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江澤民》第十一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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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7月5日訊】第十一章貪戰中的“中國模式”(下)

第四節 中國模式–現代奴役制度

奴隸制,是指奴隸主擁有奴隸的製度。古代最典型的奴隸制是羅馬帝國,此外,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南北戰爭以前的美國南方,以及以前一些英國、法國、西班牙、俄國的殖民地都屬於奴隸制。奴隸主與奴隸之間是佔有和附屬的關係,奴隸被剝奪一切權利,在暴力控制下從事最緊張、最繁重的勞動。奴隸主階級佔有和支配奴隸的勞動成果;奴隸只能獲得極少的生活資料以維持生命。

1834年5月1日,奴隸制在英國領土範圍內被廢除。 1861年,美國為改變黑奴的命運爆發​​了一場異常殘酷的南北戰爭。 1862年,美國總統林肯發表《解放黑奴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宣布黑人奴隸獲得自由,從而結束了美國奴隸制的歷史。 1865年1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憲法第13條修正案》,規定奴隸製或強迫奴役制,不得在合眾國境內和管轄範圍內存在。

當代中國發生的奴役制和古代的奴隸制有了不同。首先被奴役的中國大眾是中共口頭上永遠的“國家主人”,但是沒有任何主人的權利。在中共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全球經濟爭奪中,常常把“國家主人”的利益作為中共的資本出讓,甚至出賣。

當代中國“血汗工廠”

奴隸製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已被人類文明所擯棄,而奴役現象依然活躍於世界各地。 “血汗工廠”(sweatshop)便是這種奴役現象的反映。 “血汗工廠”一詞最早於1867年出現於美國,後來指由包工頭自行找人幹活的包工製。當成千上萬的跨國公司湧入中國的時候,現代“包身工”就開始出現在微軟、蘋果、耐克、迪士尼等大資本集團在中國的工廠裡了。

美國人權組織“中國勞工觀察”2009年11月25日發表報告稱:由於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公司以低價從中國供應商進貨,導致一些中國供貨廠家用工條件惡劣,一些中國工人因此處於“血汗工廠”的“包身工”相似境地。 【41】血汗工廠的報導在中國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這些血汗工廠不僅包括在業界具有知名度的大企業或者是大企業老闆,而且還包括那些不知名的企業。只是“血汗工廠”一詞包含著沉甸甸的良心道德意義有恥於人類文明,有悖於歷史走過的歷程,血汗工廠一旦曝光之後,這些老闆們都否認這樣事實的存在。

富士康事件以其著名的“十四連跳”震動了中國和世界,也激起了人們對中國“血汗工廠”的關注和了解。而在中共為了維護其執政合法性所極力炫耀的經濟“成果”背後,恰恰是無數被刻意忽視了的“血汗工廠”的辛酸。

富士康事件

富士康血汗工廠事件由來已久,但是真正進入人們的視野是在2010年。富士康是擁有五十多萬員工的全球第一大電子商品製造商。很多人就是通過富士康事件才知道了“血汗工廠”這個歷史詞語的當代中國現實意義。

2006年,蘋果中國在富士康深圳基地的代工廠裡,生產線上的女工每天要連續站12個小時,不許說話,經常有工人因為疲勞過度或者睡眠不足而倒下。 【42】 美國非營利機構公平勞工協會(FLA)發布報告稱,在富士康的這三家中國工廠中(富士康旗下的深圳觀瀾、深圳龍華和成都工廠),有60%以上的員工稱其工資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在這三家工廠中,工人的平均月薪為人民幣2,257元(約合358美元)到人民幣2,872元(約合455美元)。 【43】

V-Tech

VTech總部在香港, 廠房設在廣東省東莞。 VTech是德國電訊和澳洲Telstra的獨家供應商。 VTech電話在美國的沃爾馬,塔吉特,史泰博,西爾斯和其它商場均有銷售。

根據全球勞工與人權研究所的一份報告,工人們透露,“公司把工人當奴隸使喚,”“安保經常毆打工人。”有工人抱怨,“有時我想死。我每天玩命的干活就為了這毫無意義的生活。我想找個理由活著。既然活著​​這麼累,去死未必是壞事。”每天規定的工作12-15小時,從早上7點半到晚上7點半或十點半,每週工作六天。工人每週74至77小時在廠裡,工作長達68-71小時,包括28-31小時加班時間。 【44】

