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3日訊】2011年溫州動車相撞事故發生後的某天，有一次坐出租車的經歷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剛坐上車，出租車師傅就開罵，鐵道部長應該槍斃，XXX和XXX應該下台。這種沒有任何話語鋪墊，陌生人之間直接表達激烈政治觀點的現象，讓人驚訝，也讓人思考，我們身處的社會情境，是否已經有了一些不言自明的共同背景？
後來有機會坐出租車的時候，也就有意和司機搭訕，提及一些熱點話題，觀察下出租車師傅們的回應。我個人的經驗是，無論哪個城市的司機，都熱衷於討論政治，出租車師傅掌握的信息雖然有多寡，表達能力有強弱，但是其表達出來的政治見解高度一致，那就是對官場腐敗的痛恨，對政治體制的不滿，很多時候他們的觀點簡單明了，認為只要一黨專政不改變，其他的都是空話。我注意到，一些國外媒體曾經對北京出租車司機做過採訪，認為他們個個都是政治評論員。現在看來，這種現象絕非北京獨有，上海，廣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的出租車司機，一樣熱衷談政治，雖然他們的信息量和談話水準可能不如他們的北京同行，但對現存體制的謾罵勁頭一樣不遜色。就這個現象，曾經和一些朋友溝通過，大家的印象是，出租車司機對政治的關注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出租車司機的政治觀點，即使程度有差異，但是對現存體制不滿，對民主體制的期盼，已經是主流，這的確是一個頗有意思的社會現象。出租車司機在政治見解上的這種趨同化，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也許可以先採用一些排除分析。
知識教育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平均來說，出租車司機群體所受教育程度一般（這裡沒有絲毫貶低的意思），而所受的教育中，肯定是官方政治同化教育為主，基於個人主義理念，自由，民主，法治等價值理念的教育相對匱乏，因此教育和知識不是這個群體政治見解趨同的原因。
不是由於他們的相對社會地位
在目前的社會分工體系中，出租車司機大約已經處在中下層，他們工作辛苦，收入水平不高，但他們尚不是社會的最底層，平均來看，農民的整體地位顯然比他們更低，但是農民階層的政治見解遠遠沒有他們的清晰，激進和一致，與出租車司機相對應的很多社會階層，比如技術工人，很多行業的普通職員，等等，也看不到這種政治觀點的趨同現象。這說明，相對社會地位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那是否是他們職業特徵所決定呢？
應該說，有些職業特徵天然的會和權力壟斷體制發生衝突。比如媒體人對新聞自由的追求，法律人對法治理想的信念，都會和黨國體系對新聞自由的壓制，對法律的操控等行為產生衝突，進而導致特定職業群體政治見解的趨同化。出租車司機是一個普通的工種，其工作要求其具備良好的駕駛技術，要求其遵守交通規則，和國家機器之間相距相當遙遠，並不會構成任何直接的衝突，那為什麼出租車司機這個職業群體政治見解會如此趨同化？
好了，做了上述排除分析之後，可以引出一個基本觀點了，那就是出租車司機的政治觀點趨同還是和他們的職業有關，只不過不是和職業特徵中的駕駛部分相關，而是和這個職業的社會接觸網絡有關。
假設一個出租車司機一天的毛收入是500塊，而每趟服務的費用是10-15元的話，那麼一個出租車司機典型的一天會接觸到30——50批次左右的乘客。除了高官巨賈，大部分人都可能乘坐出租車，由於乘客的隨機性，出租車接觸的乘客群，無論從年齡分佈，職業，教育，性格，收入，社會階層都千差萬別，某種程度上，基本包含和代表了整個社會人口屬性。
一般人的社會交往網絡是由家人，親近朋友，同事，外圍朋友和陌生人逐步擴展出去的，根據一些社會學家的研究，大部分人的社會交往時間都是和前面三個層級相關，也就是說，和家人，親近朋友，同事之間所消耗的時間，可能佔到其百分之80%以上的時間。只有極少數人群的社會交往時間不遵循上述模式。
雖然出租車司機自身社會交往網絡並沒有特殊性，但是他們的職業特徵決定了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和陌生人在交往，而無聊煩悶高度緊張的駕駛工作，又使得他們有強烈的溝通意願，期待和作為陌生人的乘客之間有一些輕鬆隨意的談話。
