正的思想傳統。他的意義，在於提示給人類：如何「發出自己的天問」？從而和偉大的《天問》建立「創造性的聯繫」？這遠遠超越了「中國文化」。我眺望著的是，一個當代的、普世的「諸子百家」，一個全球獨立思考者的大傳統。它永遠和噩夢相關，也永遠充滿靈感。我們置身於中國文化轉型這首史詩，並通過自己，把它帶入了一首更廣闊的史詩。「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現代希臘大詩人埃利蒂斯光輝燦爛的詩句寫道。經由無數個人的「背叛」，古舊的中國和中文，正一點一點移出長久顛倒的價值觀。它或許真是那隻鳳凰？這問號，正是令我感動之處。
2011年10月14日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