工人被強迫整天站著勞動。工人掙的工資低於能養活自己的起碼費用,每小時只有$1.09(美元)!八個工人一間豬狗式的宿舍,睡在窄小的睡板上。工人報告說,“很骯髒,象住在豬圈裡一樣。”【45】

戴爾電腦

2006年11月至2008年8月,香港的七所高校大學生聯合成立調查小組,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前往東莞,在對戴爾等多家電腦生產廠商調查後,發布了一份名為《戴爾:零庫存策略背後的血汗工場》的調查報告,對戴爾涉及的低工資,嚴酷的管理及用童工的現象進行了披露。報告指出,被指為血汗工廠的三家公司均為戴爾供貨商,分別為東莞長安光寶電子有限公司、旭基電子有限公司、東莞石碣泰瑞塑料電子廠。

戴爾的直銷模式將品牌商的風險轉嫁到供貨廠商身上,最後直接導致了工人被嚴重剝削。調查顯示,正班工資每天只有17元人民幣,平均時薪為2.1元人民幣,加班工資只有3.5元,遠低於法定工資標準,而且沒有向員工提供產假,也沒有提供法定的有薪假期,工人在勞動節放假沒有工資,工人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吃飯。光寶及旭基兩家工廠很多崗位都要求工人站立上班,一天站立時間高達十二小時,由於產量定的很高,導致大部份人都不能在上班時間完成產量。
    
古馳事件

近日,網絡上發表了一封《集體辭職的古馳員工致古馳最高管理層的一封公開信》,控訴古馳公司100多項行為規定中限制員工:喝水要申請,上廁所要報告,孕婦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等,甚至懷孕7個月員工仍要上夜班,最終致使孕婦流產。例如長期長時間站立導致脊椎病、骨骼變形、靜脈曲張、不孕等疾病.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沒聽說過該品牌在中國以外的工廠出現過類似的侵權現象。辭職員工在公開信里希望公司賠償加班費,而國外古馳店在加班費問題上從未有過拖欠情況,且福利豐厚。 【46】

微軟東莞的“血汗工廠”

美國勞工委員會(NLC)曾發布報告稱,微軟東莞代工廠、全球第二大鼠標生產廠家東莞昆盈電腦製品有限公司是“血汗工廠”。美國勞工委員會列數了東莞昆盈工廠勞動時間過長、工資過低、工作環境惡劣等八大侵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未成年工人每天在廠裡必須工作15個小時,但每小時工資僅為約50美分,並且在工作期間禁止談話、上廁所,每間宿舍住十四個人。該廠沒有和員工簽勞動合同,強制他們延長工作時間,員工每月勞動時間長達280個小時,遠高於法定工作時間。 【47】

可口可樂嚴重違反勞動法

2008年,九名大學生的一份調研報告指責可口可樂嚴重違反勞動法,長期、大量僱用派遣工和其他非正式工,隨意開除工人;旺季每月超時工作150小時,遠高於法定的36小時;部分派遣工收入被剋扣11%,所得甚至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這些工人處於可口可樂公司最底層,乾著最危險、最苦、最累的工作,工作時間最長,工資卻最低。 【48】

供貨商不斷削減工人的社會福利

德國媒體報導,國際發展政策機構“南風研究所”在德國斯哥堡(Siegburg)的分部指責說,阿爾迪廣東一家供應商的工人由於工資太低,所得收入難以維持生活,只得拼命加班,甚至每月加班時間超過130個小時。南風研究所德國分部的維克女士說:“跨國公司對其外國供貨廠家的工人的惡劣勞動條件應該負主要責任。供貨廠家是處於被動地位的。” 維克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國公司可以引起供貨商之間的相互競爭,而供貨商為提高自己產品的競爭力,減少勞動成本,只能繼續削減工人的社會福利,使他們的勞動條件越來越差。” 據南風研究所公佈的消息,阿迪達斯公司在中國福建省的兩家製鞋工廠工人每月加班最多達92個小時。 【49】