人際之間的關係屬性往往決定了話題的選擇和談話的深度，比如家人之間往往談論家事，同事之間的話題更多的和工作相關，朋友之間的談話也往往和共同的記憶和生活經歷相關，而長期以來的政治禁忌和恐懼記憶，其實使得人們很少在親近關係圈中討論公共話題，至於激進的政治表達，會破壞親近關係圈的談話氛圍，自然很少被帶入到話題中。
而出租車司機所面臨的對話環境比較獨特，接觸到的都是陌生人，彼此交往的時間和空間都是短暫的和有限的，因此很難構建出一種親近關係的氛圍，那些和親近關係相關的特定話題，自然無法進入語境。英國人在陌生人之間打破沉默的技巧是評論天氣，不過關於天氣的對話，其實只合適非常短暫的接觸空間，比如街頭偶遇，同坐電梯等等場合——這種打破沉默的技巧，中國網民其實已經心領神會，比如在某些特殊日子貼一句：今天天氣哈哈哈哈，那真是意味無窮。不過話說回來，出租車司機和乘客之間的接觸時間，往往在15分鐘到半小時之間，要麼大家保持沉默，如果一開口，光討論天氣是無法有效延續話題的。
在這特殊的環境裡，在出租車司機一方特別有談話意願的背景下，公關話題的進場，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比如討論奇聞軼事，公共災難，國際關係等等。由於出租車司機工作辛苦，他們平時並沒有太多的信息收集和處理時間，因此除非和他們工作相關，比如油價漲跌，一般來說，他們只能把握那些最具有公共性，最具有傳播力的話題。本文開頭提到的溫州動車事故，自然屬於這類話題。
但是分析到這裡，還是沒有能夠闡述清楚，為什麼出租車司機會熱衷政治表達？甚至會逐漸演變出那些激進政治觀點？也許，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測，出租車師傅們的談話熱點和輿論熱點高度相關，股市，財富，國際關係等熱點都曾經佔有一席之地，只不過話題逐步演化，終於停留在政治相關的領域中。
要完整和清晰的去還原這個過程，是不可能的，不過可以想像的是，這種長期和陌生人交往的社交環境，使得出租車司機不但駕駛技術特別好，而且對陌生人的分析和判斷會高人一等，他們對提出話題，構建談話語境的技巧也非常高，這些都變成了他們本能的一部分。因此，通過很短時間的接觸，他們就能發現乘客會對哪些話題感興趣，這些話題既能引發共鳴，又不會讓人覺得過於唐突和冒昧。從演進的觀點來看，經過一段時間未必自覺的調試，出租車司機們也許發現，某些特定的話題，雖然具有十足的傳播力，但是畢竟有一定的時效，比如溫州動車話題可以持續一個禮拜，王立軍的話題可以維繫三天，等等等等，不一而同，超過時效，這些話題就失去意義了。而政治問題，卻是數十年如一日，長期持續存在，並且和乘客很容易形成某種共鳴。對目前政治議題的話語能力，並不需要像民主政體下，政治議題變得十分特定和細緻，從而需要某種專業判斷力，出租車師傅們，僅僅依靠一些簡單的常識，就能做出一些十分直白而又靠譜的判斷，比如沒有選票，其他白搭；比如一黨專政不改，官場腐敗沒治等等。
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假以一定的時間，出租車司機愛談政治，尤其是愛談宏大政治話題，就不奇怪了。而這個過程持續循環下去，出租車司機的觀點就很容易和乘客的觀點相互影響，逐步協同，對社會上流行的政治觀點越來越有代表性。而最近十年以來，經濟體制改革停滯，政治體制僵化，社會矛盾日益激烈，民間挫敗感增強，而民間表達空間卻有質的飛躍。伴隨著這個過程，是官方宏大敘事衰敗，現代政治理念擁有越來越大的市場，民意已經成為一股誰也不能忽視的獨立政治力量。出租車司機們越來越喜歡討論政治，恰好是強度不斷增加的社會輿論的一個折射。民間公共輿論的同質化塑造了出租車這個特定群體政治觀點的同質化。
當然，出租車司機本身在這個社會輿論的塑造中也肯定起了獨到的作用，傳播學強調意見領袖和關鍵傳播人的作用，而出租車司機就是社會傳播網絡中關鍵節點，他們廣泛的接觸面，他們積極的傳播行為，使得他們成為引爆某些流行觀點的最有效的載體。
公共行動是由流行觀念催生的。當出租車師傅們都在熱烈的議論腐敗，談論民主，選票的時候，意味著這些觀念已經不再囿於知識分子的小圈子，而成為大眾流行語彙，提升著公共感知，逐漸形成行動的勢能，變化正在孕育中，明天具有無限可能性。
文章來源：《公民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