普華永道員工“過勞致死”事件

普華永道(Priucewaterhouse Coopers)25歲女員工潘潔由於連續數月高強度工作誘發急性病症,不幸離世,被媒體解讀為“過勞致死”。普華永道25歲員工潘潔在去世前,多次在微博上抱怨“睡眠不足、老是加班”。普華永道資深員工對媒體透露,加班是家常便飯,而且大部分加班時間並不會統計入工作時間,不會有加班工資。普華永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會計事務所. 【50】

女工彭水銀之死

2011年5月14日,女工彭水銀在東莞塘廈鎮的星浩手袋廠宿舍五樓跳下,身上只揣著四張1元人民幣、一部欠費的山寨手機、一把每月170元房租的小屋鑰匙。這家工廠的業務之一是為Coach、Diesel等國際奢侈品牌代工。彭水銀的工作,是日復一日地為這樣的名牌包上光擦油。但她和大多數中國女工一樣,並不知道一個皮包的價格,可能早已超過她一年的工資。奢侈品牌在中國加工,早已是公開秘密。 2010年,經濟觀察報等媒體報導,Prada、ColeHaan、Camper等上流社會流傳的品牌,均由難以計數的中國工廠為其代工生產。然而,由於恥於提及產品的“中國身份”,它們不會被貼上“Made In China”的標籤。一些廠商甚至拒絕承認曾在中國代工。 【51】

GE公司廈門涉嫌違法用工

2008年,美國非營利性調查機構公佈Policy Matters Ohio關於GE公司廈門涉嫌違法用工的調查報告。在這篇題為《好燈泡,壞工作:熒光燈背後的工人和工作環境》的報告中,GE與廈門通士達的合資公司通士達照明涉嫌的違規操作,包括,工人每週工作超過64小時,而得不到足夠的加班工資;工人在含汞的環境中工作而缺乏必要的防護培訓;公司僅僱傭32歲以下的女工;不提供工資單,造成工人無法得知自己的薪水是否合理等。報告總結說:該廠的工人常處於極度疲憊的狀態,公司做法違反了中國的勞動法。 【52】

人類文明到了二十一世紀,西方世界以戰爭為代價拋棄了奴隸制和奴役制及與之相關的殖民主義,為什麼奴役性質的“血汗工廠”會進入中國並“發展壯大”,而且是諸多世界知名企業到中國後紛紛搞出來的“血汗工廠”?

中共為奴役制提供了滋生的條件

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曾經寫下這樣的人類文明原則:“我們認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來自被治理者的同意。”

當然,杰斐遜總統所說的政府不包括中共,因為中共的權力,並不來自“被治理者的同意。”不僅如此,中共的執政道德完全爛透之後,近二十多年來經濟政策的實施中把政府的行為也經濟化和集團利益化了。黨國政府按照自身利益定義自己的趨向和目標,安排自己的活動,片面追求黨的集團利益最大化, 忽視或有意篡改政府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和社會功能。

政府行為利益化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政府官員的腐敗,而且是得到製度性保障和提倡的腐敗。在現實的運作中,黨的政府實際上已經經濟集團化或個人壟斷化。這種利益的集團一方是不斷地尋求利益最大化,另一方用手中的無度權力為利益最大化的實現提供了製度保障,並從中不斷瓜分其中的“成果”。由於製度完全被權力的無控制所腐蝕,全然不必顧忌任何道德的約束,血汗工廠的產生就是必然的。說穿了,就是中共的製度產生出了當今的血汗工廠。

中外官商聯手造成了“低人權”局面

這一切是從中共向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出讓中國人民的利益開始的,貪得無厭的跨國企業藉機拼命低價採購導致“血汗工廠”產生。 

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的全球化,在全球範圍內,資本走出國界,尋求最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跨國公司成為一股超越國家界限,影響甚至左右全球政治的強大經濟勢力。他們要求被投資國的政府簽訂保護外資的條約,放鬆對外國企業的管理,埋怨工會阻礙經濟發展。同時,他們憑藉比國內勞動力價格低得多、卻比發展中國家高得多的勞動報酬優勢,保持買方壟斷的地位,在就業機會、勞動時間、勞動保護、福利保險方面主導“低人權”的狀況,置工人的基本權利於不顧,再現奴役制的國際大遷移。

在現有的社會環境下,中共為了片面保證其認為執政合法性的表現工程–GDP增長,不惜犧牲中國人民的基本生存利益,健康保障,甚至生​​命保障,讓跨國公司代工廠普遍的將成本轉移到工人身上,從而獲取更大的利潤空間。象沃爾瑪這樣的全球最大的連鎖超市,一直以低廉的價格吸引人,低廉的價格建立在低廉的採購上,而低廉的採購和中共的政策一拍即合,直接使生產商血汗工廠的事件層出不窮。 

震驚全球的“富士康悲劇”到底因為什麼?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分析道:

“蘋果在盡一切可能擠壓富士康的利潤。為了壓縮成本,賺取更多的利潤,富士康只能靠加大員工的勞動強度以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必須進行半軍事化管理才能滿足蘋果的要求….富士康只是它的工具而已。” “但是對富士康來說,如果不按照客戶要求做的話,他就拿不到訂單,就這麼簡單!

“我們就以iPod為例吧。iPod在2006年上半年的銷售量是850萬台,同比增長61%,收入超過了100億美金。蘋果賺了這麼多錢,那富士康能賺多少呢?我告訴你,4美金,就是說每一個iPod富士康只能拿到4美金,占利潤的1%還不到,因為這裡面還沒有剔除電費、設備費用、材料費用等等這些生產成本,其他99%的錢都是被蘋果賺走的。”蘋果規定的人工成本是根據工廠所在地的最低工資乘以每件產品的最高工時得出來的。零配件的成本,則是蘋果直接向富士康以外的各個零配件供貨商下單的,而被採購的零配件會按照蘋果規定的時間準時送到富士康進行組裝。 【53】

河北省一家為德國供應紡織產品的私人工廠老闆陳先生表示,工人加班加點並不僅僅是為了多掙錢,而常常是因為外方限制苛刻的交貨期所造成的。 “有很多外商,包括德國的,到工廠來的時候就告訴你必須何時交貨。他也會明確地對你說,你可以讓工人晝夜加班,把貨趕製出來。”【54】

國際上的一些學者把跨國公司的這些行為稱為“企業的精神分裂症”。跨國公司跨越了國度,有各種辦法逃避主權國家的各種監管,因此,企業的違規行為和行賄行為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對內,企業要求員工盡顯人性善的一面,為企業勤勉工作;對外,企業就只是一個賺錢機器,不僅不盡責任,往往比小企業更能做各種違法違規的事情。微軟和古馳這些企業在本土市場上規規矩矩,到了中國卻陷入“血汗工廠”的醜聞,是因為美國的勞動監管較為完善,企業很難鑽空子,與其因違法受到嚴厲懲處,還不如老老實實遵紀守法。更是因為在中共的不道德環境中,外商陷入貪戰的道德誤區,放任自私的惡魔,不惜重演奴役制的奴隸主身份。

由此可見, 現代奴役制度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以所謂的“中國模式”大肆氾濫。這是中共政府與西方跨國公司, 以及某些西方政府合作的結果。 2005年7月30日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說: 中國模式(主要是指經濟模式) 的成功, 主要得益於“中國的政治穩定”, “中國的政治制度給了中國政府足夠的控制力來為外來投資者服務”, 以及“跨國公司與北京政府夥伴般的密切合作”。也就是說中共的獨裁政府和西方跨國公司“可以從他們的合作中獲得最大的利潤”。 【55】因此,作為受惠方,所謂“中國模式”的說法起源於西方世界,並受到這些人的熱捧也在資本家奴役制的“情理”之中。
 

第五節“重慶模式”的破產-—“中國模式”的未來先兆

道德下滑造成的社會不公,環境污染,貧富分化,民生困苦,不可持續發展等等一系列問題,成為了所謂“中國模式”揮之不去的夢魘。

2008年薄熙來到直轄市重慶任市委書記。薄熙來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兒子,薄一波曾幫助江澤民坐穩權位。薄熙來到任之後,提出了建設“五個重慶”的規劃,就是“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薄在重慶三年多,花樣名堂不斷,“打黑”、“唱紅”、“民生十條”、“共富十二條”、“三進三同”、“大下訪”等等熱詞頻出。短短時間之內,“重慶模式”浮出了水面。

“重慶模式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唯一生機”,“重慶模式是中國的希望”,“重慶模式”——科學發展觀的全面實踐”,“重慶模式是中國必然的選擇”,“重慶模式從’GDP舊政’走向’民生新政’”……一時間,“重慶模式”可謂風生水起,成為了“中國模式”的未來版。

“重慶模式”作為“中國模式”未來走向的縮影,隨著薄熙來的垮台,人們看清了這個迷惑無數人的“重慶模式”後面的諸多黑幕。如果說人們對中共還有一點幻想的話,也終於被這個“重慶模式”給破滅了。

唱紅打黑

對於“重慶模式”,外界知道的最多的大概就是“唱紅打黑”,這也是薄熙來最用心的地方。

“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簡稱“唱紅運動”或“唱紅歌”,官方簡稱“唱、讀、講、傳”,是“唱紅打黑”運動的第一部分,用“唱紅”來進行道德教育。至2012年2月,紅歌演唱活動共進行25.16萬場,共1.82億人次參與。 【56】 2011年6月29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週年在奧體中心舉行的(重慶)中華紅歌會,來自全國的108個合唱團參與表演,全場演員及觀眾共計10萬人,俗稱“萬人紅歌會”,連到訪重慶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前來“紅歌會”捧場,不知基辛格懂不懂那天在會上唱的“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打黑”是“唱紅打黑”運動的第二部分,是指“重慶打黑除惡專項行動”。截止2010年5月1日,打黑行動已抓獲涉黑涉惡人員4781人,14個涉黑涉惡團伙受到致命打擊。在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的率領下,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原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張弢、原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原經偵總隊總隊長趙利明、原市交管局局長陳洪剛、市煤監局副局長王西平等一批政府官員相繼落網。 《時代雜誌》將此次行動形容為“中國的21世紀大審判”。 【57】

唱紅:如文革復辟

看起來是很迷人的“重慶模式”,從一開始,就富有爭議。

運動式的“唱紅打黑”讓人想起文革的荒唐往事。有觀點認為,“唱紅”活動極度左傾,有復闢文革之嫌。大量紅色短信也讓民眾不堪其擾。有報導稱重慶“唱紅”活動花費巨大,達2,700億元之多,【58】 實屬勞民傷財。同時也浪費了大量時間,尤其是在校學生停課唱紅歌影響甚大。有媒體報導稱,癌症病人唱紅歌即可緩解疼痛,【59】監獄囚犯唱紅歌積極可以獲得減刑,【60】 有評論認為此類事件滑稽可笑,唱紅歌活動已接近癲狂。

依靠說教運動來提昇道德,是中共一貫的做法。明知沒有用,可總是反復如此的做戲,這是中共走不出的怪圈。重慶的唱紅,不但成本高昂,而且其中所蘊含的頌揚暴力鬥爭、領袖崇拜以及漠視個人權利與尊嚴等內容,與傳統道德、普世價值觀可謂南轅北轍。

打黑:實乃黑打

“打黑”擴大化,運動化,使得黑打成災。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在“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中說:“在整個’打黑’行動中,我們看到了運動式執法和司法在轟轟烈烈地開展。在短短八個月的時間裡,當局發動社會密告(所謂’群眾來信和檢舉’),抓獲’涉黑’人員近五千人。隨之而來的是數百個’專案組’突擊工作,以’重慶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訴和審判。文強案二審之前出現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網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記清楚地表明,公安、檢察和法院之間是如何不分彼此、聯合辦案的。不僅如此,所謂’大三長會議’幾乎是公開地登堂入室。對於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公安局局長開會協調,導致案件還沒有開審,判決結果就提前決定了。最後的審理過程就是走過場。制度設計中所追求的三機關相互制約機制也就完全失靈了。各位同仁,你們不覺得這種做法完全違反了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所明確規定的檢察權和審判權獨立的準則麼?”【61】

自打黑運動化以來,不僅曝出了李莊案,方洪案,還出現了震驚世界的李俊案,特別是流亡海外的李俊,以鐵的證據撕開了“唱紅打黑”的幕後隱情。

維持社會秩序和安全靠踐踏法治,這種不受限制、不講法律、執法犯法的公權力,實際上比黑社會還要黑,比黑社會的危害還要大。

高增長背後的高負債

截至2011年底,“五個重慶”累計投資9,600億元,完成計劃投資的73%,其中財政投入超過2,300億元。差額的錢從哪裡來?只能藉錢。 “重慶模式”是靠借錢堆出來的。號稱全面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慶模式”其實與江澤民時代的GDP崇拜一樣,並不“科學”,一樣是面子工程,是薄熙來爭取上位的政績工程,是不可持續的。

《華爾街日報》在一篇題為“重慶:高增長背後的高負債”文章中引用中國評級公司分析報告指出,重慶市積累了超過3,460億元人民幣的負債。這比薄熙來2007年當上重慶市委書記時候的總負債1,620億元人民幣翻了一番,增長速度驚人。文章還引述美國西北大學中國地方債務問題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的話說,重慶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國有開發商在2011年年底的負債一共有1萬億元。這個數字是史宗瀚根據他自己對重慶融資平台記錄的研究估算出來的。 【62】

如何借錢?重慶政府有個“八大投”,是指重慶水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重慶城市建設投資公司、重慶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重慶市地產集團、重慶市開發投資有限公司、重慶市水利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重慶市交通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渝富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八大投”作為融資平台,具體做法就是政府先註資、再融資,類似於資金釣魚。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在“數據透視下的重慶模式”中,舉了一個簡單的數學例子來說明這個融資模式,“舊模式中1億元的財政開支或許只能支撐1億元的投資;相反,如果這1億元投資作為資本金,撬動區政府以未來土地增值4億元,合計5億元作為資本金,在65%負債率水平上可以承受9億元信貸,如此,總投資可以放大到14億元。新舊模式下投資規模相差可高達十數倍。同時,在新模式之下,可暫時不考慮還本付息方面壓力,依靠資產增值足以說服銀行提供源源不斷的後續支持。這樣,地方政府債務平台模式繞開了中央關於地方政府不得舉債的規定,經營城市的思路由關心經營損益轉變為資產負債表管理,代價則是負債額持續攀升。”【63】

住房難是中國民生問題之最,重慶的公租房政策贏得了很多人的讚譽,有學者認為找到了解決中國住房問題的出路,認為“重慶公租房成住房制度改革的樣本”。

2010年重慶市計劃十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到了2010年6月,這一計劃增至前三年在主城區建設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薄熙來把一個2020年的計劃提前到中共十八大召開的2012年,政治上的動機,值得玩味)。重慶公租房建設總共需約1,000億元的投資。揮不去的問題仍然是錢從何來? 70%仍然要去貸錢和融資。這樣的模式,是沒有可能在全國大面積推廣的。

廣東廣晟財富投資管理中心投資總監劉海影在《誰來約束地方政府? ——重慶模式的經濟批判》一文中指出, “重慶模式是財政軟約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槓桿化為特點的政府拉動型經濟。” “這種模式在短時間來看效果是很好,長期來看則未必美妙,因為’借錢是要還錢的’。”

獨立撰稿人應學俊在“重慶歸來話重慶”的系列文章中說,細瞅“重慶蛋糕”內囊,認為重慶的所謂“共同富裕”——即“一邊借錢一邊做蛋糕、蛋糕還沒做好就分蛋糕,等待土地收益來還債”的模式,用“危如累卵”和“冒險”來形容大概是可以的,而與“科學發展”大概不沾邊。 【64】

“三進三同”:新時代的“上山下鄉”

所謂“三進三同”,就是讓官員們“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根據重慶市的官方說法,這個政策出台的背景是,“當前,部分乾部宗旨意識淡薄,缺乏群眾感情,存在脫離群眾,脫離基層,脫離實際的傾向”。

基辛格去聽薄熙來的“紅歌會”,無獨有偶,基辛格諮詢公​​司常務董事喬舒亞•雷默,也就是“北京共識”的發明者,也在這一年造訪了重慶。據雷默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介紹,重慶令雷默最感興趣的是政府乾部的“三進三同”,雷默多次對崔之元表示,下次再來重慶時,一定也要參加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活動。 【65】對“三進三同”頗感興趣的雷默,有沒有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共的官員會脫離群眾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共的官員不是選出來的,只對上級負責。

相對而言,在西方民主國家,因為選票的緣故,候選人就會主動與選民接觸,傾聽選民意見,套用一句中共的話說,就是西方官員由於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就會自主自願地、勤勤懇懇地“密切聯繫群眾”,根本就不用“三進三同”。

中共不是從政治制度上來保障官員自動“密切聯繫群眾”,而是繼續搞起被歷史證明根本不起什麼作用的運動來裝點門面。這種運動式的東西,總是弊端叢生,最後得不償失。運動中搞的弄虛作假,也會進一步敗壞社會風氣,結果呢,適得其反。走過場還算客氣的,最後走到瞎折騰,害人害己。報導稱,重慶南岸區組織萬名幹部下鄉種地,納入年終考核,每年要累計一個月的種地時間。有人不以為然,因為種地是個技術活,讓坐辦公室的人去隨便忽悠忽悠,到底是去種地還是添亂? 【66】

“重慶模式”的破產:“中國模式”的未來先兆

“重慶模式”隨著薄熙來的下台急轉直下。

“重慶模式”是作為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未來走向而被炒作的,幻想能在關注民生,共同富裕,提昇道德等方面有所作為。到頭來不過是薄熙來在政治上的一場賭博。

我們不是要在一般意義上否定對民生問題的關注,恰恰相反,我們要指出的是,中共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在權力不受約束的情況下,已經喪失了真正從根本上解決民生問題、提升社會道德的能力。無論是“中國模式”或者“重慶模式”,其實都是一個套路,急功近利、寅吃卯糧、不惜工本,流於面子和政績工程,踐踏法律,漠視人命,不尊重人權,動不動就搞運動,雖然表面看起來轟轟烈烈,似乎有所成就,但是造成的問題,特別是長遠來看,都是災難性的。

第六節 中國模式的內在缺乏

對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列出各國壟斷資本家為中國經濟多年大輸血的世界成本。

對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包括中國人民為之貢獻的力量和承受的巨大負擔。黃臥雲發表的“中國模式的風險”介紹,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稅收每年都保持在20%-30%的速度增長,兩三倍於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而納稅人則承受著世界上最繁重的稅負,銀行則用隱蔽的方式蠶食著居民的財富,國有壟斷性銀行人為壓低存款利率,使中國的實際存款利率長期處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出現嚴重的實際負利率。 【67】

對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考量發展的本質和質量。中共完全無法和當年的日•韓相提並論,沒有任何可“真正”中國製造的本土技術和產品行銷世界市場。

對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包括各種代價的統計,尤其是中共強迫中國人民付出或透支的一代和多代人的損失,不僅僅是環境污染,而是生命的縮短,生存條件的極度惡化,生命質量的徹底毀壞。

對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公佈社會財富如何以假的公平,快速加大社會不公,讓劫富的人更有機會掠奪共有的財富,讓貧窮的大眾不僅沒有任何福利可言,更有可能失去僅存的活命條件。據黃臥雲的文章介紹,國家財政收入相當大一部分用在政府自身的奢侈性消費上,極不透明的“三公消費”(公款消費、公車消費、公款旅遊)據人們估算已達萬億元人民幣,但另外一方面,2010年全國的公共衛生醫療支出卻不到區區1500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僅相當於英國的八分之一,而中國人口是英國的20倍。 【68】

最重要的是,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辦法得出道德代價沉重付出的總額,無法估出幾千年的文明被污染後,貪婪對世界正義和人類精神吞噬的惡果。這樣的大倒退比其他的損害更具殺傷力,毀滅力,直接顛覆人類有史以來秉承的道德價值標準。淪落入這種道德和精神喪失陷阱的各國還有可能獲得什麼樣的未來?

當大家把上述的一切都計算進去,中共模式中還有什麼東西能留下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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